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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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史荐读｜翟马可（Mark Dickens）：吐鲁番的基督教写本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 公众号 · 历史 · 2024-12-23 13:10

正文

中古史中心｜荐读

翟马可（Mark Dickens）撰，柳博赟译，李正一校《吐鲁番的基督教写本》[1]（本文原刊昝涛主编《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第8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此系修订后版本）

阅读导引：

引言

一、地理和历史背景

二、吐鲁番基督教写本残篇概述

三、仪礼文本

四、圣经文本

五、圣徒传和传说文本

六、祈祷文和护身符文本

七、杂纂类文本

结语

引言

重建中亚的基督教历史充满挑战，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今天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基督徒，与近代以前生活在中亚的基督徒没有直接联系。与中东地区不同，中亚地区的基督徒群体未能存续至今，导致无人保存其宗教传统以及写本等物质文化。同样，也没有其他群体有责任来继承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时期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叙利亚基督徒所持守的信仰和习俗。由于没有长期存续的群体来维系叙利亚基督徒的传统，所以很难了解他们当时的生活状况。因此，研究中亚基督教的学者，只能完全依赖于稀少的历史与考古资料，从中获得零星的信息。这些资料全部出自古代基督徒所留下的遗迹，且极为零散，只能依靠偶然的发现和考古发掘。

1904年至 1907年间，德国（普鲁士）第二次和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绿洲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挖掘，发现了大量文书残篇，成为重建被遗忘已久的中亚地区基督徒生活的重要资料之一。本文将介绍这些吐鲁番的基督徒群体留下的文献遗存[2]。

一、地理和历史背景

吐鲁番是坐落于塔里木盆地东北约400公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东南约165公里处的一处绿洲。现在常将吐鲁番视作一座城市的名称，但从历史视角来看，用汉语名称“高昌”或突厥语名称“Qocho”来称呼绿洲中的这个重要的中心城市更为准确。

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744—840年）灭亡后，说突厥语的回鹘人从现在的蒙古高原向南逃亡，在高昌建立了回鹘王国（通常称为高昌回鹘王国或西州回鹘王国）。回鹘王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权一直延续到1209年，其后臣服于成吉思汗，但其作为半自治的藩属国则延续到14世纪，此时回鹘人实际已成为察合台汗国的一部分[3]。

逃到吐鲁番的回鹘人带来了摩尼教，这曾是回鹘汗国的国教。但在之后的数个世纪之中，多数回鹘人皈依了佛教。在回鹘人来到吐鲁番绿洲之前，当地人主要信奉的宗教也是佛教[4]，直至15世纪才普遍改信伊斯兰教。从吐鲁番发现的写本中所使用的多种语言和文字来看，回鹘王国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具有非常高的多样性。

1893年至1935年间，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瑞典人、芬兰人和日本人都组织了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探险。20世纪初，德国人（当时称普鲁士人）派出四次“吐鲁番探险队”，最终携带约4万件写本残篇返回柏林。这些写本包含20多种语言，大部分是摩尼教或佛教写本，还有许多其他文物。目前，所有写本残篇都保存在柏林的三个机构中：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德国国家图书馆和亚洲艺术博物馆[5]。

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最初是在葡萄沟（Bulayïq）（吐鲁番以北10公里处）附近的西旁东方教会修道院的遗址中发现了基督教写本。随后，在吐鲁番绿洲的其他地方如高昌（Qocho）、胜金口（Sängim）、吐峪沟（Toyoq）和库鲁特卡（Kurutka）又发现了更多基督教写本残篇。吐鲁番发现的这些写本明确地反映出，除了摩尼教和佛教之外，当地还有居民信奉基督教。不过，从写本残篇的相对数量来看，基督教相对于另外两个主要宗教而言，应该是绿洲中的少数派信仰。

根据这些写本残篇，可知吐鲁番的基督徒群体所使用的语言中，有三种语言最为重要[6]。第一种是叙利亚语，是亚兰语的一种方言（因此也属于闪米特语），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已有例证，中东的一些教会，包括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至今仍然在仪礼中使用这种语言[7]。叙利亚语无疑是吐鲁番基督徒的主要仪礼语言，同时也是许多粟特语译本和回鹘语译本所依据的底本语言——这一点在下文中所讨论的葡萄沟西旁修道院的基督徒所使用的粟特语文献时尤为明显[8]。

尽管如此，在与教会无关的场合中，中亚地区可能也并不使用叙利亚语。即使使用，如今也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基督徒以叙利亚语为母语，更不知道他们与远在西方的等级制教会机构有多少联系。简而言之，尽管阅读和吟诵叙利亚语对于基督教神职人员和经常参加礼拜仪式的普通信徒而言十分重要，但在吐鲁番，叙利亚语并不是日常交流的语言。

