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邢台南阳县的一个小村，走过灰蒙蒙的土路，穿过一排排冬日里干枯的杨树，白茹云出现在一群低矮的平房之中。
她比电视里矮小壮实，穿一件浅色羽绒服，袖子套上了桃红色的袖套。2月6日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里，站在舞台上的她也穿着羽绒服，只不过为了上台，她跟大女儿借了件新一点的。
“身体重要，我已经不在乎美丑了。”她不好意思地憨笑着，露出嘴角的酒窝。6年前，白茹云被确诊淋巴癌。化疗之后，如今的她耳朵听不太清，眼睛老流泪，嗓音也变得奇怪。
尽管白茹云觉得自己“声音太难听”、“颜值也对不起观众”，但无数人还是被这个42岁的农妇打动了。
2月8日下午，一拨拨赶来的记者，塞满了她原本空旷的家。邻居大妈们轮流前来围观，乡里的干部也破天荒地踏上门来。她的手机每隔10分钟就响起一次，各种采访、直播的邀约一起涌来。尽管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她还是不好意思说出拒绝的话。
深夜11点多，手机没电了，她终于心安理得地钻进被窝。邢台的初春清冷，她盖上了几层稀稀拉拉的花被子。诗人白茹云终于回归到了农民白茹云。
白茹云总喜欢系上一条艳粉色的丝巾。丝巾下是脖子上的一道褐色疤痕。初中毕业的她在村里的小学当过两年老师，长期的嘶吼，让她的声带上长出了息肉。手术给她留下了自认为丑陋的印记。
上学时，她的学习成绩好。但身为大姐，她总得带着弟弟上学。初中毕业后，她选择考中专的师范类专业。差了七八分没考上，得花4500块，可家里没能帮她凑到这笔钱。这成了她心里永远的刺。
她曾到北京打工，但没过多久，又被家里喊回去相亲。相了一个又一个都没成，到了二十三四岁，嫁给了老实的老同学。按照家乡的风俗，他俩相约出门晃一圈，买了点东西，一生就这么定了下来。
孩子出生后，她觉得“凑活凑活就过了快20年”。
直到现在，她说自己和丈夫只剩下亲情。“现在年纪大了，可能要放弃爱情这个东西了。”虽然喜欢读诗，但是对一些描写爱情的诗句，她总是难以理解：“他们总是写断肠，爱情真的能让人断肠吗？”
如今在这个“凑合”而成的家里，即使有暖气，初春的冷风还是让双脚冻得冰凉。客厅的纱门被女儿的旧牛仔裙封上。墙上的挂历忘了更换，还停留在2015年。
白茹云在家中接受采访。图 / 杨宙
在县城当保安的丈夫每月收入1500元。为了贴补家用，白茹云接了些在家里扎塑料花的活计，一天能挣5块钱。扎花常刺破她的手掌。她摊开右手给我看，暗黄的手掌上残存着洗不净的污渍。
过去20年来，她在地里种过小麦、玉米。长期的太阳暴晒，让她的脸干红皲裂。如今她不再干农活，可裤脚和鞋子上还常常沾着土。
对于生活在脸上刻下的粗粝痕迹，她倒也坦然。旁人对她说，董卿还比你大两岁呢，她开心地回答：她还叫我大姐呢。
农妇白茹云一直自卑着。她说自己身上尽是土气，根本没有诗人的气质。似乎只有在谈到诗时，她的脸上才多了几分光彩。
她喜欢从女儿的课本、电视上摘抄诗词。脱了封皮的本子，她用细密的字迹抄了一本又一本。她把本子带在身上，有些在田间丢失了，有的被露水打湿了。有时候在院子里，没有人时她会小声地唱起宋词，配上自己的曲调。
白茹云在自己作摘抄诗词的本子上作记录。图 / CFP
诗词带给她许多幻想。少年时她读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觉得那是世间最美的风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河北农村，她听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父亲对她说，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甭说岳阳楼，外国楼也可以去看的。
她幻想着在岳阳楼的蒙蒙细雨中看浊浪排空、狂风怒号，所以常常心血来潮就背一遍岳阳楼记。后来虽然没能上大学，但她偶尔翻翻岳阳楼的资料，还会觉得自己在半梦半醒间，站在了岳阳楼上。她在脑海中想象岳阳楼的风景，写道：“几只大雁在广阔的湖面上轻点疾飞，妄想要横渡湖面。”
去年参加《中华好诗词》大赛，河北省扶贫基金会送给她一台电脑，用来查找诗词。电脑屏幕上的膜她至今还没舍得摘掉。
白茹云通过电脑修改自己创作的诗词。图 / CFP
或许因为一夜成名之后被问得厌倦了，提到她自己写的作品，她总说忘了、丢了，似乎想赶紧摆脱“诗词”的标签。
我偶然在她家找到一首她写的《碗》，她漫不经心地解释：“每天喝粥吃饭都看着碗，看着看着，也就写出了一篇。”
“胸有佳肴盛万种，心头酸辣味千般。人间捧腹俱欢笑，冷暖由他若等闲。”只有在她独自写下的诗里，才有诗人白茹云的细腻与感性。
如果没有诗，白茹云的生活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二弟在8岁时突然头疼、傻笑，他一天天变傻，如今30多岁，吃喝拉撒还要靠他人。小弟前几年到北京打工，然后再也找不到踪迹。
也是在二弟发病时，她开始接触诗词。“那时我十六七岁，弟弟生病了，脑子里长了个瘤，一发作头就特别疼，就用两手打头，都打破了。我父母要下地干活，我是老大，只能在家看护他，我抓住他的手不让他打，想办法安慰他，就说一些常见的儿歌，说完没什么可说的了，绞尽脑汁地想就想到了诗歌。”
她还记得，给弟弟背的第一首诗是《咏鹅》。
自己生病以后，不断的复查让她借遍了全村，耗费了几十万元。为了省下24块的车费，每次化疗，她都5点起床，转四五趟车才到省医院。丈夫要打工挣钱，她就一个人住院，每天吃着一块钱的米粥和五毛钱的馒头。
她发现有时候别人会因为自己是乡下人而说话蛮横。她也不计较，在心里默念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虽然诗里描述的是李白收到唐玄宗的诏书入京的畅快心情，但她觉得，自己也可以这样豁达。
经历过淋巴癌的化疗折磨之后，她说早已看淡了生死。比起从前，她更喜欢豪放派的诗词。家中苏轼的文集被她翻得泛黄，她始终最喜欢那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前来拜访的人们总想让她谈谈诗词如何帮她战胜病痛，她总是笨拙地不知如何作答。她更愿意把答案写进简练的诗句里：“余生劫后唯需药，须记身安即为雄。”
不用去医院的日子，她日复一日地面对着院子里的鸡和狗，看着村外的麦浪风过连天，最终把心收回在柴米油盐之中。
可她还是在整个采访后疲倦的夜里，抱怨记者们的提问毫无新意。她回忆起24岁时在北京打工的日子。
那时的她在一个音乐老师家里做保姆。她常常溜进附近的电脑学校旁听，学习五笔。主人出门后，她想练习打字，又怕把电脑里的资料弄丢。于是不敢开机，只在键盘上模拟着敲下一个个字。
家里的钢琴倒是可以弹。她坐在钢琴前，踩下踏板，手指按下键盘，感受着轻快与低沉。她不知道自己在弹什么，但觉得那是动听的旋律。
这些年来，她更偏爱苏轼的词。“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谁怕？我什么都不怕。”她说，没钱了，地里还有小麦，可以换成面粉吃。衣服不用买新的，有的穿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