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宋、阿娟一样，很多“小姐”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这一行，但“小姐”又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融入现代化的最容易的方式。
文◈杨小贞
23个访谈对象、6年的田野调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不论在书中还是在课堂中，都提到过自己进入“小姐”这个研究领域的不易，但最终《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还是成书了，为我们展现了“小姐”这个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
广州、深圳、东莞，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现代化的风向标，不知有多少人尤其是来自农村腹地的人将这里视为逐梦之地。“小姐”兰兰的父母在城里打工，仅用三年时间就改变了家里的生活条件，兰兰从电视机、录音机看到了大城市的影子，感到兴高采烈和不可思议，这让她萌生了去城市里感受现代化的想法。
作为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没钱、没关系、没地位，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缺失，都让她们处于无比弱势的地位。有人说，可以去做女工啊，干嘛一定要当“小姐”。
站街女小宋坦言做女工的辛苦：“在厂里所有工作就是不停地钉各式各样的纽扣，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都要瞎掉。”“工资才400块不到，加上加班费才拿不到800块钱。”经常受组长辱骂“蠢猪”“什么都不明白”，还要看老板眼色。小宋觉得那段时间就是“忍辱负重”，所以干脆辞工出来了。
“在大城市里非常渺茫的……就是你从农村出来就再也不能回到农村了，在农村的话反正没钱……但是你出来一个月再怎么样也有钱挣，又是在屋檐下做事。”阿娟本来先是做保姆，觉得处处要看人脸色；后来到面粉厂上班，又没技术，换了台机器就不懂了；之后再卡拉OK陪唱，再后来去餐厅打工和一个经常来吃饭的男人混熟了，他让阿娟不要再干了，等于说就是把她包养了。就这样阿娟才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小姐”生活。
和小宋、阿娟一样，很多“小姐”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这一行，但“小姐”又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融入现代化的最容易的方式，她们的融入只能通过表象的都市化象征来满足自己参与城市化的欲望——消费。
她们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拥有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肌肤，才能衬得起妆容和饰物。“小姐”小霞的衣柜里挂满闪闪的连衣裙、黑色半身裙、A字裙摆雪纺料……各种各样的皮鞋，高跟的、蛋糕鞋、黑色平底鞋……还有几个盒子里装满了各色项链、耳环、手镯、头花等等。她说自己现在很会穿衣：“你们广东人很看重人的衣着的。你看到人家的第一眼也是看形象嘛……你穿好一点人家说话态度都不一样，起码不会觉得你是乡下来的……”
不但是外表的形象消费，她们还看杂志、玩手机、上网，流行手机一有新的型号，马上相互比较，看看谁的功能齐全。她们茶余饭后的一个常谈话题就是看看谁的手机装饰弄得最好看、最可爱。她们还希望住到高档小区里，觉得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果你告诉别人你住这个小区，听起来就挺好的，人家会说，哦，豪宅啊……”
就这样，即使在没有户籍保障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生活中，“小姐”们为了不被遗忘在现代化的边缘，这些微小的日常行为或许在一般的城市人看来无足轻重或是习以为常，对于她们来说却是融入现代化的着力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小姐”们才能作为微小分子来与充满歧视的社会环境做出挣扎与抗争。
娼妓合法化、非罪化，从西方到中国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学者李银河一直在倡导女性的“性权利”，所有自愿的性行为，都应该受法律的保护。而学者潘绥铭用他的田野调查提出做“小姐”是一种权利，“小姐”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性”也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劳动，理应受到尊重。丁瑜却在书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希望从“小姐”自身角度出发，强调她们自身的主观感受。
“小姐”小红坦言：“（做小姐）不可能觉得是正式的工作。肯定是不一样的，跟正常的工作……最多只能说是玩玩、混日子而已。”
“小姐”兰兰有一次跟着客人去了国外，这让她觉得一下子“见了世面”，跟别人谈论起来旁人也羡慕不已，她自己也感叹：“人一旦从农村出来真的就会很不一样，就像我……从农村出来又跑到外国去，这也是一种经验啊。你刚才问我绝不觉得这是一个工作，我告诉你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阅历，不是工作。”
