*本文原载：《教育传媒研究》第四期
一、学者最有意义的问题意识往往来自于个人的情感
问：赵老师，您好！开始关注您，是从关注河阳论坛开始的，想请您介绍一下河阳论坛的情况。
赵月枝：我很惊喜你听说过河阳论坛。河阳论坛听起来像个学术会议，但实际上我是有一些不同想法的。首先论坛是以河阳这样一个村庄的名字命名的，这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新建镇的一个村庄，现在是全国乡土建筑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住建部等部门颁布的第一批传统村落之一。全国第一批传统村落有600多个，河阳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选那里呢？这是我的故乡。我出生的小村庄叫岩山下，与河阳只隔一条小溪，岩山下在本世纪初的并村过程中被并入河阳，成为一个行政村。 历史上，河阳是江南很富庶的一个村，有许多富商，有非常好的民居和祠堂建筑群。我在那里上的初中和高中，当时我的学校就在古民居最有标志性的马头墙边上。我上学天天穿越河阳的大街小巷，当然不知道这个村有多么特殊。我出国以后的二、三十年间，村庄经历了剧烈的转型，出现了空心村的许多特性，后来变成了中国快要失去的农耕文明的象征。中央电视台纪录片《记住乡愁》的第一季，其中一集就拍了河阳。2016年的央视春晚上，有一首叫《乡愁》的歌，背景影像里也有河阳的镜头。就这样，这个我小时候十分熟悉的村庄一下成了“乡愁”的符号。因为这个过程正是我的学术兴趣所在，而且我也在河阳成立了一个叫河阳乡村研究院的小小民间学术机构，我很自然把这个论坛取名叫河阳论坛。
一方面，河阳是我熟悉的地方，是具体的；另一方，河阳于我又是陌生的，是抽象的。我希望用“河阳”这两个字代表乡土中国。论坛以讨论为中心，所以河阳论坛就是讨论乡土中国何去何从问题的平台。我曾说过，15岁时我离开河阳到北京上学，可以说是背对村庄走向都市；21岁时我从北京去加拿大留学，背对中国走向西方，说起来也算是从村庄走向了全球。不过，在求知的道路上，我没有停止，继续前行。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走着走着，现在到了知天命之年，又回到浙江缙云，面对村庄了。
问：又走回来了，从出发点回到了出发点，不忘初心。
赵月枝：对，绕了一圈以后，就变成了又面对我的村庄，面对乡土中国了。当然对于河阳，现在希望能达到的应该是“看山还是山”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聚焦城乡关系和乡村，是这个村庄在召唤我的结果，而当它召唤我时，是以让我震惊的“看山不是山”的景象出现的。
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自己一直在写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也从批判传播学的角度谈媒体与城乡鸿沟、农民的话语权、“村村通”、文化下乡、新农村建设等议题。正如我几年前在与沙垚的一个访谈中已经提到过，大概在六、七年前，一个媒体故事让我非常震撼，不仅一下子使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变得具体，而且一下子把我拉回了老家。那是一个周末，我在温哥华去超市买东西，店里有华文报纸，我拿来一看，头版头条故事讲的竟是浙江和云南三个24岁的中国青年网络相约自杀的故事，而他们相约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家缙云新建镇，两位自杀者中，一位就是河阳村的24岁回乡大学毕业生。我当时真的心都快碎了，这是怎么回事儿？都说学术是理性的过程。但是，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情和理是联系在一起的，情理情理，情在前面。实际上，正如我非常敬佩的海外华人学者黄宗智教授在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和体验时所谈到的那样，学者最有意义的问题意识往往来自于个人的情感。这个故事使我对乡村和现代传播的问题以及更大意义上的乡村何去何从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性思考，也有了更强烈的“生活世界”和情感驱动。当然，乡村不是孤立的，我也不希望自己从此被认为只是搞乡村传播，在城市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新媒体传播等等领域再加上一个乡村传播，从而把整个传播领域分得更细，搞得更碎片化，不同的人占不同的“山头”。我的想法是，不管你具体做哪个领域，整个中国的传播研究都需要一个城乡关系的视野，环境传播离不开乡村问题，健康传播也离不开乡村问题，更不用说新媒体了。
城市和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一体两面，它们是一对相互关联的概念。我做河阳论坛，首先是希望把河阳这个地方当作乡土中国的一个代表和象征，使传播研究有一个城乡关系的视野。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虽然我每次都会带学者去河阳观摩，也在河阳举办过小型的座谈会，但是河阳论坛还没有在河阳村正式举办过，因为这个村庄现在还没有接待100多人学术会议的条件。我把它叫作河阳论坛，不是河阳传播论坛，主要希望强调一个跨学科的理念，也就是说传播研究，需要一个跨学科的视野，需要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各个层面的一个考量，需要与其他学科对话。正是从这一考量出发，我隐去了“传播”这个词，希望跳出传播论传播，把这个论坛办成一个以文化和传播议题为核心关照的跨学科学术平台。当然，在一个宾馆或者大学校园开一个学术会议，跟到乡下去开一个学术会议，语境是不一样的，我把学术会议开到农村，是希望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整个知识界都有一个乡村关怀。总之，我希望这个会议是一个有城乡关系视野的会议，一个跨学科的会议，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它是一个有实践取向的学术活动。知识分子需要走出书斋，需要与社会结合，也需要到农村去。中国革命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结果。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百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有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被推向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以回到象牙塔和面向西方为主；今天，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又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必须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与乡土社会相结合的重要机遇期。
