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 | 福泽谕吉与现代世界的诞生

撰文： 艾伦·麦克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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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对日本西化的推动，几乎涉及社会每一领域。他的理念被吸收为日本的施政策略，从农耕社会走出的奇迹，在一个多方面与文明发源地不同的地方重现了。日本比亚洲其他国家更早打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与其最伟大的现代化推动者和分析家福泽谕吉不无关系。

《福泽谕吉与现代世界的诞生》 讲述了福泽谕吉的一生如何致力于启蒙，倡导平等、自由和个人主义，以此促进国家富强。福泽谕吉的人生经历充满着巨大矛盾，他跨越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使他能更深入和广泛地作出对比。经由在英国、荷兰和美国的考察，福泽谕吉了解到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像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梅特兰所认为的一样，即“第二种力量”的存在。与欧洲的启蒙者相比，他缺乏在高级方法论上的建树，但他致力于解开世界现代化的谜题，并推动现代化在日本的实现，被认为是现代日本的首席建筑师。

以下内容经授权选自该书：

作者: 艾伦·麦克法兰

出版社: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11月

1

游历日美欧

到了十四五岁，福泽谕吉在中津藩日渐失意，“因此，我尽盼望着自己一个人到外边去，不怕任何艰苦，不论到哪里，只要离开中津。后来终于有机会到长崎去了。”是一件特别的事情使他坚定了离开的决心。福泽谕吉的哥哥写了一封信给家老而受到了对方斥责，原因是没有使用恰当的敬称。“我在旁边看了这情形，气得哭了。当时我一直想着：太无聊了！这种地方谁还能忍受得住？！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开中津。”日本即将迎来变革，社会遭受第一波冲击，其诸多影响之一，便是福泽谕吉有机会逃离中津。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战舰来到日本，当时“即使是乡下，都知道美国军舰开到了江户。” 因此，“大家都在大谈炮术。” 要学习西方的炮术，就要读懂荷兰文。福泽谕吉愿意学习，于是在1854 年到长崎学习这两门学问，那年他19岁。“我到长崎的真正原因，是极度讨厌中津这个乡下地方……我记得那天真是愉快呀！回过头来啐了一口，毫不眷恋，快步离开了中津。”他开始努力奋斗。“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阅读外文原著，所以每当到西医或荷兰文译员的家里去时，都专心学习。虽是初次看到原著，但经过五十天、一百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读懂了原著的内容。”后来由于藩中子弟的妒忌，他再难寄居长崎，在次年（1855 年）的2月份离开了。一个月后，他到大阪成为绪方洪庵的学生，绪方先生是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兰学者之一。福泽谕吉对于绪方门下的生活有着愉快而详细的记录。像许多同龄人一样，他迷上了西方科学技术，从他的描写中我们可见一二——

当时不像今天具有工业技术的基础。蒸汽机之类的机器在整个日本国内是看不到的，就连化学仪器好像也找不到全套。不用说全套，就是零散的也没有。尽管如此，我们对机械或化学方面的一般原理是明白一些的，所以总想实地试验一下，费了不少苦心，参照原著绘图制作了一些类似的仪器。

