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新时代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动力、路径与政策

摘要

关键词

基金项目

（一）传统产业的内涵与特征

从我国当前情况来看，传统产业主要是指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和重化工业阶段发展起来的一批产业门类，在统计分类上多属于第二产业中的原材料工业以及加工工业中的轻加工工业，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对国民经济发展起过重大支持作用。

传统产业主要具有四个特征：一是技术成熟性。一般以稳定成熟的传统技术为主，主要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其产品往往需求弹性小，附加值较低，盈利能力处于一般水平。二是成长趋缓性。从长期来看，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等指标将趋于下降。三是概念动态性。例如，纺织工业在工业化初期的初级阶段是新兴产业，而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就演变为传统产业。此外，有些传统产业在吸收了新兴技术后，也会转化为新兴产业。四是地域相对性。例如，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加工制造业、向新探明储量地区转移的采矿业等，在转入地区都有可能是新兴产业。

（二）产业转型升级

在概念上，产业转型通常被界定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主要构成中，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产业组织、产业技术装备等发生显著变动的状态或过程，包括产业结构、组织和技术等多方面的转型；产业升级则是指使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生产要素改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升级。但是，在实践中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经常交织在一起，很难进行区分。 ① 本文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以创新为基本驱动力，以适应竞争环境、提高经济附加值水平和竞争力为目标，以技术、市场、管理、商业模式、企业形态、产业联系等多维创新实践为具体形态的产业演进和变迁过程，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主导产业更替、增长动力转换、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等结构性改变，在产业层面表现为技术水平、生产效率、管理能力、产品附加值等全面提升和跃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市场主体基于外部环境和自身要素禀赋动态变化所选择的战略发展过程，其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其发展动力主要由竞争压力约束和倒逼、需求牵引与拉动、创新驱动和政府政策引导等构成。

（一）要素成本硬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向型产业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模式的实质是国际市场需求与国内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发展要素之间的一种低端对接，但也在客观上把一大批产业锁定在了全球垂直分工体系的底端，技术、市场甚至资源能源等对外形成了较强的依赖。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人口红利逐渐缩小，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民工荒”现象不断蔓延，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劳动力工资呈持续上涨态势，劳动力比较优势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03—2015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以下简称人均工资）从13969元提高到62029元，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3.23%，实际增长率为10.21%。2015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提高至7318美元，但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大约相当于欧元区的10.7%、日本的9.6%、美国的7.4%。从矿产资源和能源上看，除煤炭、稀土等少量品种外，大部分矿产资源和能源需要依赖进口，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且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据国家发改委预测，到2020年，我国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可供储量的保障程度，除稀土等资源为100%外，其余均大幅下降，其中铁矿石为35%、铜为27.4%、铝土矿为27.1%、铅为33.7%、锌为38.2%、金为8.1%。1993年开始，我国由石油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2011年以来，石油对外依存度屡创新高，2015年首次突破60%，达到60.6%，2017年又升至67.4%。从生态环境看，高污染和高耗能的传统产业不仅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而且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不断侵蚀和降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构成严重威胁。这些变化要求传统产业必须摒弃以往那种以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和大量消耗资源能源为基础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依靠在市场、技术、产品、工艺、管理等多维度上的创新探索，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基础的转型发展。

（二）产能过剩倒逼

近30年来，我国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起因于大规模重复建设，引起国民经济过热，纺织等行业大幅供过于求。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由于一些地区盲目投资，500多种消费品和一半以上生产资料产品供过于求。第三次是从2008年第四季度至今，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家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随后钢铁、造船、太阳能光伏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从国内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看，2015年底我国粗钢、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7.0%、64.9%、73.8%、68.0%和不足70%，明显低于国际通行标准。 ②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产能过剩涉及的行业和领域，既包括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也包括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呈现典型的“四高四低”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与“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并存，加剧了土地、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对陷入过度竞争泥潭的企业来说，产能过剩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把企业推入绝境，也能倒逼企业激发最大潜力，也就是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水平，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以提高自己的生存和竞争能力。当然，发挥这种倒逼作用必须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为前提。