为了让学者们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对乡村有一定的体验，每次论坛开始前，我们都安排了村庄观摩和乡土文化体验环节，让学者们哪怕是走马观花，也能看一看乡村具体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民俗，空心化程度如何，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内容，遇到什么问题等等。我每次邀请的参会者，除了跨学科的学者外，还有其他三方面的人：一部分是当地社会各界，比如讨论一个村庄，就尽可能把那个村庄的书记、村主任和相关人员请来讨论；另一部分是县里相关部门和乡镇领导，让他们就相关问题参与讨论；最后还有一部分是缙云本地的文化研究专家和乡村文化建设的活跃分子，让他们与学院派的学者互动。总之，在论坛期间，不同的群体通过会前观摩环节和会上讨论互动进行不同话语体系和视角间的交流，加深对乡土文化和城乡关系的认识。也就是说，河阳论坛不是一般的学术会议，它是一个立体式的学术实践。我所尝试的，是一种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学术模式。
二、从西方中心主义到“全球南方”视角
问：听了赵老师的介绍，让我对河阳论坛有了更深的了解，的确河阳论坛与国内高校举办的许多论坛很不一样。
赵月枝：没错，很不一样。
问：为什么会有举办河阳论坛的想法和初衷，除了您刚才谈到的故事之外，举办河阳论坛是不是也是基于您的国际研究视野？
赵月枝：应该是。我刚才说自己绕了一圈，又面对乡土中国。这里还有一个层面，那就是，当年离开乡土是为了读书，现在回到乡土，虽然书还是要写的，但最主要是希望做参与式行动研究。这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它超越了一般社会科学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分开，把知识和行动，也即把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分开的理念和做法。它认为，研究者不应该是一个局外人，到某个地方做一些调研，资料搜集好了，论文写好了，发表了，与被研究者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相反，研究过程应该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一个互相了解和互动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一起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总之，这里有一个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相互赋权、共同进步的维度。对我自己来说，回乡村做研究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这不是谦虚，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回到农村做研究，还有学术“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原因，希望自己的学术有“全球南方”的视角。“全球南方”主要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政治概念，是南南合作意义上的南方，就是要关注以前说的第三世界，现在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不发达地区，或者说被全球化边缘化的另外一半，不管在哪个国家。
西方批判学术界去西方殖民化的努力方兴未艾，继印度后殖民学者查克里巴蒂“行省化欧洲”的呼吁后，一些学者提出了“南方理论”（Southern Theory）和“南方认识论”（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对中国来说，这个意义上的“南方”就是广大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乡村与发展问题在传播研究历史上是很重要的领域，但是慢慢地，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领域已经变得非常都市化，或者“市民社会”化。对于中国传播来说，都市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体两面的问题。
2010年，我应邀去台湾嘉义县开了一个台湾传播学界的年会，那个会议的主题就叫“向东看，往南走”。什么意思呢？相对于台湾传播学界，以前主要是向美国看，现在有学者倡议向东看，就是向中国看，向更广义的东方世界看；往南走，是指相对于台北这个都市而言，嘉义在南方，在边缘，再引伸出去，就是全球南方。于我而言，“向东看、往南走”是传播学术研究一个方向性的转变。台湾学者比大陆学者更早接触美国的主流传播学，他们中的批判学者在对西方学术前沿的感知方面也走在大陆学者的前面。作为一个在西方这么多年的批判学者，我为华人传播学界的这一新发展而高兴，我也很有幸自己第一次去台湾就在这样的一个会上做主旨发言。
在西方学术界，我不仅深感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必要，而且也在尽力而为。2013年，我所在的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举办40周年院庆，我当时是副院长，负责组织院庆的学术会议，当时提出的题目就叫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权力转移实际上有好几个层面的含义，最表面的含义是东、西方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常常被引证的例子；其次是与互联网相关的个人和机构，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变化。就在我们开会刚结束，斯诺登就因曝光美国国家机器的信息监视网络成了全球新闻人物；还有一个层面的权力转移就是知识范式的转移。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范式向不同的知识体系，包括前面提到的“南方认识论”和传统知识体系的转移。在我们的院庆会上，我们请来了几位原住民理论家做主旨发言。从人与土地的关系到传统的生态理念和原住民的正义观，这些学者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理论前沿。
