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概念在硅谷精英中快速兴起！

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大加速”正在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以人工智能（AI）、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前沿和颠覆性技术给传统产业带来革命性改变，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的融合使得其影响比前几次科技革命更为深远。 ‍ ‍

近几年， 有效加速主义在硅谷精英中快速兴起，认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应该设法加速技术奇点的到来。 加速主义是一种哲学和社会理论概念，它认为应该加速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以引发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并涉及对现有社会结构的深刻反思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探讨。有效加速主义可以被视为加速主义思想的一个延续。

美国科技界的加速主义与现代前沿技术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紧密相关，服务于特定的科学和政治目的，正在影响和改造美国国家政治和创新生态。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消费电子展上，人们参观一款太阳能电动车（2025年1月7日摄） 新华社 / 美联

本文转载自《瞭望》2025年第7期，原标题为《瞭望丨美科技界加速主义新思潮》。

加速主义分为右翼和左翼两个派别。 右翼加速主义以尼克·兰德为代表，他的思想启发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拥护现代技术，但认为技术和社会的领导权应由专制集权机构和少数技术人员掌握。

左翼加速主义以尼克·斯尔尼塞克和阿列克斯·威廉姆斯等人为代表，主张通过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推动其崩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加速不是简单的技术或经济增长，而是通过释放生产力的潜能，推动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

技术加速主义是加速主义的一个分支，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主张加速技术发展来推动社会变革，认为唯有主动加速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的进步，才能突破现有社会结构的局限，甚至可能通过技术引发的系统性崩溃或重构，催生更理想的社会形态。技术加速主义相信随着技术的加速发展，可以自动解决当前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任何试图阻碍技术发展的障碍必须全部取消。

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大加速”正在重塑技术加速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近年来，AI在研发上的突破性进展，产生超级智能、融合智能等形态，正在作为人类应用颠覆性技术的控制器，深刻改变物理世界、虚拟信息世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得整个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步入一个愈发加速的时刻。量子科技有望引发信息技术的颠覆性变革，生命科学与化学、信息、材料、工程等学科交叉融合，正在加速孕育和催生合成生物技术、类脑人工智能技术等具有重大产业变革前景的颠覆性技术。AI与生物技术（如基因编辑）、量子计算、纳米技术、神经科学的结合，催生了技术奇点的临近。根据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的预测，可能到2029年就会迎来人工智能的技术奇点，能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社会生产力。

在硅谷精英中兴起的有效加速主义是技术加速主义的一个流派。 有效加速主义认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应该设法加速技术奇点的到来，这种技术可能是加密货币技术，也有可能是人工智能或者火星移民技术。科技企业应该加快新科技尤其是智能技术的创新速度，以此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推动人类社会快速进步，人类须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主动适应技术发展。显然，这是一种乐观的技术决定论，带有技术乌托邦的色彩。

此外，脑机接口、基因编辑、仿生器官等技术模糊了自然人与机器的界限，推动“超人类主义”成为加速主义的新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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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技术加速主义放大了技术发展带来的正面效应，忽视了其负面效应，试图通过加速技术发展来改变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有将社会历史发展置于唯心主义的风险，而且暗含了精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内容。

二是技术加速主义以对技术的关注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性批判。其强调对控制论、平台、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把握，忽视了背后更为关键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性地位。

三是按照西方科技精英的观念，未来的技术奇点很可能会由少数科技资本家和工程师所掌控，其基本逻辑是精英主义或是超人主义，参与这种游戏的是少数精英，而不是广泛的社会大众。正因此，美国才产生了不惜代价独占技术奇点及其生产力爆发的幻想，并掀起对华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式的科技打压与封锁。

四是一些批评者也认为，加速主义太过于决定论，甚至陷入乌托邦式的空想，其承诺的美好未来生活也许并不会如期到来，人类社会在技术加速下有可能变得更糟，弱势群体反而会受到技术加速的伤害。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下，AI及其他前沿科技正迅猛发展， “加速”不仅体现在技术迭代速度上，更表现为技术与社会、经济、伦理关系的深度交织，使得技术加速主义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是各项颠覆性技术相互赋能、融合创新、迭代突破，科技变革速度大大加快，如AI驱动的药物研发、脑机接口与AI协同的神经增强技术等。单一技术突破逐渐被多技术协同的“技术生态”取代，形成对传统技术体系的颠覆。

二是AI自主系统的演进与“技术主体性”崛起。从规则驱动到深度学习驱动的AI，逐渐脱离人类预设逻辑，在复杂场景中自主优化决策（如金融交易、军事系统）。当AI系统具备“类主体性”时，需要重新定义人类与机器的责任边界。

三是技术加速主义与技术垄断、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少数科技巨头（如OpenAI、谷歌、Meta）企图通过算力、数据、算法的垄断，主导技术加速方向，挤压中小企业和公共机构的参与空间。国家间围绕AI、半导体、量子科技等展开战略博弈。

四是AI安全（如对齐问题）、基因编辑的不可逆后果、量子计算对加密体系的威胁，使技术加速与风险防控陷入两难。伦理与治理面临“滞后性危机”，元宇宙、AR/VR与AI结合正在重构社会交互方式，挑战传统伦理与身份认同，AI生成内容（AIGC）、深度伪造等技术已远超现有法律和伦理框架的应对能力。各国在AI监管、数据主权、技术标准上的分歧，加剧技术扩散与风险管控的矛盾。

