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赖声川
本文节选自导演赖声川2014年在新戏《冬之旅》发布会上的演讲
我生在美国，我的蓝图似乎不太一样。到今天，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什么叫做
“生命中重要的一些事情”
。
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秒钟、每一刻都视为重要的，反过来说其实（所谓重要的事）都不重要了。
我们本来就很棒，每一秒钟都是，只要体会到了这个，随时都会开心。
我5岁的时候，在华盛顿上小学。我记得很清楚，上了两个星期一年级的课，突然有一天老师就过来帮我收拾东西，带我走到二年级教室，我从此就念二年级了。
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美国真是了不起，什么手续都不用办，连家长都不用通知，我就跳级了。
11岁的时候，我回到台湾，我在美国是资优生，从来没拿过B。到了台湾之后，我被剃了个小光头，背个书包，带个便当，天还没亮已经往学校去，天黑了才回家，有种从天堂突然到地狱的感觉。
那一年念完了，老师最后决定让我留级。
老天是公平的，我是一边跳级，一边留级。
因为我父亲是外交官，父母的想法是调回台湾三年，我可以好好学中文。等中文有了底子后，再跟着父亲外派，可以念哈佛或者耶鲁或者其他学校。
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我父亲在这三年内生病过世了，我的人生蓝图整个就发生变化。这个大逆转之下，幸好家里有一个极为坚强的母亲，她非常努力地把我跟我哥哥两个人带大，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不太管我。
那个时代，不可能有父母鼓励你去走文学或者是戏剧这方面的路，因为那根本就没有任何前途。
我的时代里面所有优秀的人都是念理工的，这些人后来才会回头说，其实我整个才华都不是在理工方面，比如导演杨德昌，30多岁的时候才说“
我要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
我在台湾念完大学，结婚后，才回过头来念戏剧的。我有个好朋友，台大毕业后到美国念研究所。
我记得他一直找不到人生方向，在我们家住了好几个月。我们管他叫毛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摄影师，后来找到一份工作，也交了女朋友，慢慢地方向找到了，生活突然变得如意了。
我当时念一些戏剧理论的东西，尤其是法国理论家、戏剧家阿尔托的东西，讲戏剧形式要有怎么样的翻新，不能有任何的界限。但我读不明白。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讲毛弟出了意外。这个意外说起来荒谬到不可思议。他被派去一个赛狗场摄影，那里有个电动兔子在栏杆上跑，所有的狗都跟着跑。他为了找最佳的摄影位置，整个人跨在栏杆上拍，后来电动兔子就把他撞了。
知道他出事后，好几个朋友开车赶过去送他。高速公路上，我们都很沉默。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强烈的一种感受，想到阿尔托说什么叫自由。一个电动兔子可以从旁边冒出来，把你撞倒、压死。
生命本身的状态，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那有什么东西，我们还可以做？
我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凡走过的路，都留下脚步。
但是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
凡你走过的脚步，都会隐形地走向一些新的地方;我们每个人的今天，就浸润在每一个昨天当中。
1988年我第一次到印度。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带着我女儿，大女儿才7岁，去印度北部山上的一个小镇。那个镇非常穷。我太太有一天说她想洗个头，后来才知道洗头水是镇上的人从山的那边走了两个小时才挑来的。
我们走之前问了一下，如果要帮忙（通水电）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算下来要几万美元，那个时候这些钱也不算少，我们就找了10个朋友，凑了这个钱。现在那个地方有水，有电，路也修好了，小镇也发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