我办河阳论坛，把缙云的乡土文化专家请上论坛，在一定层面确实是前沿批判学术理论与方法引领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与中国农耕文明何去何从这个非常中国化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看，河阳论坛应该算是一个“后现代”的学术论坛。我的目标是把这个论坛办成一个代表去西方中心主义和去城市中心主义学术方向、有全球视野和乡土中国立场的学术平台。由于种种局限，现在我还是把它局限在国内会议的层面。河阳乡村研究院挂靠在缙云县政府在河阳设立的河阳古民居保护开发管理委员会下面，是一个很草根的民间学术机构，除了行政和审批方面的局限，语言也是一个障碍，请国际学者无论经济负担和接待代价都非常大。在目前，与国内的学者和本地的不同群体一起立体地讨论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选择。
三、从本土化到中国视野
问：基于国际视野的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您觉得河阳论坛对我们现在国内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有怎样的启示呢？
赵月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引进了美国的传播学，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这是一个另起炉灶，用貌似客观和科学的传播学补充、修正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党性、阶级性的强调的过程。当然，我也在以前多次讲到，这也是当时的学术政治使然。但这样一来，深受美国自由主义传播学影响的中国传播学和新闻学之间，也就有了一个不尴不尬、讲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实际上，在传播学领域，一方面，美国主流传播学的那点东西早就被各种教科书教条化了，也被当下的国内外新闻传播实践证伪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这个词汇甚至还不被认可，学界一些人还停留在对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的学派片面、脱离历史语境甚至一知半解的引介中。我不敢谈河阳论坛能给国内的新闻传播领域有什么启示，我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通过邀请学者同仁，尤其是年轻学者与我一起实践，了解中国的国情，让中国的问题意识与西方前沿批判理论的一些启示互动，让学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有中国立场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记得2015年开首届河阳论坛时，有个微信报道提到，这个会议是在发展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鉴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也是从山沟沟里发展起来的，我认为，回到山沟沟也不妨成为学术创新的一个切入点。我的浙江缙云老家也是革命老区，从这点上也真还有一定的历史承接关系呢。
问：也就是说，现在新闻传播研究需要有一些新的思路进行重构、重建？
赵月枝：对，需要重构、重建，而这首先是一个学术立场的问题。历史上，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无产阶级新闻学，以及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等重要新闻实践为核心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这一套理论曾经有非常明晰的学术政治指向、社会变革的主体和乡村社会基础。在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产生了两三亿进城务工人员，我们这个学科与这两三亿人有什么关系呢？新闻和传播学科又是如何关照“三农中国”呢？面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我们的研究是与什么样的社会变革主体相关，我们的“客观”学术是相对于什么群体，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
问：在这种比较复杂的语境下有没有可能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传播理论体系呢？您对此有哪些方面的思考？
赵月枝：这是一个难题。一直在说传播理论的本土化，许多人也在努力，但是，这么多年了，好像也没有产生有影响的本土化理论。我觉得，最关键还是回到我前面说的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中国是什么？什么是中国？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是什么？如前面提到，我们有小一半人口在农村，还有两三亿在流动。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还悬而未决；另一方面，中国又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些“基本国情”应该是建立我们本土传播学的出发点。当然，“本土”也不是没有被全球资本主义“玷污”和整合的“本土”，不是一说“本土”就与“全球”对立。把前面谈到的“去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深入一步，在“我们”与“西方”对立的表面下，是阶级政治、国家性质和发展道路问题。比如，加拿大的思迈斯到中国来时，他的身份是西方学者，但是他问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既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也是中国本土的问题。