对吐鲁番的基督徒来说，第二种重要的语言是粟特语。粟特语是一种中古伊朗语，最初在粟特地区使用，粟特地区主要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后来，由于粟特人活跃的经贸往来活动，粟特语成为了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语言[9]。在吐鲁番发现了大量粟特语基督教写本残篇（既使用粟特文，又使用改造过的叙利亚文），说明粟特语毫无疑问是当地基督徒所使用的一种重要的语言，也表明在时间较早的吐鲁番基督徒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基督徒[10]。

尽管不清楚基督教是如何传入、何时传入吐鲁番绿洲的。但根据笔者推测，公元845年唐朝政府下诏禁教，最初针对佛教，后关闭了境内所有的“夷教”机构，这导致了基督徒们为了躲避迫害而逃离汉地[11]。如此，则生活在汉地的基督徒（其中大部分应该是粟特人）可能会被吸引到新建立的回鹘王国，因为回鹘王国东边的唐朝正在进行反外来宗教的迫害运动，而西边的伊斯兰教正在从中东向中亚稳步推进。

公元8至9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天山以西的粟特故地后，粟特语最终被新波斯语取代。不过，粟特语仍在吐鲁番绿洲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在吐鲁番，粟特语使用三种不同的文字书写，即本土的粟特文（基于亚兰文，回鹘文也源于亚兰文）、叙利亚文和摩尼文（后者显然用于书写摩尼教文献）。

吐鲁番基督徒使用的第三种语言是古回鹘语。古回鹘语通常被视为古突厥语的一种方言，著名的鄂尔浑碑就是用古突厥语如尼文书写的。显然，古回鹘语是西州回鹘王国使用最广泛的语言[12]，用回鹘语书写的基督教文献既会使用回鹘文，也会使用经过改造的叙利亚文。用回鹘语书写的佛教和摩尼教文献则会使用婆罗米文、摩尼文和其他文字的字母。

此外，吐鲁番的基督教残篇还出现了另外两种语言——中古波斯语和新波斯语。中古波斯语是萨珊波斯帝国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前使用的语言。在宗教以外的场合，吐鲁番的基督徒可能并不使用这种语言。吐鲁番发现的一件中古波斯语文本，即用钵罗婆文（Pahlavi）写成的《圣咏经》（psalter），可能是从其它地区带到吐鲁番的，其象征意义要高于非实际用途。新波斯语是在阿拉伯征服后由中古波斯语演变而成的语言，即现在伊朗仍在使用的波斯语，使用阿拉伯文书写。根据吐鲁番出土的极少数用叙利亚文书写的新波斯语文本，当地的一些基督徒肯定使用过这种语言。

最后，吐鲁番的基督徒毫无疑问是东方教会的成员。尽管他们通常被称为“聂斯托利派教会”，但他们自己从未使用过这个名称[13]。东方教会的总部设在萨珊波斯帝国和后来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这是基督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的源头。本文中提及的所有教会结构都是指东方教会[14]。

二、吐鲁番基督教写本残篇概述

据现有信息所知，吐鲁番基督教写本残篇的年代可追溯到9世纪至14世纪，即从高昌回鹘王国建立到蒙古时代结束[15]。柏林收集品中共有1092 件基督教残篇，其中有481 件残篇已收入目录条目，至少有一半为叙利亚语，且现存的残篇中有相当数量是使用双语书写。除叙利亚语外，柏林收集品中还包括粟特语（以叙利亚文和粟特文书写）、新波斯语（以叙利亚文书写）、回鹘语（以叙利亚文和回鹘文书写）和中古波斯语（以钵罗婆文书写）的基督教残篇。

这些基督教文本可以按照文学体裁进行细分。虽然笔者尚未计算出每种体裁在所有相关语言中所占的总体比例，但对叙利亚语文本进行计算后，其比例如下：仪礼文本占叙利亚语文本的43%，其次是圣经文本，主要分为《圣咏经》（psalters）、福音书（gospels）和课经（lectionaries），占22%。祈祷文（包括祷告护身符）占7%，另有2%为圣徒传，5%为杂纂类，其余的（约21%）未确定归类。

而如果将粟特语、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和新波斯语残篇计算在内，以上比例会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叙利亚语文本中发现了大量的仪礼文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吐鲁番的粟特语文本中，隐修文学、经注（commentaries）、讲章（homilies）和圣徒传记所占的比例要更高，很明显这些都是修道院群体必然会阅读的文献类型。在吐鲁番基督教文献的核心——仪礼文本和圣经文本之外，回鹘语写本残篇中则有多种体裁的混合体，包括相当数量的可被称之为杂纂类甚至“世俗性”的文本。这些文本不一定会在仪礼背景下使用，却能够反映吐鲁番基督徒群体的口头语言，以及他们日常关注的问题。

此外，这些写本残篇的外观长度从61叶（folio，每叶包含正反面）的册子本MIK III 45 到小的“碎纸片”不等，有些小得几乎无法辨认。许多残篇已被撕裂，说明曾经被人故意破坏，有的则是在地下埋藏多年后自然破损。最有趣（有时也是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就是尝试通过比对抄工的手迹（即某些抄工独特的书写方式），来重建以前的抄本。