（三）内需升级拉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内需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据国家统计局核算，2008—2017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其中，贡献率最高的年份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200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2.6%；贡献率最低的年份为世界经济回稳的2017年，贡献率也达到90.9%。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2007年提高13.5个百分点，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2017年，我国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9.3%，食物支出之外的穿住用行等物质型消费比例上升，消费升级势能持续增强。据尼尔森公司的数据，2014—2017年我国消费品市场前30大类快消品溢价指数（Premium Price Index）持续爬升。从长远看，消费升级对产业增长的主引擎推动作用将越发凸显。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国人均耐用消费品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二是信息、医疗、养老、家政、旅游等服务型消费空间刚刚打开；三是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 ③ 内需的增长和高级化为长期以来被挤压在世界垂直分工体系底端的中国工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换轨”机遇，这就是在增长动力上摆脱对投资和国际低端市场的过度依赖，将聚焦点从国际市场上的成本竞争转向国内市场上的差异化竞争，逐步淘汰市场衰退、需求量明显下降的产品和技术，转向市场需求增长较快、需求收入弹性较高、未来发展潜力较大的产品和领域。

（四）创新驱动

高新技术具有高附加值、高关联度、高渗透性等特点。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本身也是最新科技成果（如信息、生物、循环利用等）对已有技术路线、生产工艺和商业模式等的渗透、颠覆和改造过程。从第三次工业革命来看，科技创新不仅改造了制造业，还诞生了以互联网、可再生性能源为融合导引的新兴产业，通过促进物质产品与服务的融合，提供了全球经济向互联网、信息技术、“低碳”等新产业发展的产业升级机遇。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和第二大知识产出大国。2016年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08%；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论文数和国际热点论文数双双攀升至世界第三位，8个重要领域国际科技论文引用率排名第二位；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位，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位。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系统能力显著提升， ④ 科技创新加速突破应用，引领支撑新旧动能转化。到2016年底，全国有4200余家众创空间、3600余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余家企业加速器，服务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近40万家，带动就业超过200万人。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迅猛，有力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五）政府调控引导

1978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事实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内化为政府的一种职能，甚至是非常重要的职能。政府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价格管制、财税政策以及补贴计划等都对产业转型升级构成影响。概括起来，政府的作用可归纳为以下四方面：一是制定竞争政策（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二是完善基础性制度安排，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三是综合运用货币、财税等总量政策手段，使社会总供求达到基本平衡；四是制定产业政策，引导调控重点产业发展。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之后的产业政策都要通过公平竞争审查，确认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后才能发布实施。2017年1月，中央确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向，从顶层上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因此，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政府作用也面临着转型。转型的方向就是把竞争政策放到基础性地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在市场失灵领域，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进行有效的弥补。对大多属于竞争性领域的传统产业来说，转型升级过程将在竞争环境、市场秩序和共性服务等方面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工业领域最大板块的传统产业，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主线，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改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依靠创新驱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转型升级取得长足进展。

（一）从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转向高值化发展

通过结构性调整和技术改造，提升企业技术能力，使发展重心转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或产业链环节，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在转型发展中，一大批企业借助设备更新改造，尤其是以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供应链管理为重点的技术改造，强化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建设，通过重新梳理战略理念以及导入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和网络技术，实现流程创新、产品创新和模式转变，逐步以更多符合市场需要的高附加值产品来取代传统的落后产品，变低端市场的“红海”为中高端市场的“蓝海”。此外，还有一些企业通过加大研发和设计投入、建设自主销售体系，使业务范围从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销售及售后服务环节延伸拓展或实现全产业链发展。近年来，我国钟表行业抓住内需市场消费升级的机遇，建立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钟表设计制造系统，围绕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加大研发力度，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技术突破”的创新路线进行了良好的实践。

