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4日凌晨，112岁周有光先生辞世。 主持人曹可凡证实了这一消息。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昨天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转行，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
“有光”是他自己起的笔名，这似乎注定他是要成为“一生有光”的人。
是学问，是敢说话，
还有一个世纪不变的生活态度
说到周有光留给世界的一束光，第一个要提起的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
“新中国成立后，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可是85%的人都是文盲，所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要。”周有光曾在《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中回忆自己从经济学到语言学的“转变”。
“文字语言学我是业余搞的，我说我是外行，不行的。他们说这是个新的事情，大家都是外行。我就调过来了，和经济学没有关系了，完全搞语言文字学了。”
《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作者金玉良也曾如此描述周有光：“今天，拼音已经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他被誉为我国 ‘汉语拼音之父’当之无愧。”
周有光另一个传奇，与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的爱情有关。
张允和（左一）和大姐
他的妻子张允和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沈从文则娶了老三张兆和。
▲前排左起：张元和、顾传玠；后排：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他曾经笑言“老话叫做长命百岁。100岁是人的生命极限，我一不小心身处例外了。
几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夫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安平女士写了一本《合肥四姐妹》的书，其中提到，1921年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变卖家产，在苏州开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学校”和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
因为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张武龄开办的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又恰好与张允和同学，张允和常常到周家来玩，一来二去就与周有光相识。
周有光大学毕业不久，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两人离开苏州去上海就读中国公学。作为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两人在上海逐渐接触频繁。
两人谈恋爱时的一件趣事，后来经常被周有光提起。下面的一段经历，曾经被《三联周刊》刊载：
一个周末，他和张允和一同到杭州灵隐寺游玩。虽然是自由恋爱，但两人也不敢手拉着手走，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两个恋人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一位僧人也跟着坐下来听他们讲话。听了半天，僧人突然开口问周有光：“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原来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周有光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僧人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热恋之后该谈婚论嫁，周有光又踌躇起来，与显赫的张家相反，周家只算得上是小户人家，他给张允和写了封信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性格明快的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写满十几页纸的信，热烈而坚定地告诉她所爱的人：“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于是张允和，又成了张家十个孩子中第一个迈进婚礼殿堂的人。
周有光曾将与张允和的感情形容为“流水式的恋爱”，从1933年结婚到2002年张允和去世，两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近70年。
周有光先生的身体状态明显不如去年，
但还是清清爽爽的
周有光先生与浙江的交集非常之多。
2016年的1月11日，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和浙大出版社、档案馆、周有光语言文字研究中心、古籍研究所的负责人一道，专程赶往北京，为周有光先生致敬贺寿。
那个时候，周有光先生说：“我的身体状况还是好的，只是年纪大了一些。年纪老了，但思想不老。”
“他穿着新衣服，在客厅里等了我们将近一个小时。他精神很好，就是听力不太好，所以交流起来略微吃力，我们说话的声音要大一点。”罗卫东的感觉，是每次见到他，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一点架子都没有。”
周先生给朋友们生日回礼是一只有着他亲笔签名的寿碗。“上面是他亲笔写的‘长寿’两个字，然后每一年，他都重新写上自己的名字、日期和岁数，然后烧制成瓷碗，送给大家。”
当时，周先生的外甥女毛晓园回忆说，2015年1月22日，周有光的儿子去世后，周先生就住院了，几次收到病危通知书。“6月以后慢慢恢复了不少，有时三更半夜还是会哭。9月时，他告诉我们，‘风暴已经过去，我挺过来了’。”
周有光和儿子
毛晓园说，这一年，周老的饮食主要是营养液和鸡蛋羹，不复往日大啖烤鸭和葱焖海参的“豪气”，人清瘦不少。
此前，周有光先生曾对前来北京看望他的老家人幽默地说：“111岁等于1岁，一事无成，很可惜的111岁。实在没有多少话讲，要少讲空话。”
2015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出版。
“这部书稿完成的时候，我已经109岁了。我在这个年纪还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思考能力。”在书的《尾声》，周有光先生写道，“虽然我对个人生与死早已淡泊，但我所记忆的历史还在前行。”
策划《逝年如水》的编辑叶芳，回忆起2016年元旦与周老的会面：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摄影记者唐师曾的相机，笑着说相机技术越来越先进。“他总是对世界充满期待和好奇。他跟我们说，不要谈我个人，我们来谈谈这个世界。他说了一句话，‘我是认真地思考了这个世界的’。我想他已经对自己的人生做了总结，这句话包含着他对国家对世界的责任。”
叶芳还说，2015年5月22日，周先生在协和医院，与杨绛先生完成了“历史性的会面”。
“周有光先生和杨绛先生住在同一家医院，他主动提出要去看杨绛，但被拒绝了，原因是杨绛觉得自己脸色不好。我觉得这是周老的一个愿望，后经保姆同意，推着周老的轮椅去见杨绛，两人见面后，说的一句话是‘久闻大名’。”叶芳回忆，周老坐着轮椅出来，在走廊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大街，停留了很久，“我想，他应该喜欢窗外那个生动变化的世界，但他可能没办法走出家门了，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
2017年1月10日，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在北京探望了周有光先生。
2017.1.10，帝都清朗一日：上午看望112岁人瑞周有光先生，下午参加21世纪经济报道及研究院举办的“21世纪年度十大好书”发布会暨经济趋势论坛。 周有光先生的身体状态明显不如去年（所以没有拍照），但还是清清爽爽的，房间里的陈设基本没变，他已故太太张允和先生的画像还是摆放在沙发正对面的书架上，这也许是这一对世纪老人最会心的对视空间了！
▲张允和先生的画像摆在书架上
2014年6月袁亚春曾经到北京拜访过周有光先生，并撰写了《有光》一文，刊发在钱江晚报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链接阅读。
愿老先生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