还应该注意到，柏林收藏的许多写本残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丢失，一些残篇还被战胜国苏联带回了今天的俄罗斯。在确定若干残篇是否属于同一件写本时，还曾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在40多年来，吐鲁番收集品一直被分置于东德和西德两地。当然，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三、仪礼文本

首先是关于吐鲁番发现的用于仪礼的基督教文本。这类文本中以叙利亚语书写的文本数量众多，无法在此一一介绍[16]。除了包括上述 MIK III 45 册子本在内的，完全使用叙利亚语的大量仪礼书籍外，还有一些书籍的主体文本使用叙利亚语，但对司铎的指导文字使用的是用叙利亚文书写的粟特语，并且是用朱笔写成（图1），一个重要的例子即两叶叙利亚语洗礼仪式残篇（SyrHT 88 和 SyrHT 66）[17]。此外，司铎还按照粟特语的指导文字取用圣油，并在圣坛上划十字“封印”还未圣化的油。这种双语文本的另一个例子是两叶《晨祷文》（Office of Morning Prayer）文本（SyrHT 3 和 n296），但其另一面是中国道经，这也说明了吐鲁番的不同宗教的信众会重复利用纸张。这一写本很可能是汉语文本先书写，之后基督教文本被写在汉语文本的反面[18]。

图1 SyrHT 66 叙利亚语洗礼仪式残叶，附粟特语指导文字

SyrHT 122 和 SyrHT 124 是两个被称之为空白“折端”（quire ends）的特例[19]，它们出自名为《循环圣祭》（或译《轮》）（Ḥudrā）的礼拜仪轨文本（用于东方教会的主日和瞻礼敬拜）。其文本被比定为“《循环圣祭》/《轮》H”（Ḥudrā H）。在两张空白纸页上写有边注，其中一页上用粟特语写道：“［以］上帝之名，［愿我，］约翰，成为一名优秀的抄工！”另一面写有一些叙利亚语句子，以及用回鹘文书写的叙利亚语短语：“我们主耶稣的圣福音书，根据路加（Luqa，即Luke）和马可（Marqos，即Mark）的传道。”[20]

此外，在吐鲁番发现了两个反映背诵基督教信经的例子，有趣的是，这两个例子都不是用叙利亚语写成的。第一个是用粟特文书写的粟特语版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MIK III 59），其文本基本沿用了西方所熟知的信经文本，只是用“基督教会”代替了“大公教会”[21]。这件信经被写在一叶粟特文的《圣咏经》上，在第一行中还有特殊的现象，即其标题用朱笔的叙利亚文写成，但分别使用了粟特语（“关于基督教的信仰”）和叙利亚语（“我们信独一”）两种语言[22]。其后则是两个用粟特文书写的名字：“约翰尼斯”（Yohannis，“约翰”的一种叙利亚语的拼法）和 “可贺敦”（Khatun，突厥语词汇“夫人”）。这两个名字可能是为了表明写本主人的身份。

另一件信经U 5538用回鹘语写成。其中的一处有趣的现象是将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称为“第五任大臣”，呼应了其人是罗马治下犹太行省的第五任长官（总督）[23]。此外，文本中还使用了突厥语短语“净风”（arig yel）来指代圣灵，以及表达了“上帝的救赎”带来了“神圣恩惠”或“好运”的概念（这一翻译是基于突厥语词汇qut的概念，qut指的是“上天的恩惠、好运、幸福”）。尽管缺乏确切的证据，但吐鲁番出现的这两件非叙利亚语的信经可能表明，信徒在礼拜仪式中诵读信经时使用的不是叙利亚语，而是他们的母语——粟特语或回鹘语。

四、圣经文本

在讨论吐鲁番发现的仪礼文本之后，需再讨论圣经文本。在更广泛地讨论吐鲁番的《圣咏经》之前，首先介绍几种叙利亚语—粟特语双语课经[24]。这些双语课经集共有五件（如n201），每一节或半节先用叙利亚语书写，然后再书写粟特语译文。此外，其特殊之处在于都有诵读重音的标记，这种标记是由文字上方或下方的大点组成，旨在标明吟唱文本时所使用的旋律[25]。鉴于课经集主要用于仪礼场合，这些重音符号为研究音乐在吐鲁番地区的基督教仪礼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证据。