（二）从依靠质量提升和标准建设转向品牌化发展

品牌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提升质量、标准、品牌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受市场竞争和消费升级的双重作用，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传统产业中全面质量管理和产品标准体系建设发展迅速，有力推动中高端消费品供给能力和供给品质的提升。2016年，我国空气净化器、电饭煲、智能马桶盖、智能手机、儿童纸尿裤等十类重点消费品总体抽查合格率为90.3%，同比提升5.2个百分点，5000余种产品实现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在儿童用品、服装纺织、家用电器等12个领域，面向21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国际标准化组织、相关国际组织，在比对770余项技术法规和标准中的3800多项技术指标中，我国消费品安全标准中近八成的指标与国外保持一致水平，有部分指标技术水平甚至高于国外。截至2016年底，全国近万家企业开展品牌培育试点，99家消费品企业入选亚洲品牌500强。一部分品牌型企业通过依靠生产外包、品牌授权、兼并重组或产业转移，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整合产业和市场资源，使自主品牌进入国际市场，推动自主品牌从区域性品牌向全国性和国际性品牌跃升。

（三）从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融合转向服务化发展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中国高歌猛进，向各领域快速渗透融合，有力地推动了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催生了一批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服务型制造已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制造企业不局限于研发、制造、销售产品和提高简单的售后服务，还向它的客户提供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服务，如个性化定制、综合解决方案提供、智能信息服务等。目前，工业设计、融资租赁、节能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壮大。工程机械、电力设备、风机制造等行业服务型制造业务快速发展，全生命周期管理、融资租赁等业务日益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部分企业服务业务收入超过总营业收入的50%。虽然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刚刚起步，服务化产出比重与世界领先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发展前景却极为广阔。

（四）从依靠组织形态调整和商业模式创新转向平台化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现代平台经济横空出世，极大地颠覆了商业价值创造逻辑、企业战略和竞争行为、企业组织模式、用户角色、雇佣关系、社会管理模式，打破时空界限，迸发无尽活力，迅速从“经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1995—2015年间，全球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市值从167亿美元上升到2.56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140多家未上市、估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平台企业的总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20年间的成长超过了180多倍。互联网平台正在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依托强大的平台企业，中国和美国走在了数字革命的前沿，在全球最大的111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中，美国有49家，中国有55家；从市值来看，美国占比达到75.3%，中国则超过了18%。平台化发展也已成为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例如，海尔集团启动“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战略，从原来封闭的企业组织变成开放的平台生态圈；格兰仕通过“G+智慧家居战略平台”，致力搭建一个开放交互的统一平台和共同发展的生态圈，帮助更多家电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和升级；美的与阿里巴巴合作，构建一个基于阿里云的物联网开放平台，实现家电产品的连接对话和远程控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选择加入各种平台，依托平台集聚的资源优势和网络效应来发展壮大自己。

（五）从依靠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转向绿色化发展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2012—2016年，全国深入推进绿色制造发展，财政资金支持建设了225个重大绿色制造项目，建设以绿色标准、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为核心的绿色制造体系，带动了一批重点行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传统产业充分利用国家和地方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绿色信贷等政策措施，加快推进绿色化改造，运用清洁生产方式和循环利用技术，通过产品设计、原材料选择、设备工艺改革、生产过程管理和物料内部循环再利用等措施，使其生产过程尽可能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并减少废物排放数量和毒性。例如，江苏华尔润集团作为一家大型民营玻璃生产企业，通过与国内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环保设备生产企业联合进行技术攻关，先后对9条生产线进行余热发电和脱硫除尘治理，提高了能源利用率，降低了废气污染物排放。2012—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约29.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累计下降约26.6%。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又同比下降了4.6%。