有的小姐即使承认这是一份工作，也并不认同“性工作”这一说法。“小姐”阿娟就说：“如果说我完全做性工作，没有其他的，单纯的性，那还可以这样说。但我还做别的呀，不完全只是性……要喝酒、聊天、唱歌，要考虑哪个客人怎么招待，自己能有多少钱……毕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这样说有点太单一了，觉得有点太强调性那方面了，反而不好。”
在“小姐”眼中，她们反而不接受“性工作者”这个看起来尊重赋权的名称，她们认为工作不仅应该包含稳定的收入，还要有责任感、归属感和尊严等多项指标，而这似乎都是这份工作没法带给她们的。相反，“小姐”这个词涵盖性强些，因为这个词似乎代表着城市的生活方式，年轻、青春、开放、独立等等，这些都是“性工作者”无法指涉到的。
本文的内容也只是书籍《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的浮光掠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原书看一看。幸运的是，我们约到了丁瑜，和她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访谈，算是对书中的有些未尽问题的补充。
小南：有人指出您的研究比较偏“玫瑰色”，偏重于小姐群体浪漫美好的方面，那可不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您现在再去做这样的研究，视角会不会有哪些不同？
丁瑜：一方面是那个时候的年龄（二十五六岁）时候的视角造成的，另外一方面我的研究的重点或者说目的本来就是想呈现另外一种颜色。因为以前的人一谈到小姐群体就觉得她们的生活是跌宕起伏或是灰色、黑色的，生活总体是比较凄惨的。但我就想着她们的生活除了这种颜色之外真的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我感觉一个人的生活应该不仅仅是一些悲惨的方面。她们总是有一些东西支撑她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下去。所以我当时就想去找这样一些东西，这也决定了我的这个研究偏向发掘她们的自主性，看她们比较强大的一面，怎么处理生活中的这些困境。
小南：那您在书中没有提到的小姐会遇到的风险，比如暴力、疾病（艾滋等等），小姐如何处理？
丁瑜：当时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站街女会遇到的最大的风险可能是抢劫啊，我甚至有遇到过轮奸的，本来说好的几个人，结果到了宾馆一下子来了几个人，搞完又不给钱，就是“非自愿性行为”；另外一个就是毒品，因为说”黄赌毒“不分家，“赌”在我的调查中碰到的少一些，“毒”一定有而且很多；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怕来扫荡的警察啊，会觉得很麻烦。因为警察会把她们带到派出所，验尿之类的，这样折腾下来一个晚上就没有了。这些就是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些威胁吧。
遇到这些情况能怎么办呢？好像没有办法，感觉挺绝望的，其实更绝望的是她们吸毒但是没有办法戒断。有一次有一个访谈对象就说她已经进了六次戒毒所了，当然也有原因是因为她交的男朋友本来也吸毒，这样两个人就更没有办法戒断。可以注意到因为吸毒她的声音也很沙哑，包括她们自己也说嗑药磕得太多，脑袋都不大清醒了。其实看到这些东西之后会感到非常非常绝望的。简直无法想象她六进戒毒所还是没有办法戒断的生活是怎样的。
小南：那您觉得普通公众究竟应该如何正视这样的群体？
丁瑜：以往有人做小姐方面的研究，就会有人回应“这些东西就是应该严厉打击，这些人就是堕落啊“，也会有人质疑你们这些大学教授就是闲的没事做，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这些人就是社会渣滓，研究什么不好非研究这些东西，总会有很多的批评。
还有一些观点可能会认为这些研究太浅了吧，不够料，我们见过水更深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关注到以前没有怎么关注过的群体，或者说是已经被“风月化”和有了刻板印象的人群，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可能就是在更多人的头脑中产生一点点的变化，甚至都说不上改变。我只是希望能让大家看到一个严肃的研究，不要每次想到这个人群就只能联想到网上看到的一些“堕入红尘”之类的，其实是可以有科学的研究去展现她们的生活的。
小南：其实与其说您的研究聚焦是在小姐，但不如说可以拓展到农民工、女工，甚至更加寻常的普通人，您觉得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又会有哪些微小抗争？
丁瑜：其实每个人都有在做微小抗争。书中的框架（指马勒和佩莎的“个人的主观意义对于生活中的选择产生的重要影响”）其实不是我提出的，是另外两位学者提出的，这真的让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现在再来看这个框架还是一个很好的理解女性生活经验的理论。其实后来在中大做博士后的时候有研究过高校女教师，小姐和高校女教师这两个群体有很多很类似的地方，当然她们之间的职业性质不太一样。但她们作为女性来说，面对现在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些困难，比如她需要处理的日常事务，她所要面对的挣扎，有很多类似。
再往大说的话，不仅是女性，其实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要面对很多不同东西的束缚。我就想看周围的一些人如何松动他周围的一些限制，看他们突破的力量。所以我们拿这个框架来看不同的职业、农村与城市等等不同的人群划分标准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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