吐鲁番的《圣咏经》与吐鲁番的其他体裁的基督教文本相比，其语言多样性更为明显，包括16件叙利亚语《圣咏经》（其中一件用回鹘文书写）、1件中古波斯语（用钵罗婆文书写）《圣咏经》、2件粟特语《圣咏经》和 1件叙利亚语—新波斯语《圣咏经》[26]。吐鲁番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圣咏经》是前述的1件中古波斯语《圣咏经》，现存13个残叶（Ps 01—Ps 13），用钵罗婆文的《圣咏经》字体书写（因为该字体与标准的钵罗婆书面字体有所不同）[27]。有趣的是，虽然该文本明显是从叙利亚语通行本圣经（Peshitta）翻译而来，但也包含希伯来语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和七十子译本（Septuagint，即《旧约》希腊语译本）的元素。这件中古波斯语《圣咏经》写本的年代可追溯到 8 世纪或 9 世纪[28]，但文本本身的年代则更为古老，可能是 4 世纪的作品[29]。由于吐鲁番的基督徒群体并不使用中古波斯语，反而是摩尼教徒会使用中古波斯语（用摩尼文书写，而非钵罗婆文）。则这件中古波斯语《圣咏经》会出现在吐鲁番，可能是由东方教会的传教士从波斯带来。

还有一件损毁较为严重的叙利亚语—新波斯语《圣咏经》残篇（SyrHT 153 和 MIK III 112），这表明即使吐鲁番的统治精英和大多数普通民众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回鹘语，波斯语的重要性也在整个中亚地区日益增长[30]。这件《圣咏经》（图2）被认为是从叙利亚语翻译成新波斯语的最早译本，它采用了与上述双语课经类似的模式，即每半节先用叙利亚语书写，然后再用叙利亚文书写波斯语译文。

图2 SyrHT 153 叙利亚语—新波斯语双语《圣咏经》残叶

还有两件粟特语《圣咏经》残篇（So 129502和 So 12955）得以幸存，其中有些地方沿用了叙利亚语通行本圣经，有些地方则沿用七十子译本，但有所改动。每件《圣咏经》残篇的开头都用希腊语将标题写在上部的空白处，也许说明这两件《圣咏经》与生活在更西边的粟特语地区的麦尔基特派（Melkite）基督徒有联系[31]。

还有一件用回鹘文书写的叙利亚语《圣咏经》[32]，共有九叶。其回鹘文能够反映出正确的叙利亚语原文的发音，标注了无声字母、送气字母与非送气字母。其中一叶为SyrHT 27（图3），下方有一处类似于题记的书写，其书写者可能是一位高阶人士，他写下了三个“签名”，每个签名都使用了不同形式的画押，即波斯语的nišan、藏语的lači 和突厥语的tamga，因此可以将写本的年代定为蒙古时期。而用回鹘文书写叙利亚语这一现象表明，在这件写本被书写时，叙利亚语并非时人能够广泛掌握的语言，但对于使用这一文本的人来说，能够准确吟诵《诗篇》仍然非常重要，因为《诗篇》在东方教会仪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3　SyrHT 27 回鹘文—叙利亚语《圣咏经》残叶

最后一个例子是SyrHT 386，笔者称之为“倒序《诗篇》”（Backwards Psalm）。其内容是用叙利亚语书写的《诗篇》148: 1-3，由于诗行顺序是颠倒的，因此必须从下往上读。残叶的背面有一个小涂鸦，是在纸张上的一个洞周围画的一张脸[33]。

五、圣徒传和传说文本

圣徒传在基督教文学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出土了大部分吐鲁番基督教文本残篇的葡萄沟/西旁的修道院中更是尤为重要。当然，圣徒传和传说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因此本节标题将二者并列。

第一个要介绍的吐鲁番出土的此类体裁的文本是《巴沙巴传说》（Legend of Barshabba），有叙利亚语（SyrHT 45 和SyrHT 46）和用叙利亚文书写的粟特语（若干残叶，如n180）两种版本[34]。粟特语文本最初是原始册子本的一部分，该册子本还包含《圣海伦发现十字架传说》（Legend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Cross by St. Helen，圣海伦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35]和《塞尔吉乌斯和巴库斯殉难记》（Martyrdom of Sergius and Bacchus，塞尔吉乌斯和巴库斯二人均为罗马圣徒）[36]。巴沙巴的重要性在于他是传说中木鹿（Merv，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基督教教会的开创者[37]。吐鲁番的粟特语课经集残篇（可惜现已不存世）以及前述礼仪册子本 MIK III 45 中都提到了他[38]。综上所述，这些文本共同说明吐鲁番的基督徒在纪念巴沙巴时，东方教会在木鹿仍设有都主教。木鹿是东方教会最重要的教会中心之一，无疑也是东方教会向东宣教的起点。

另一部明显在吐鲁番基督徒中广为流行的圣徒传是《圣乔治受难记》（Legend of St. George），现存叙利亚语、粟特语（以叙利亚文书写）和回鹘语（以回鹘文书写）文本。林丽娟最近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讨论了《圣乔治受难记》叙利亚语文本的八件残篇[39]。她将此前未能缀合的残篇进行缀合，并对《圣乔治受难记》叙利亚语本的流传史提出了新见，认为吐鲁番本是“一个孤本，比所有传世叙利亚语本包含了更多的原作元素” [40]。