总之，我们不能抛开国家的性质，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里的位置，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体在一个国家里的位置，以及一套学术理论是以谁作为知识主体，以谁的利益和谁的关怀来切入问题。也就是说，更关键的是阶级和政治立场问题。
问：那么，您觉得作为知识分子或者学者，需不需要定位自己的政治立场？
赵月枝：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莫谈国事也是一种立场，立场可以鲜明或不鲜明，可以直接或者是间接，但你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当然，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许多硕士生、博士生，可能早就把“去政治的政治”内在化，觉得学术就应该这么做，否则就是政治化，就没有合法性。总之，不是学者可以不可以有立场，而是学者有没有明晰的学术政治立场，是不是“政治无意识”的产物。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学者对自己的方法论、立场有一个自觉的、具有反思性的认识。
问：您现在的身份可能比较特殊，您在国内读书然后又到国外去，现在是一个国际学者，我想知道您坚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
赵月枝：毫不隐晦，我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框架里做学术的，但这不是教条的或一劳永逸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教条，而是动态的、历史的，像斯图亚特•霍尔说的那样，是“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来自东方国家，更准确地说，来自乡土中国的学者，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于我非常重要。
我在国内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在大学时代也接触了当时被新介绍进来的马克思的《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关注过当时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到西方以后，我接触最多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判理论。以这样的学术背景，我不可能对自由主义的新闻传播理论没有批判。不过，随着我对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理解的加深和中国问题意识的强化，我也对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它的盲点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包括城市中心主义的偏颇，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也在吸收后现代理论和后殖民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同时，意识到中国现代性道路与印度和拉美的后殖民现代性道路的不一样。中国不仅有几千年的持续农业文明历史和农耕文化积淀，还有与印度和拉美等国家不一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有一小半的人口是农村人口，传播理论怎么样去面对农业社会、农民社会，怎么样去面对现在的生态危机，面对“无根的现代性”所带来的意义危机和共同体的危机，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正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传播学者与西方学术界的种族主义和冷战思维在“生活世界”里面对面的“碰撞”，以及自己与西方社会中的来自不同非西方国家的后殖民批判学者的交往，使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被我们国内称为“白左”的学术立场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学者，我也不能简单地把主要基于印度等后殖民社会的“底层”理论照搬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关注中国知识界的汉学家齐慕实说我是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种“后学”相结合的华人学者之一，我的确是这么努力的。
四、从全球视野到媒介与乡村
问：听了赵老师理论上的一番讲述，虽然许多东西我还没听得特别明白，或者说这个逻辑关系我还没搞清楚。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您是从这些理论都涉猎后，回到了我们的乡村社会，做乡村研究，希望在国际上给人一种中国视角。那么，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下的一种乡村文化研究，您觉得能不能为我们现在传播学的研究或者是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范式呢？
赵月枝：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研究的乡村文化，更具体地说，河阳和周边的乡村文化，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前现代”的存在，而是当今世界体系里面的乡村文化，也就是说，我是从世界体系和城乡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乡村的文化与传播问题的。与其说我是在做一个案例研究，不如说我是在一套从全球到村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中，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来理解乡村文化变迁的。