学习新科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例如，电力方面就没有好的参考书。“我们在大阪已经知道电这种东西，但仅是荷兰学校的教科书上零零碎碎讲到的一些常识，更深一步的理论还不了解。” 有一天，绪方先生从筑前藩藩主黑田公那里借来一本荷兰文原著，“书中尽是新的知识……这部新舶来的物理书是以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的电学为基础写成的，其中详细讲解了电池的构造，内容新颖，令人惊异，我一看就立即被吸引住了。”他和同学们马上抓紧时间，不分日夜，在归还之前把关于电的那一章抄写下来，“之后，绪方塾的电学知识焕然一新，我敢夸口，已达到了日本当时的最高水平。”福泽谕吉在1856—1860年间学习了西方基本的化学、物理知识，他逐渐厌恶汉学。“我们当时敌视中医，不仅讨厌中医，连儒家也很憎恶，要将汉学的影响一扫而空。”他后来解释，汉学的虚妄是新知和进步的障碍：“我之所以与汉学为敌，乃是因为我坚信，在今日开国之际，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少年的脑中，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晚年，他在《福翁百话》中写道：“我辈修西方文明之学问，并非将它折中以附会汉学，而是要把古来之学说从其根底颠覆过来，进而打开文明学之大门，即本愿乃试图以学问灭学问，毕生之心事唯系于此。”他专注于兰学，但前途不明，将来要做什么并不清楚，而国内攘夷的气氛却很浓。绪方塾的其他同学都一样，“当时绪方塾的学生十之七八都是无目的埋头苦学的学生。但这种无目的的学习却很幸运，竟因而比江户的学生学得好。”1858年10月，藩中征调福泽谕吉到江户（今东京）协助开办兰学塾，于是他到那里教书。1859年，他到刚刚开埠的横滨观光，却不免受了意外的挫折，因为他发现，“这几年我拼命地研读荷兰文书籍，结果学了不管用，连商店的招牌都看不懂，茫然若失，令人气馁了。但是我想，这个时候决不应该气馁。”世界的语言是英语，而不是荷兰语，所以“从横滨回来的第二天，虽然一度感到失望，但同时又立下新志，今后无论如何要下决心集中精力学英语。”他设法找到了两本兰英字典，并“相信有这部字典就好了，不需要先生，我可以独立自修。我每天拼命查字典，不分昼夜地苦读，有时还试把英文书译成荷兰文，一心一意要学好英文。”他成绩斐然，第二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华英通语》。“这算不上翻译，只是用假名标出英文单词的发音，非常简单。”机会成就人。“我来江户的第二年，即安政六年（1859）的冬天，德川幕府断然决定派遣军舰访美，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空前未有的大事。我因此有幸到访美国。”1860年1月，福泽谕吉和其他人乘坐“咸临丸”从浦贺出发，于2月26日（按西历实为3月27日）抵旧金山。他在美国随团考察了三个星期，然后经夏威夷返回日本，8月份就出版了他的《华英通语》。

福泽谕吉

美国对他来说是个全新的世界，他在自传中讲了几个令他倍感冲击的故事。相对于纸竹制品无处不在、物尽其用的日本，美国的富足已经到了可以肆意挥霍的程度，“在垃圾堆或海滩上都会看到很多的废铁，扔掉的汽油桶和空罐头盒随处可见，这真不可思议。而在江户，凡有失火的地方，就会跑来许多人在火场附近拾铁钉。”毯子在日本十分珍贵，“而这里却把毯子铺在有八张或十张榻榻米那么大的宽敞房子里，人们穿着鞋在上面走，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可是美国人从马路上进来就直接踩上去，于是我们也就穿着草鞋跟着这样做。”这里物价之高昂使他震惊，“买一瓶牡蛎要半美元，牡蛎只不过二三十个。算起来，在日本卖二十四至三十二文的牡蛎，在美国卖一分二铢，物价之高真是惊人。”由于他早年钻研西方科技，懂得蒸汽、电力、物理及化学，所以他“对科学方面的事情都不感到惊奇，唯独对社会上的情形感到困惑。” 他对男女之间的交往也感到奇怪，其中一个例子是跳舞。在舞厅，他了解到“美国的绅士淑女们经常组织舞会，我们虽受邀去观摩，但一点也不知其所以然，只是看到男男女女动作古怪，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忍不住要笑，但是我们觉得这样肯定不礼貌，于是就极力忍着。”同样令他震惊的是美国人并不关心名人的亲戚后代——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遂向别人打听华盛顿的后代子孙现况如何。回答的人说：“华盛顿的后代当中有个女人尚在，目前情况怎样虽不清楚，但想必已经嫁给什么人了。”回答的语调非常冷淡，实在令人惊奇。我也知道美利坚是个共和国，她的总统四年改选一次，但我以为华盛顿就相当于我国的源赖朝和德川家康，后代子孙必然都是一些重要人物，所以才提出这个问题来。但对上面那种回答，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福泽谕吉带着困惑和好奇离开了美国。他在美国抓住一切机会，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令同行者羡慕的是，他居然和当地相馆老板15 岁的女儿合照了一张相，“这个姑娘正好在那里，我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拍张照片。这是个美国姑娘，她不用想那么多，说声‘好’，就拍下了这张照片。”因为只有三个星期的时间，除了知道些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对美国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最有意义的是，他带回了一部韦伯斯特字典，成为他“打开现代文明学习之门的钥匙。” 1861年，通过媒人介绍，他与同藩藩士土岐太郎八之次女阿锦，以日本的传统方式结了婚。婚后两人一共生育了九个孩子，四男五女，每个都最终成年，但另有一对双胞胎出生时就夭折了。他说，“我在这两三年里，与其说是教诲别人，毋宁说是自己在专门研究英语。文久元年（1861）冬天，日本要向欧洲各国派遣使节，我再度获得机会，随使团访问欧洲。”欧洲之行几乎有一年之久，使团在好几个国家逗留的时间相对较长，他们往返的路线如下——