《圣乔治受难记》的粟特语文本现存16 个残篇[41]，而回鹘语文本仅存一叶（MIK III 194）[42]。回鹘语文本中保留的一小部分内容提及乔治的最后祷告——在自己殉道后，人们呼告其名将获恩典。而在吐鲁番的叙利亚语文本中，可以找到与这一内容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的内容。回鹘语《圣乔治受难记》将圣母玛利亚的地位抬得很高，考虑到东方教会在传统上视圣母玛利亚为“基督之母”（Christotokos）而非“上帝之母”（Theotokos），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另一有趣之处是回鹘语《圣乔治受难记》出现了回鹘语词汇“法律/律法”（nom，源自希腊语词汇νόμος），在回鹘语佛经中，这一词汇被用来翻译梵语词汇“达摩/佛法”（dharma），但在此处用于表达基督教“教义”（doctrine）的含义。回鹘语《圣乔治受难记》注重称念圣人之名，让人联想到下文将要讨论的祷告护身符。虽然不清楚回鹘基督徒如何使用这段文本，但可以想象他们不仅将圣乔治视作一位勇敢的殉道者，还鼓励信众祈求圣乔治来治愈疾病和满足个人的愿望。

还有一种属于此类型的文本，通常被称为外典故事（apocryphal tale），如回鹘语译本《保罗和特克拉行传》（Acts of Paul and Thecla，So 14000），其中描述了使徒保罗的女性追随者特克拉的传说形象[43]。该文本中有许多处都沿用了希腊语原文，但加入了回鹘语佛教文本中常见的术语，如将保罗称为阿罗汉（arhant），即“觉悟者，圣人”，并用“佛陀”（burhan）一词来表示先知，进而指称耶稣。此外，还用回鹘语短语“佛法/先知的教义”（burhanlarnïng nomïn）来描述保罗所宣讲的福音。以及保罗在劝说特克拉不要跟随他时，使用了“褊狭之行”（narrow and compact deeds）这一直接来自佛教思想的短语。

本节所讨论的最后一个文本是回鹘语《博士传说》（Legend of the Magi, T II B 29），其为用回鹘文书写的双叶残篇，不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丢失[44]。目前尚不清楚该文本是从叙利亚语还是从（已经不存世的）粟特语原文翻译而来。不过，故事中的博士（Magi）来自波斯，这与叙利亚传统的观点一致。故事中提到了“井中的火”，并解释了“祆教祭司至今崇拜火”的原因。马可·波罗（Marco Polo）也讲过一个非常相似的关于博士的故事，其中某些内容可以追溯到 10 世纪穆斯林历史学家马苏第（Masʿudi）的著作中。

六、祈祷文和护身符文本

接下来是被归类为祈祷文文本的写本，第一种是 U 338（图4），是一本十叶的小册子，用线固定在一起，包含叙利亚语和回鹘语文本，分别用叙利亚文和回鹘文书写[45]。这本小册子显然是由讲回鹘语的人使用，但其中也包括叙利亚语的圣餐礼前的按手礼祈祷词，慕道者（catechumen，即尚未受洗的人）在从仪式散场之前需要吟诵此段。

图4 U338_03 回鹘语祈祷文小册子残叶，附叙利亚语短语

这本小册子有一处题记，更准确而言应称之为吐鲁番所出基督教文本中最接近题记的文字。这一题记提到了“牛年正月二十三日”、抄工的名字巴库斯（Bacchus）、抄工父亲的名字约拿（Jonah，即叙利亚语 Yonan），并祈请将抄写这本小册子的功德从儿子回向父亲。众所周知，佛教有“功德回向”的修行观念。有趣的是，吐鲁番的基督徒也运用了这一观念。虽然这本小册子的题记没有给出确切的日期，但其中出现了ärikäkütlär一词，为ärkägün的复数形式，即中文的“也里可温”。“也里可温”一词的来源并不明确，在蒙古帝国时期被用于称呼基督徒，因此可以将这本小册子的年代定为13或14世纪。

另一本小册子（SyrHT 279—284，现存六个残叶）则包含了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的内容。叙利亚语将圣母玛利亚称为“基督之母”，这源自聂斯脱利派更倾向于使用的希腊语词汇Christotokos[46]。

另一个文本是用回鹘文书写的回鹘语告解和祈愿文（U 4910），由四个残篇组成[47]。这篇祈祷文将仁爱与公正的言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聚焦于“恶行”（evil deeds）及其后果，后半部分内容则是作者直接向上帝祷告。在后文的祷告中，作者在称呼上帝时使用“作失恃之人的母亲，做失怙之人的父亲”的短句，这似乎是对《诗篇》68:5的扩展，《诗篇》此节原文称上帝“作孤儿的父亲”。