（一）部分企业发展观念和战略思维滞后

产业转型升级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的自我发展过程。在微观层面上，它主要是在众多企业家的带领下实现的。诚然，在此过程中企业或企业家“耐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与政策环境。但是，企业家以什么理念办企业，以什么方式获取利润，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1］。传统产业的技术、工艺、产品、市场都已成熟，思维易固化而不易改变，在不少行业，观念落后、思维僵化的情况仍然存在。例如，有些企业认为支付专利费太过昂贵，先“偷偷用”着，等被发现了再说；有的企业家认为环保投入应当能少则少，环保工作仅仅就是为了应付政府的监管；不少企业仍对互联网心存畏惧或是简单地把互联网当销售渠道；还有大量的企业家热衷于获取短期利润，难以潜心去做核心技术的积累，在脱实向虚的大浪中渐行渐远。从本质上讲，没有真正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观念、标准、技术和管理。

（二）共性技术供给不足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展开，创新载体从单个企业向跨领域多主体协同创新网络转变，以跨界、融合、协同的新型创新载体为核心的全球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正在形成。在中国，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载体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但是产业共性技术支撑体系仍无法有效满足转型升级对共性技术的巨大需求。尤其是随着原有各类研究院所纷纷改制为企业并直接参与市场经营之后，作为竞争前阶段的、介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之间、具有准公共产品特性的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面临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2］。在传统产业中，特别是中小企业集中的行业，因大部分企业自身研发能力薄弱，加上行业共性技术供给缺失，许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或者依靠购买设备和引进生产能力，或者不得不寻找研究机构合作研制设备，自己投入大量前期费用。共性技术供给不足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羁绊日渐凸显。

（三）高素质人才短缺

随着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创新加快，企业生产一线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变化，需求重点从一般的操作工转向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从东南沿海地区看，技能型和管理型人才短缺对转型升级已经构成明显制约。例如，在汕头，不少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选择将总部迁走，落户广州、深圳或者珠三角其他城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汕头没有办法招到合适的人才［3］。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调研，数控机床企业面临高端人才匮乏的窘境，特别是企业急需的高端工程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供应严重不足，有的企业花上百万的年薪从国外聘请有实践经验的高级工程管理人员［4］。据国家统计局嘉兴调查队的数据，46.0%的企业反映“管理人才缺乏”是转型升级中的主要困难，占比最高；而在企业规模和特殊分组中，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反映“管理人才缺乏”的占比均超过六成，分别为68.1%和68.2%。 ⑤ 传统产业中大多数企业并不在一二线城市，所在城市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较弱，人才缺乏与企业的转型升级意愿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四）知识产权保护不够

随着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数量快速增加，各级法院受理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逐年提高。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够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不够高。不少企业反映，企业要创新，投入巨大，历时很长，但关键岗位人员跳槽后泄密，相关的取证、判决极为困难。“新产品易被仿冒”也是转型升级企业普遍的困扰，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研发出新产品后却面临着其他企业低成本抄袭、复制。产业转型升级依靠创新驱动，而核心技术的获取不仅需要研发投入，还要有足够的产权保护。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太低，企业打假维权成本较高，必然严重挫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可以说，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法律意识、商业机密意识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

我国传统产业在转型发展中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但仍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不仅是人力资本、产业发展基础和配套能力，更有规模巨大且联系更趋紧密的内需市场。为此，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有机结合，改进制度安排，加强政策引导，尽快打开束缚产业转型发展的各种枷锁。

（一）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首先，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定期对清单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核，清理已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从审批体制、监管机制、社会信用体系和激励惩戒机制等方面，落实相关配套制度。把更多监管资源投向加强对市场主体投资经营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对未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事项要及时废止或修改设定依据。其次，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要从“干预”转向“服务”。通过健全对公务人员的考核监督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和专业化能力，把政府不该管的事转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再次，优化政府产业引导资金使用。政府资金应定位于引导和分担风险的作用，激发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与政府资金合作设立产业引导投资基金，以市场化方式开展投资。根据各地产业发展特点，研究制定对不同类型项目的最优支持方式，引入第三方机构对产业引导基金实施效果进行独立评估，提高政府引导资金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