访欧一事决定后，我们在文久元年（1861）十二月便动身启航了。

这次因有日本使节前往，所以英国派遣一艘军舰“奥丁号”（Odin）来迎接。我们乘该舰出发，沿途经停中国香港、新加坡，穿过印度洋，然后进入红海，从苏伊士登陆改乘火车，到埃及的开罗，住了两夜后又乘船渡过地中海到法国的马赛，在马赛换乘火车到里昂住了一晚。抵达巴黎后停留约有二十天之久，完成使命以后即离巴黎赴英。随后又从英国去荷兰，从荷兰到普鲁士的首都柏林，从柏林转赴俄国的彼得堡，后来又返回巴黎。自巴黎坐船去葡萄牙，然后入地中海按原路回国。往返整整一年，到文久二年（1862）年底才回到日本 。

实际上，根据西方的记载，这次航程从1862 年1月开始，福泽谕吉在同年12月返回日本。幕府当局派出这个大型调查使团，一方面希望他们能尽可能收集到西方“文明”的各种信息，使日本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几百年的闭关锁国，他们又担心这些信息会对使团成员可能带来的影响—因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福泽谕吉回忆道：“奇怪的是，当时日本还完全处在闭关自守的情况下，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官方却总想阻碍我们和外国人接触。”使团中有专人负责监督，“尤其是对我们三个……都是念洋文的，一点儿也不敢疏忽。”每次外出都有人陪同，“尽管如此，我们想看的还是看到了，我们想听的还是听到了。” 一个新奇的世界展现在热切好奇的福泽谕吉眼前，“整个旅程，所有西方文明的事物和制度都令我们觉得新鲜而惊奇，每停留一处，我们都把握机会接触许多人，并向他们学习。”他依然对科学技术不太感兴趣，也无印象特别深刻的，相关知识他都在书上读过了。

对于物理、化学、机械或电力、蒸汽、印刷以及各种工业制造方面的问题，我未必一一详细询问，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专门学者，即使问了也不能深入理解，只能略知大意。若只是略知大意，我自己查一下原著就容易弄明白了，所以我急于探求的，主要是其他问题。

这偶尔会令人尴尬，因为招待方认为日本使团成员，包括福泽谕吉，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最感兴趣。在美国访问时，好心的主人带他们观看新技术的奇迹，这种情况就发生过了——

我一看就知道这是电报，那是利用电解原理镀锌。我们还参观了一所制糖厂，当时正在把一个大罐抽成真空，使里面的水加速沸腾。他们恳切地给我们讲解，可我早就知道真空可以加速水的沸腾，而且还知道用骨炭过滤可以净化砂糖。对方大概以为我们一无所知，因此很详细地进行解说。我在日本的时候曾对这种东西钻研了数年之久，所以并不觉得新奇。

时间宝贵，福泽谕吉不想浪费，他要明确把握重点。“在日本读原著时遇到不懂的地方只要一翻字典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可是有些问题对外国人来说显而易见，在字典上就查不到，这对我来说算是最难的了。所以在访问欧洲各国的时候，我只想把那些原著中不懂的问题弄清楚。”他知道自己的兴趣会令招待方不解，“遗憾的是我这样做两边都有点尴尬，但我设法向其他人请教，都是我在字典上不能解决的问题。我的问题都是很常见的事物，这些绅士们一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但对我而言，这些问题是关键所在，最令我不解。”他对机构和社团的运作以及民主政治尤感兴趣。在机构方面，他非常着迷，但也非常困惑，比如医院、邮局、警察局等等。“例如，医院的开支怎么解决？由谁负担？还有，银行的资金进出如何办理？实行邮政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法国厉行征兵制，而英国却没有，那么征兵制的目的究竟何在？”他不断地询问和接触，进行了各种不同的观察，做了大量的记录。

