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周剑之：《笔补造化：中唐至宋末诗歌叙事传统研究》出版｜202405-88（总第2727期）

宋史研究资讯 · 公众号 · · 2024-05-22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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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转自上海远东出版社，特此致谢。

本文节录自《笔补造化：中唐至宋末诗歌叙事传统研究》（杨万里周剑之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24年1月版）

古人解说杜甫诗歌之叙事，最有名的说法莫若“诗史”说。以“诗史”论杜甫，始于孟棨《本事诗》：“杜逢禄山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意谓杜诗记录时事，故称诗史。《新唐书》杜甫传谓：“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意谓杜甫以格律精切之长篇诗歌记录时事，故号‘诗史’。显然，《新唐书》的说法更合理，因为它包括了“诗”与“史”两种体裁的核心要素。此后，“诗史”说愈繁，意义多歧。何谓诗史？一是得春秋笔法，下笔寓褒贬，如宋人黄彻《溪诗话》卷一：“（《左传》）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而寓诸褒贬，此史家祖也。观少陵诗，疑隐寓此旨……诚《春秋》之法也。”二是谓客观地记录时事（且是大事），多数人持此看法。三是指学司马迁《史记》，叙事手法得体，“叙事近史”（胡应麟《诗薮》），声肖其人，话肖其人，事肖其人。 总之，古人论杜甫“诗史”的要义是“叙事有法的实录”。

在“诗史”概念的引导下，过去很多杜诗评注者竭力“以史证诗”，如清代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更有甚者，以杜诗证新、旧《唐书》，以为这是读杜诗之金针。 那么，杜甫诗中叙事全是实录吗？实不尽然。

杜甫

人们对于时间流转的感受。寒衣节所传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孝”，在当代，人们可以通过更为文明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

首先，我们要明确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常识：“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换言之， 杜甫之所以是诗人，关键不在于他用韵文记录时事，那样的话，他只能称之为历史学家。这是我们破除杜甫“诗史＝实录”魔障的理论依据。

其次， 从中国史传传统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实录”，绝不是客观叙事，而是不排除虚构成分在内。 众所周知，《左传》里多记载梦兆、灾祥、鬼怪等荒诞不经的事件，不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客观事实，但都记入史册了。约在东汉末成书的《孔丛子》里曾记载：“陈王涉读《国语》言申生事，顾博士曰：……‘晋献惑听谗，而书又载骊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辞。’”（《答问》章）钱锺书对此评论说：“骊姬泣诉，即俗语‘枕边告状’，正《国语》作者拟想得之……《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柳宗元《非国语》论“越语”曰：“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金圣叹也提到《史记》里的虚构成分：“司马迁之书，是司马迁之文也。司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司马迁之文之料也。是故，司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缺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司马迁所写的介之推死前与母亲的那段著名的对话，难道还有第三者在旁听到了？显然不可能。钱锺书先生所谓“史有诗心、文心”，盖指史传中有虚构。外国学者直接将中国史传的客观性、真实性定位为“本质真实”“人情意义上的真实”。史且如此，杜诗更不可能全是实录了。

热拉尔·热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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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实录”不是杜甫诗号称“诗史”的原因，那必另有说法。杜诗不全是实录，但读起来“像”实录，奥妙何在？叙事学中的“叙事聚焦（视角）”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根据叙事学著名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分类，叙事聚焦（视角）有三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无聚焦叙事 （上帝视角），叙事者藉由全知观点来进行叙述，历史学家大多采用此视角，杜诗《前出塞》《后出塞》《悲陈陶》《悲青坂》《洗兵马》等诗歌的叙事视角即是这样。这类诗歌更像韵文版的“时事快报”，从记录时事来说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史”，只可惜这类诗并不是杜诗中的精品，感染力不够。

第二种是内聚焦叙事 （内视角），叙事者藉由事件中的人物（可以是一个或多个）观点来进行叙述，很多情况下叙述者就是人物（“我”）。杜诗《游龙门奉先寺》《过宋员外之问旧庄》《郑驸马宅宴洞中》《渼陂行》《彭衙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哀王孙》《哀江头》《喜达行在所三首》《述怀》《羌村三首》《北征》《潼关吏》《无家别》等即是。《无家别》记录事件中的人物“我”（老兵）战败后回到家乡的所见、所感，作者的声音绝不出现。一般来说，叙事完全从单个人物的视角出发，对事件的陈述更富有主观色彩。又由于杜甫（叙述者、人物）在写诗的时候有强烈的诗人自我意识，常常忍不住摆脱叙事的框架，插入大量的议论、抒情文字，所以这类叙事诗在字面上看抒情性最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呢，由于叙述者的纯个人视角加上强烈的介入叙事姿态，使得这类诗歌所叙之事的客观性大打折扣。

第三种是外聚焦叙事 （外视角），在此类的聚焦中，叙事者如同一位不知情的旁观者，用不带任何主观意识的视角来客观记录事件。杜诗《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等诗即是。如《新安吏》：“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答）府帖昨夜下……”诗人躲在一旁，记录着“客”与新安吏的对话。《石壕吏》中“我”隐身了，全诗只剩下村妇与吏的对话。《新婚别》除了开头几句起“兴”（乐府诗的传统作法）的语句以外，全诗由第三者客观地记录新婚妻子的说话构成。《垂老别》像现代电影叙事手法：以连续镜头拍摄老兵回家的经历，伴以旁白（“子孙阵亡尽”），纯冷静客观叙事。在外聚焦叙事模式中，叙述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关系相当“疏离”，叙述者只管叙述一幕幕由人物的言语和行为构成的场景，给人“中立”“客观”的感觉，读者对其所留下来的“未定点”或“空白点”须加以想象性的还原。从这个角度而言，外聚焦叙事的作品可能传达出更多丰富、复杂、微妙的深层信息。杜甫诗被称作“诗史”，主要是源于这种叙事策略带给读者的客观、中立印象，以为杜甫是像历史家一样记录着时事。这正是杜甫运用叙事手法的高超之处。

川合康三

人们对于时间流转的感受。寒衣节所传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孝”，在当代，人们可以通过更为文明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

当然还可以从作者与叙事者的差异来解释上述话题。川合康三认为：“以往的自我描述方式往往将自身与前代典型人物重合，通过在类型中的融合造成自我的消失。与此相比，杜甫的自我把握因为持有将自身客体化的另一个认识主体，事实上突出显现出来的是与所描绘人物形象之间保有一定距离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这种双重结构的自我认识，虽然表面上突出描绘的是处于穷途末路的自我，另一方面却因为站在背后凝视着落魄的自己的还有另一个自我，从而能够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安定。”所谓“自我”与“将自身客体化的另一个认识主体”“双重结构的自我认识”云云，换成叙事学术语，就是作者与叙述者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 “诗史”云云，它只是杜甫诗歌中成功地运用叙事策略而带来的一种貌似客观中立的表达效果。 过于机械地理解它，会错误地将杜诗与实录相等同，其结果就是：或如清初学者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那样处处以唐史来解杜诗，难免穿凿；或如明代杨慎、清初王夫之那样，大谈诗、史之异同，实属无的放矢。

笔补造化

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

探寻“诗史”、“诗鬼”、风流才子们的诗歌叙事历程

在传记、纪游、记梦诗间辨析中唐至宋末诗歌叙事的脉络

杨万里、周剑之：《笔补造化：中唐至宋末诗歌叙事传统研究》出版｜202405-88（总第27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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