在讲课的时候，我多次给学生看一张照片：我出生的那个院子的走廊上，我的堂姑姑在做来料加工，装配出口到国外的塑料玩具上的小玩意儿。这是中国的乡村，但这也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最小的车间——一个老年农村妇女的装配车间。也就是说，如今，虽然生我养我的村庄还在，但是，连我小时候成长的走廊也成了世界工厂的最末端了。在走廊的后面，是我出生的房间，里面杂乱地堆满了我父母用过的农具。我可以说，我是在做一个村庄的案例研究，但我无法具体到指出这是什么案例？面对这样的场景，我更感兴趣的是，今天中国的乡村，与全球资本主义有什么样的千丝万缕联系，它又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从这个角度，这个场景就不是案例，而是这千丝万缕联系中的一缕，也是寻找未来可能性线索的地方。在远离义乌的地方，你可能找不到这样的劳动场景，但我们都听说过华西村和曾经的艾滋病村。不同的人，不同的村庄，是以不同的方式与世界体系发生联系的，这种联系和它转型的可能性——比如，有一天，我的堂姑姑不再靠做她认为是“垃圾”的来料加工补贴家用，而是通过村里的妇女合作社，把她年轻时会做的一些“女红”手工活教给年轻人，从而在恢复本土工艺和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形成新的乡村经济。
我带的团队在缙云研究不同的村庄里的不同文化现象：有的研究一个村庄是如何通过建设花海，壮大集体经济和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的研究陈凯歌的《道士下山》这部电影，是如何重构缙云一个风景区的；有的研究传统民俗是如何传承的。与此同时，有位我在温哥华刚带过的国内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在那里忙着建立理论框架，研究北京很高大上的望京跨国社区里的传播和文化现象。她原来接触的文献是国内很时髦的“城市传播”，可是觉得我的城乡关系视野和乡村研究对她有启发，出去以后，在介绍她看西方“全球城市”文献的同时，我建议她用城乡关系、阶层、性别、族群的交叉视野来分析她所研究的社区。从一定的角度，我们研究缙云的乡村，跟她研究望京在理论和方法上是相通的。
我不认为我的案例代表某种普遍性，但我希望这套方法，这套从全球到村庄、从村庄到全球的整体性研究思路对别人有所启发，也即研究范式层面的启示。我可以研究村庄文化与传播，别人可以研究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也可以研究望京社区里的中产阶级文化，甚至可以研究温哥华移民社区里阶级、种族、性别这些因素是如何复杂地交集在一起，构成特定时空的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图景的。我把这个从全球到村庄、从村庄到全球的整体视野和立体的、动态的研究取向，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体系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碰撞和交互，产生新的社会文化形式和意义的可能性的分析叫作跨文化传播政治学的视野。这个框架可以用于国际层面、东西方关系层面的研究，也可以用于研究城乡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群体和个体之间的交往和“碰撞”。
问：您研究河阳文化也好，研究温哥华也好，您觉得媒介在这里发挥怎样的作用？
赵月枝：媒介是传播研究的核心——但是，我对媒介中心主义，或者说技术中心主义的偏颇，非常有警觉。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媒介是我们的舌头，从人类传播发展历史的角度，语言是一种最基本的传播媒介。然而，我们的技术中心主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到农村，第一个问题就是新媒体给农村带来什么？实际上，一旦进入村庄，进入村庄的日常生活，你就会发现，任何一种技术都是嵌入社会关系的。我有一位加拿大的博士生，他刚开始对新媒体很感兴趣，希望了解新媒体能给农村带来什么变化。可是，一到河阳，通过几天的焦点组访谈，就发现年老的农民们经常提到有线广播。这是否就是一个媒介形式问题呢？也不一定。他们真正怀念的并不是有线广播这一媒介形式，而是这种形式所体现或者参与构建的那种社区共同体的生活。在当年的农村，有线广播影响人们的作息和劳动时间，它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而把农民与国家连接在一起，它还提供许多本土消息：省里怎么样了，县里怎么样了，乡里怎么样了。它还提供农业知识和非常本土化的娱乐，如地方戏和方言故事等。与此相关，是当时人们作为生产队社员和村庄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身份认同，甚至某种程度是对集体事务的参与感。
所以我跟这位博士生说，这些农民思念有线广播也许只是表面现象，他们思念的也许是那样的一种传播环境，在那里他们有一种对国家和社区共同体的认同，甚至感到自己的声音能得到某种反映，包括那种广播通知，大家去开社员大会的体验。如果新的媒体能给他们带来这种感受，他们也不至于思念有线广播。总之，他们缺少的是一个能表达自己心声的平台，一个主人翁的感觉。不错，当年开社员大会的时候，广播也就是通知你一下，也是居高临下的。但是，起码在形式上你还是被召唤了，还是参加了社员大会了。社员大会代表的是一种民主的、参与性的大众民主生活，而恰恰当年是有限条件下的有线广播成了这种大众民主的象征，或者说一种中介。在冷战传播学框架里，有线广播往往与没有个性的大众宣传联系在一起，甚至与共产党“洗脑”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农民对当时的广播的思念，实质上是对真正的民主传播的一种期望，或者对参与式政治经济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期望。这个才是核心的东西。再往下深挖，讨论的焦点就是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路线的过去和现状问题，而不是媒介的问题了。以我的理解，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的模式，群众路线涉及上级党政干部与基层干部之间、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政治传播关系，媒体是这种政治传播关系的重要中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