我们参观了海军、陆军军营、国营和私营的各种工厂以及银行、公司、修道院、教育机构、俱乐部等等，还到医院参观了解剖和外科手术，有时应邀赴名人的晚宴、欣赏舞蹈等等。殷勤的招待反而使我们筋疲力竭。

日本使团在伦敦逗留的六周期间—卡门·布莱克有这样的描述—“出席了行政机构在伦敦贵族社区举行的舞会，以及诺森伯兰郡女公爵的盛大舞会。他们经常他们经常光顾正在伦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视察了伍尔维奇阿森纳及其军事要塞、动物园、议会大厦、布坎南弓箭厂、水晶宫、伦敦国王学院医院、约翰·佩恩公司在布莱克希思的锅炉厂。”他们也“去了德比，在纽卡斯尔下了煤矿，参观了朴茨茅斯的造船厂。” 其他的经历同样有趣，福泽谕吉的热情和好奇是显而易见的，“医院、贫民院、聋哑学校、精神病院、博物馆和展览会，都是值得一看的新鲜事物，而当我了解到这些机构的起源和贡献时，每一处细节都使我羡慕和着迷。”托克维尔发现英美两国政治形式相去甚远，既有趣也难以理解，福泽谕吉也一样，他来自一个更遥远的国度，虽然还不太能理解欧洲的政治制度，但意识到十分重要。在“欧洲的政风人情”的小标题下，他写道：“关于政治方面，我在伦敦、巴黎等地逗留期间，遇见各方面的人士，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于不了解其原委，所以很难理解所讲的内容。”

日本人绘画的“黑船事件”。

他记录道：“我对选举法一无所知。” 因此，当他在英国看到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时，便有了下面的趣谈——

因为不懂，所以我只好打听一下：“选举法是什么法律？议院又是什么机构？”对方听了只是笑笑，他们认为这是无需说明即可理解的，但我就是摸不着头脑。此外，党派当中有所谓保守党与自由党之分，双方各持己见，针锋相对。这是为什么呢？据说这是在天下太平之际进行政治上的争吵。这实在让我糊涂，实在难以理解。明明那人和这人彼此是敌人，却在同一张桌子上喝酒吃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费尽苦心才得了个大致的了解。这些事情是逐渐了解的，遇到复杂的问题，就要费五天或十天的工夫才能弄清楚，这就是此次赴欧的收获。

他收集到的大量新信息，以及在新世界的见闻，成为他毕生努力的一个基础。他将所有观察和交谈摘要做了笔记。“但凡遇到自己认为合适的人，便尽力向对方请教，根据所闻，逐一记下……回国以后，我以笔记为基础，并翻阅各类原文著作，结合回忆进行整理，这样就写出了《西洋事情》。”我们知道，“其中一本笔记仍然保存着，上面用日文、英文、荷兰文写满了有关信息，涉及各种各样的话题，比如建造一英里铁路所需成本、伦敦国王学院的学生人数以及硬化木材的正确方法。”

2

开风气之先

从欧洲回到日本后的五年里，福泽谕吉主要在江户从事教学和翻译。此期间国内外冲突日增，局势紧张。有一次，因担心英军攻击，他搬到了城外。由于攘夷情绪高涨，他回避了一些往来。家中成员增加了，他也专注于写作。1866 年，他出版了《西洋事情·初篇》，普受欢迎。他以幕府家臣的身份继续教学。接着在1867 年，他开始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海外之旅，再访美国，六个月之后回国。尽管他很少谈及考察所得，却带回了其他法宝。