除祈祷文外，还应提及护身符，有些学者也称之为祷告护身符（prayer amulets）。这种体裁在18和19世纪的中东叙利亚基督徒中十分流行，而在一千年前的吐鲁番基督徒中也是如此[48]。这些文本通常会称念天使、圣人或其他灵界存在之名，以他们的名义向上帝祈祷，请求发生好事而不要发生坏事。这些文本常用“诅咒”、“禁止”、“捆锁”和“释放”等词汇，以之对抗“占卜”、“咒语”、“魔法”、“巫术”和“邪术”。

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护身符的实例为SyrHT 99（图5）和SyrHT 330两个残篇，其中引用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内容，并提到一位名叫圣塔姆西斯（Mar Tamsis）的圣人，其背面有一个十字架的图像。护身符上面有折痕，表明它曾被折叠起来放在衣服里，或是放在特制的护身符夹子中[49]。

图5 SyrHT 99 叙利亚语祷告护身符（正面）

另一个类似于护身符的文本是 U 328，是用叙利亚文书写的突厥语占卜文本的残篇。其内容分为多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的标题是“kapagu bitig”，意为“关于捕捉马匹的文字”[50]。其后为一段叙利亚语祈祷文（部分内容有缺失）：

天使长沙逆夜（Saraqael），他掌握着一切。我们的向导在（为）这匹马祈祷时，他拯救了这匹马，使其免于死亡和一切伤害，在［……］。

虽然不清楚这段祈祷文的确切出处，但“沙逆夜”这一天使名字源自《以诺一书》（Book of I Enoch），即所谓《旧约》外典（Old Testament Apocrypha）的一部分。

除叙利亚语和突厥—回鹘语护身符外，还有个别粟特语祈祷文文本，其中一些可能也具有护身符的作用。比如其中的两个残篇（n456和n457），其中有引用《约翰福音》5:8节的叙利亚语语句：

愿全能的［主］垂听我的祷告：

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另一残篇（n348）也写有残缺的叙利亚语词句“仁慈的父，上帝”。残篇的形状和折线都表明其最初可能用作包书的封面，后来又被制成鞋垫[51]。

本节的最后将介绍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十分有趣的写本。此写本最初属于柏林收集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俄罗斯人带回圣彼得堡（当时称为列宁格勒），现在收藏于艾米塔什博物馆，编号为ВДсэ-524。此写本是一个护身符卷轴，明显曾属于吐鲁番绿洲的突厥语基督徒群体。其书写年代可能是蒙古时期，因其使用者的名字是Ögünč，在突厥语中是“赞美”或“荣耀”的意思[52]。不过，这一文本也反映了魔法文学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可归类为保护性（apotropaic）魔法，因为文本中经常出现“愿他解脱”的短语，而这种短语是用于针对“巫术的束缚”，或者是抵御对使用者书面的和口头的诅咒。

这段文本中还多有圣经典故，包括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扔进火炉的三个以色列人、大天使米迦勒和加百列、天使等级制度、“使万国脱离对恶魔的虚假崇拜”的使徒，以及耶稣驱除格拉森（Gerasene）污鬼的事迹。因此，这一护身符既有传统的基督教主题（如救人脱离凶恶），又强调通过魔法手段保护人们免受护身符中所言的“恶魔及其计谋，巫术的束缚，以及重病、意外和悲伤”的侵害，两者彼此形成互动。这种做法至少可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对于中古时期吐鲁番的基督徒而言也十分受用。

七、杂纂类文本

本文将所要讨论的其余文本统一归为“杂纂类”，而不再将它们更细分为不同体裁。首先介绍的是叙利亚语药方书（SyrHT 1 和 SyrHT 388）残篇，其中包括“将芫荽籽和鼠粪捣碎，与玫瑰油混合并涂抹”的药方，可用于脱去多余的毛发[53]。林丽娟最近发表了这件文本的英译文，考证出这本小册子中的药方源自盖伦（Galen）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医学著作，这也说明当时希腊知识的普及程度超出了以往的认知[54]。

关于药方文本，还有两个残篇中包含用叙利亚文书写的新波斯语药方书（M 7340和 n175）[55]。这些残篇的折痕与一些护身符写本相似，内容则是配制药物尤其是药油的配方。除上述药方残篇外，还可以加上U 328，即上文提到的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回鹘语残篇，其中也包含治疗多种疾病的药方，比如“如果一个人的头秃了”（kišining bašï tas bolsar）[56]。这些用叙利亚语、波斯语和回鹘语书写的残篇都表明吐鲁番的基督徒对药物知识有着长久的兴趣。

另一个有趣的杂纂类文本，是一封用叙利亚语写给一位未具名拜占庭官员的信稿（SyrHT 2）。信中提到“皇帝和他的贵族”，信的背面是《旧约·箴言》9:14—10:12的内容，这是迄今为止在吐鲁番发现的《希伯来圣经》相关文本中唯一一件不是出自《诗篇》的文本[57]。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一件双叶的叙利亚语犹太人与基督徒对话录（SyrHT 94）[58]，二者围绕三位一体性质进行论战。每个问题前有“犹太人说”，答案前有“基督徒说”，但有的文句被抄工混淆，写成了基督徒提问，犹太人回答。后来的一位阅读者将这些错误纠正了过来，可能是他对抄工弄反了角色感到不满。

