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 | 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才能成就事业

2017年1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去世，享年112岁。周先生从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在他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为中国的汉语教育和文化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推送胡苇老师于2004年4月对周先生的采访节录。

访问者胡苇，即胡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原载《中国教师》，2004年4月

学校应该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

记者：您早年从事经济研究教学工作，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到一九五五年，在您年届五十时，改行投身文字改革工作。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但您在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这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突出成就。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特殊经历谈谈我们现在的学校应该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

周先生：先谈我是如何转行的。我在大学时就对语言文字发生了兴趣。我们那个年代，大学专业分工很粗，只分了文科和理科，不像解放后分得很细。分得很粗有一个好处，就是学生掌握的知识可以广一点，但缺点是深度不够。由于我对语言文字有兴趣，那时就选学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课程。这样以后转行就比较方便。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了一篇语文方面的文章，谈的是口语的语法问题，用的是口语，举例也是口语，这就是白话文吧。虽然那时已经提倡白话文，实际大多数人写文章还是用文言，文章是文言，举例也全是文言。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大会决议

我对语言学、文字学有一点兴趣，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后来，中国搞了文字现代化运动，我参加了这个运动。改行却是偶然的事情。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一九五五年国家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因为我写过文章，他们(周恩来点名让他参加)就要我参加这个会。我当时并没有转行搞语言文字的准备，就问这个会要开多少天。回答说大约一个月。上海的大学也就同意我来参加会议，不想会后他们把我留了下来，让我从事文字改革工作。

当时我们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叫作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会主任是吴玉章。吴老年纪大了，不管实际工作，实际工作胡愈之管，胡愈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很钦佩他。他比我年纪大。我对他说搞文字改革我是外行，他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听了这话我就不好意思再推了，建设新中国，大家热情都很高，当时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这样我就留了下来。既来之，则安之，既然留下来了就要认真对待，我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我就这样转行了。

当年，山西省万荣县在街头巷口都设有“认字岗”和“测验站”考核路人，以此督促人们学习汉语拼音。

对于学校应该提供什么教育的问题，我个人的经验是学校最应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过去教育学苏联，只鼓励信仰，不鼓励思考，一段时间内把你培养成工具，这是有很大缺陷的。我以为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教育可言。此外，分科太细对一个人的成长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我的一位叫郑晓沧的老师很有名，他受过西方教育。他讲，你原来有天然的智慧，天然的思想，教育就是把你天然的东西引出来。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思想。他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装进去的东西是有限的，通过教育能发挥自己的本能十分重要，能自修是最好的。

兴趣是天生的，不是勉强的

记者：现在不少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不喜欢上学。当初您对学习浓厚的兴趣、旺盛的求知欲是如何培养的?

周先生：那时老师非常强调培养学生兴趣。但兴趣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勉强的。现在的教育负担太重，孩子们没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兴趣也就没有生长的土壤。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的学习非常轻松，中学时九点钟才上课，上午只上正课，下午是游艺课。游艺课包括图画、音乐、写字等内容，不考试不计分数，很轻松。我们那时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因而我们学得很轻松，也很快乐。兴趣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压力，有很多空闲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上学时，我就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

上海圣约翰大学思颜堂

我们那时有些管理制度还是可以借鉴的。我们从中学开始一定要住校学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学校绝对不允许学生出去，这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读书、学习，接受教师的教育。现在大部分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学生受外界影响就比较大。我们那时的大学是很有贵族味道的。当时我很穷，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姐姐在上海教书，有崇洋思想，希望我到圣约翰读书，但圣约翰的学费很贵。姐姐的同事知道后就把她家里当作财产储存的皮衣当掉，接济我读书。为了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一边上学，一边给工部局(当时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设立的行政机构)做翻译。放假就在上海打工。第三年，我在学校通过考试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样就应付了学校的费用。我觉得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现在清华、北大都在慢慢地改，走出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要有空余的时间去思考 

记  者：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现在许多人认为，知识爆炸时代学得越多越好。

周先生：小学、中学不能学得太多，要给孩子们时间玩。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才会去思考。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吴山秀先生，他为开阔我们的视野，不断给我们灌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经常请名人来校讲演。他是一个语文老师，那时的教材是文言，但他提倡白话文，介绍好的白话文章给我们看。

那时中学小学有许多很优秀的老师，我的老师让我们平时觉得很轻松。我想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不是压力越大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就不会好。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兴趣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一定会有某种或某些兴趣的。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语文改革也是如此。

语文改革是语文自身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的、简单的事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今天搞拼音方案就不一定能成功，因为目前存在一种复古思潮；在“文革”期间也不行，因为那样就会被批为洋奴。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这样他们的兴趣必然会自由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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