旅费全由政府支付，领到津贴无需使用，这次赴美就用这笔钱尽量购买了一大批外文书，有大、中、小型的辞典和一些地理、历史方面的书籍，此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方面的。这些图书都是第一次输入日本，全塾几十个学生每人都能依靠这些原版书深入地钻研学问，实在方便极了。

他写道，往后十几年，日本学子们逐渐用上了美国的教科书，他开了风气之先。此外，他还特别提到了从学生那里收取学费—这在西方是平常事，但在日本尚属首次—这样他就有经费用于建设新校舍。1868 年师生搬入新址，学校也改名为“庆应义塾”。他专注于校务。其时日本的命运正在决定性关头，延续了250 年的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政府推行革新，因此也导致了连番激战。倒幕派的胜利，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武器先进，在这件事上，福泽谕吉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一次，他因翻译需要而得到一本讲解来复枪使用的外文书，他想：“难道我会翻译这样一本书而什么都不知道吗？”于是便根据书中说明，自己拆装了一支来复枪，“有了这个经验，我对来复枪的了解大大增加，便马上进行了翻译。”《来复枪操法》1867 年出版，卖出了上万本。后来他与村田经芳少将见面，才知道这位杰出的军火专家从书中得益不少。

村田经芳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初看对日本或福泽谕吉的改变并不大，倒幕派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比在德川时代更害怕外国人，更因循守旧了。正如福泽谕吉所预见，新政府看起来像“由各藩目光短浅的人组成，是另一个迂腐的攘夷派政府，这将铸成大错，引致国家毁灭。”不过他和其他人发现，日本还是迅速有了一些新的改变，“一大批昂扬奋进的年轻人，准备完全照着西方的样子建设一个新日本……”福泽谕吉和他的朋友们开始感到，“他们有如在舞台上出演一台自己编导的大戏。” 日本展现了未有之新前景，新事物、新观念得以广泛传播。他最终也切断了自己和旧藩的关系。

19世纪60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福泽谕吉仍然保留着他的藩士身份，领取米俸，并遵命办事。但他开始质疑藩中尊长的政治观点，和当局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的态度就是这样，闭口不谈政治，既然不谈政治，所以在藩中没有当官发迹的野心，既然无此野心，也就无需有求于人，眼中无人也无本藩。”明治维新后，他日渐固守己见，最终明确了立场，“ 如果认为这样不好，那最好把我赶走，别无他法。若要把我赶走，我只有谨遵上命，远离本藩。”回顾这些事情，他还记得其时来路艰难。有一次他将印有奥平氏家徽的纹服卖掉了，“我对本藩的感情，说得好听点比较冷淡，可是在同藩士族的眼光看来，我简直是一个无情者。”当长州局势不稳时，中津藩应幕府命令，征召学生回去参战，他却极力劝阻：“征伐长州这件事不问它是非曲直，反正不是学者书生应该参与的，所以我决不叫你们回藩。”后来他拒绝受领藩主发放的米俸，和家臣们言来语去，“家臣们看我反应激烈、蛮横，就不再坚持己见，我终于就和中津藩断绝了关系。”这样，福泽谕吉成了为数不多、没有身份的怪人，有了个人自由的空间，他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更努力地从事写作和教学。

可能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直到大约1870年，福泽谕吉的写作局限于解释科学事物，多属非争论性的科学问题和西方的制度描述。例如，他整理了海外之旅的笔记，于1866年、1868年、1870年分别出版了《西洋事情》共三篇，《西洋事情·初篇》详细描述了“西方社会的各种机构：学校、报社、图书馆、政府部门、孤儿院、博物馆、轮船公司、电报局”，然后“简述了美国、荷兰和英国的历史、政府、军事体制和财政状况”；“《西洋事情·外篇》，探讨构成文明社会的被称为‘基石和支柱’的无形体系”。该篇也包括了“英国广受欢迎的系列书籍—钱伯斯《教育课程》”，这套课程为约翰·希尔·伯顿（John Hill Burton ）所撰，爱丁堡的罗伯特和威廉·钱伯斯公司（Robert and William Chambers）出版；《西洋事情·二篇》则“集合了一些参考资料，有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关于人权以及弗兰西斯·威兰德（FrancisWayland） 关于税收的文章，还有关于俄、法两国的历史及其他资料。” 《西洋事情·初篇》的出版正值日本向西方开放之际，对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共售出十五万本，另有超过十万本的盗版。“五条御誓文”的起草者、明治维新宪法的推动者及其同仁几乎仰赖此书 。福泽谕吉作为启蒙导师，并非浪得虚名。