还有几件叙利亚语残篇似乎是人名列表。如 SyrHT 355中可读出“来访者约翰、以色列、耶数（Išoʿ）、以利亚（Eliya）……来访者，以及哈拿尼雅（Ḥenaniah）……” SyrHT 161 中可读出“撒布里数（Sabrišoʿ）、但以理、约翰、阿布迪数（ʿAbdišoʿ）、阔里吉思（Giwargis）和以撒（Isḥaq）……学者（或学生）……而不是牟伽都督（Bögä Totoq）……”与前六个叙利亚人名不同，这一残篇中的最后一行可识读的人名是突厥语，将人名Bögä与Totoq结合在一起，前者意为“英雄、勇敢的战士”，后者是突厥语中的汉语借词“都督”，意为“军事长官”[59]。由于这一残篇保留的信息不足，难以得出确切结论。笔者猜测这可能说明修道团体的新成员在正式成为修道士时，会取一个叙利亚语名字，一如东方教会在其他地区的惯例。由此，最后一行的原文可能是“他将取名为［某一叙利亚语人名］，而不再叫Bögä Totoq”。除去以上例子，在编号n221的叙利亚文—粟特语残篇中，能够读出可能是葡萄沟/西旁修道院成员的人名，其中包括明显是突厥语的人名，如阿石·阙—啜（Asïγ (Asïq) KölČor）、骨—阿德迷失（QutAtmïš）、吐伦—啜（TolunČor）和乌里（Urï），以及一个融合了突厥语—叙利亚语的人名阿伯·约哈难（Abïγ (Abïq) Yuḥannan）。[60]

叙利亚语的哲学文本残篇现存7件，其中包括n417和n420。这两个残篇中出现了叙利亚语词汇qataphatiqitha，它是希腊语词汇καταφατικός的借词，意思是肯定命题中的“肯定”（affirmative）。林丽娟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这些残篇来自亚里士多德《范畴篇》（Categories）的叙利亚语译本，特别是第十章“论对立物”（On Opposites）[61]。林丽娟比较了吐鲁番写本残篇与现存的三种叙利亚语《范畴篇》译本，认为吐鲁番的文本与其他三个传世叙利亚语译本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可能保留了叙利亚语《范畴篇》第四种译本的内容” [62]。吐鲁番出土的哲学残篇进一步证明了希腊哲学对东方教会学校的影响，位于葡萄沟/西旁的有修道院背景的学校也是如此。正如林丽娟所总结的，“吐鲁番《范畴篇》的发现，挑战了当前对中亚和中国接受亚里士多德著作情况的既有认识”[63]。

在另一个有趣的三语文本（U 7252）中有一个叙利亚语数字表和与之对应的粟特语数字表，其背面可能是一个混合了回鹘文和叙利亚文的信件草稿[64]。从残叶的尺寸来看，它最初可能是与粟特语《尼西亚信经》出自同一抄本的空白纸，这一抄本中也有前述用粟特文书写的《圣咏经》。在残叶的一侧有几列叙利亚语数字，还有相对应的用叙利亚文书写的粟特语数字。叙利亚语的数字既有字母表中的字母，也有被完整拼写出来数词，这或许是为了记忆两种语言中的叙利亚语字母和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因为这些数字在叙利亚语的仪礼文本、圣经文本和其他类型的文本中都有使用。写本另一面的信件草稿包括四行叙利亚文和七行回鹘文，其中还有四行是行间文，最后一行以回鹘语开始，以叙利亚语结束。西蒙娜·拉施曼（Simone Raschmann）为笔者提供了回鹘语部分的译文，她将收信人释读为“圣天·颉·阿勒迷失合骨咄禄”（Tängrikän el Almïš alp Qutluγ），这是一个十分突厥化的人名。由于叙利亚语部分残缺不全，难以辨别，只能看到一些程式化使用的单词和短语，因此很难对这一文本进行整体释读。无论如何，这封信件反映出吐鲁番的基督徒是一个多种族裔混合的群体，作为通用语言的回鹘语与被教徒所重视的叙利亚语交融在一起，体现了真正的多语言主义。

吐鲁番出土了大量基督教历法文本，共有13个残篇。这些文本用叙利亚语或粟特语写成，包括月份表、用于查找随太阴历变化的瞻礼日期（尤其是四旬斋和复活节）的表格，以及使用这些表格的说明[65]。需要介绍的是其中两个粟特语历法残篇（n288和n354），前者详细说明了如何使用查日期的表格来计算四旬斋的开始时间，后者的背面则是查日期的表格之一，提到了大斋（四旬斋）、复活（即复活节）、耶稣升天节和（推测为）圣灵降临节。