五是社会分化与“技术鸿沟”加剧。前沿技术的高门槛导致“技术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差距扩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AI发展带来一系列转型期的就业、社会摩擦等问题。社会适应能力滞后，技术迭代速度超过人类心理、制度和文化的适应周期等，导致“未来休克”现象普遍化。

六是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矛盾。AI大模型的训练能耗、区块链的能源消耗、对稀有资源的依赖以及电子废弃物的激增，都是这一矛盾的具体体现。未来，需要在技术创新、政策引导和社会共识的多重努力下，找到技术加速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

应当看到，技术加速主义正从单一的技术崇拜转向更复杂的“技术-社会共生”叙事。 其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技术无限可能的愿景与社会风险的现实约束。 未来趋势可能呈现两极分化：一种是乐观场景，通过“可控加速”（如AI对齐、全球协作治理）实现技术红利最大化；一种是悲观路径，技术失控导致系统性崩溃（如AI霸权、生态灾难）。跨学科协作、动态治理框架和公众参与将成为关键变量。在这些变量作用下，未来或将呈现丰富的立体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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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相比于以往美国资本选择躲在幕后、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两边下注的方式，以特斯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资本公开且深度支持特朗普，映射的是技术加速主义正在影响和改造美国政治和创新生态的事实。

2023年，成员包括大型加密货币行业机构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出资支持加密货币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2023年全年共支持35名参议员候选人，其中33人成功当选，且绝大多数都是反对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强监管政策的共和党人。

2024年4月，由马斯克和贝宝公司（PayPal）前高管戴维·萨克斯为特朗普组织的反拜登筹款活动，再次吸引科技和加密货币领域大量捐赠者。作为回报，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加密货币的支持，并成为首位接受加密货币捐款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

2024年7月，在田纳西州的比特币大会上，特朗普公开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减少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将美国打造成全球加密货币之都。

在再次入主白宫前2天，特朗普宣布发行其个人代币“特朗普币”。而2019年特朗普还在推特（现更名为X）上发文表示不喜欢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特朗普1.0”与“特朗普2.0”对于数字货币态度的不同，以及监管思路的不同，反映出美国的科技资本和加密货币行业已开始以庞大的资金深度介入政坛。不少分析指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去监管”的思路会成为政策主流。

根据波因特研究所的报告，特朗普在2016年收到的政治捐款中有69%来自2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正是因为还没有与大资本形成联姻，彼时的特朗普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成熟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体系。经过八年的政坛沉淀，特朗普2024年竞选活动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小额捐款比例从69%降到了32.9%，来自硅谷科技资本的加持不容小觑。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逻辑需要在大资本和普通民众的诉求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可以预见，“特朗普2.0”时代的新特朗普主义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硅谷科技资本和精英们的主张和利益。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前后，引入了多名科技界巨头作为团队成员，如任命马斯克牵头组建名为“政府效率部”（DOGE）的顾问委员会。马斯克意图通过先进的数字工具和创新思维，推动一场全新的、科技化的政府改革，破除美国政府中阻碍创新的官僚机构和政策制度，放松对科技发展和应用的监管，增加对新兴技术领域的支持和补贴，加速美国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突破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技术加速主义也推动美国将科技权力竞争作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边疆和主战场，以建立全球绝对领先优势。

在全球共同挑战凸显、新科技革命挑战和国际格局加速重塑的形势下，新兴技术、数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带到“技术政治时代”，新兴技术发展催生的新权力空间愈加重要。国际战略竞争的重心是高科技创新优势的竞赛，是围绕新科技革命所塑造的新权力的争夺。美国围绕建立全球绝对领先优势，保障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科技创新愈发呈现“政治化”“集团化”和“武器化”等趋势，围绕下一代技术基础设施、国际技术标准、推进后瓦森纳协定等，加大对科技领域结构性权力的争夺，注重通过联盟体系开展大国科技战略博弈，构建“技术政治时代”的科技霸权。

美战略界认为，与工业时代“后来者能够居上”的赶超逻辑截然不同，人工智能的自我迭代可能实现全方位加速领先，实现强者愈强、赢家通吃。秉持加速主义的美国科技和产业精英认为，未来的技术奇点及其引发的生产力革命可能不再需要世界分工，其完全可以在美国及其盟友构筑的“高墙”内完成，试图通过封锁来维护其科技霸主地位。例如，今年1月特朗普宣布“星际之门”项目，拟在四年内投资5000亿美元构建AI基础设施，其核心目标直指技术霸权护城河，其本质是技术民族主义与加速主义的混合体，试图通过“霸权式投入”垄断AI时代的生产力革命。然而，其封闭性战略忽视全球化分工的现实韧性，且面临内部经济、生态、社会的多重矛盾。

事实是， 当美国愈加投入到“小院高墙”的俱乐部体制怀抱中，其便丧失了与外界进行大量信息交流和资源交换的机会，反而加速了全球技术的多极化分布和技术力量的重新洗牌 ，招致全球技术生态的“去美国化”反噬，最终只会加速其自身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孤立。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技术封锁总是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不断深度融合的今天，美国无法有效控制全球技术的流动。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全球化不是可逆的，每一个封锁的行为都会激发出技术新生力量。”

顾客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全自动人工智能餐厅点餐（2024年4月2日摄） 新华社 / 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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