他们一看这本书有意思，建立文明社会，这才是一本好材料。一人说万人应，不论朝野，凡谈西洋文明而主张开国之必要者，都把《西洋事情》置于座右。这本书好像无鸟村的蝙蝠、无知社会的指南，甚至维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是根据这本小册子制定的。

《西洋事情》

此书的诞生正当其时。“这种情况好像是很奇怪的，但当时在日本国内出版的传播西方新思想的著作只有我这本粗陋浅薄的小册子。因此我断定，这本书正投合时机。”在明治维新开始前，他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了，前后三篇，在日本大局既定之前全部出版完毕。“即便有人读此书，也很难想象人们会把其中所讲的内容运用在日本的实际当中，简言之，当时我自认这不过是一部有关西方的小说或虚构的故事而已。”不过这种“虚构”在日本引起了热切的关注，福泽谕吉的雄心因此大增。为日本的现代化，他继续出版通俗实用的著作。例如，他认为日本应该采用合理的簿记系统，但首先要向大家解释经济学原理——

我闲坐下来，细想当今状况，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商人和从事产业的人员，在采用西方的经商方法之前，应该熟悉西方的经济学原理，要是马上就变更簿记方法，而没有基础知识，那就违反自然规律。一个人现在应该所做的，将可教导一大群年轻人通用的、基本的西方经济学原理，等他们成长之后，即可接管生意上的事情。此后，新簿记的价值将被认识。心中有此想法，于是就有了这本《簿记法》。

后来他在自传中说，这本《簿记法》和《来复枪操法》一样，讲清楚原理是一回事，能学以致用是另一回事——

明治维新之后，我翻译了一部《簿记法》，今天坊间的簿记书都是仿效我的翻译写成的，照理我应该是个簿记专家，可读书人与生意人的想法有如天壤，我不仅不能学以致用，而且看到别人记的账也很难理解。

在19 世纪70 年代初，他的著述迅速转向，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不在于解释和帮助引介科学、技术和体制（比如他曾经协助建立西式的警察部队），而在于改变文化和思想，这更为艰巨。他开始致力介绍西方的“精神”—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我们在他19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主要哲学著作中，能看到他极大地受到了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 、穆勒和巴克尔乃至法国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1872年他发表了《学问的旨趣》，其后四年不断写出续篇，最后集成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劝学篇》，包括了从1872年至1876年出版的十七篇文章，由于其文字简洁明了以及对德川幕府之批评严厉而受到欢迎，销量非常高，竟达三百四十万册 。1875 年他总结了自己的思考，写出了《文明论概略》，次年又出版与托克维尔思想相近的《分权论》，三年后写出《通俗民权论》以及《通俗国权论》。最后这两本书的出版是福泽谕吉的转折点，如下文所讨论，他越来越不信任西方霸权，因而有了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1895 年日本击败中国。1878 年后，除了《福翁自传》（1899 年），他取得那样广泛影响的著述已不多见。福泽谕吉在自传中说他的主要武器有两种，笔是其中之一：“然而我所能做的，全靠三寸不烂之舌和一支笔。有赖于身体健康，我能专心致力于塾务，并且舞文弄墨，在《西洋事情》以后做了一些或著或译的工作。我一方面教育莘莘学子，利用演说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著书翻译，非常忙碌，但这也只是希望尽一分绵薄之力而已。”他自己也投入到出版事务中。他创立《时事新报》社，自1882年起在其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也不时连载他的著作。他的写作如此成功，出版上也努力，乃至“当时所有关于西方的著作无不出自福泽谕吉。” 他把西方习以为常的演说引介进来，与教学并重，亦开风气之先。他在西方感受到了演说的魅力，但在日本完全未见，于是作了生动的记录，继而在1873 年出版了《会议辩》。从他的记述中，我们看到引介新观念之难，也看到他克服其难的创造性。他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