还有一件有趣的粟特语基督教文本，是针对摩尼教徒的论战文本（n145），其中称摩尼教徒为“那些认信两个永恒（存在）的非基督徒” [66]，这为了解吐鲁番地区的宗教关系提供了引人深入的视角。吐鲁番也发现了一件针对基督徒的摩尼教小册子[67]。遗憾的是，除了这两件文本，以及上文提到的基督徒使用的一些佛教术语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信息可以体现吐鲁番的基督徒如何与绿洲中的其他宗教团体进行互动。

在本文所讨论的所有文本中，最有趣的文本之一是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回鹘语婚礼祝福语（U 7264）[68]，它为了解蒙古时期生活在吐鲁番的回鹘人基督徒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仪式提供了珍贵的例证。同样，这一文本的断代也是基于使用“也里可温”（ärkägün）一词来指代基督徒的现象。这段文本借鉴了圣经中为他人祝福的习俗，可能是在婚礼庆典的某个时刻用于为新婚夫妇祈祷，其中提到了圣经中的先祖和英雄，如亚伯拉罕、雅各、约瑟、约书亚和参孙，引用了《新约》中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书信，还提到了四种不同的中亚乐器。同样有趣的是，这一文本还使用了略带乡土气息甚至是暗示性的语言，如骆驼吼叫、狮子咆哮和牦牛刨地，同时祝愿这对新郎新娘成为“好朋友和好同伴”，并与他们的姻亲“通力合作”[69]。

另一个文本是圣经题材的粟特语谜语集（n349），现存五个残篇[70]。谜语采用了学生提问、老师回答（“学生问……老师答……”）的形式，提到的圣经人物包括亚伯拉罕、亚当、该隐、以撒、耶稣、施洗约翰、约书亚、抹大拉的马利亚、摩西、诺亚、西门彼得、撒迦利亚和撒该。

回鹘语文本中还有几十件“官方信件、私人信件、借贷合同和私人登记簿”被认为与基督徒有关[71]。这些文本中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基督徒人名，如安东（Anton）、斯利巴（Ṣaliba，意为十字架）、薛里吉思（Sargis）、阔里吉思（Givargis，即乔治George）、约哈难（Yohanan，即约翰John）、斯提反（Stephanus）、库里亚科斯（Quriaqos）、失列门（Šlemun，即所罗门Solomon）和聂斯脱利（Nestorius），当然也有更加典型的突厥语甚至是粟特语人名，如阿尔斯兰（Arslan）、巴尔卡（Barka）、铁穆尔（Temur）和尤施穆特（Yošmut）。其中一些残篇还提到了运送葡萄酒之事，这在葡萄沟/西旁修道院的背景中不足为奇。

现存于圣彼得堡的几件吐鲁番出土的基督教文本也值得注意，例如Сир. 21c是一件双叶的日历表，右侧是叙利亚语字母表的前七个字母，代表数字 1—7，可能指一周的七天。在右下角可以看到圣周（Holy Week）中的几个重要节日的叙利亚语词汇，如棕枝主日、濯足星期四、逾越节和耶稣受难日。此外还有主显节，但主显节似乎与其他圣周的节日不相符。有趣的是，柏林的吐鲁番写本中也有与之同类的文本[72]。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几个中国机构正在对位于吐鲁番以北约10公里的葡萄沟镇附近的西旁基督教修道院遗址进行联合发掘工作[73]，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数百件基督教写本残篇，其中一些明显可以与目前保存在柏林的写本残篇进行比对，比如前面提到的61叶的MIK III 45写本。对于所有研究吐鲁番基督教写本残篇的学者来说，西旁的发掘工作都十分值得期待。

结语

在本文讨论的众多基督教文本的基础上，首先要指出是，还有许多文本都还没有进行介绍和讨论，尤其是仪礼或圣经性质的文本，以及许多圣人生平（即圣徒传）、经注、格律体讲章，或可将其统称为一般的“基督教文学”的文本。尽管本文选择介绍的文本非常吸引人，但它们并不能完全代表吐鲁番的基督徒在 9—14 世纪期间所阅读或所聆听到的材料。

还有十分重要且前人已多次提及而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吐鲁番的基督徒群体是多语种的，至少他们写作和阅读的文本是多语种的，且吐鲁番的基督徒群体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从这些文本中，可以发现他们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些基督徒群体的核心最初很可能是粟特人，也许是在845年后从唐代中原逃亡到了吐鲁番。最终，在适应了所处的文化环境后，他们主要使用的语言成为了突厥语，成为了信仰基督教的突厥化粟特人群体，后又与归信基督教的回鹘人混居在一起。尽管如此，对吐鲁番的基督徒来说，东方教会的传统仪礼语言叙利亚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古波斯语或许也同样重要[74]。上文提到的用回鹘文书写的《圣咏经》尤其能够反映叙利亚语的重要性，这很可能是该圣经文本在吐鲁番的最终形式，它使用了所有生活在绿洲的信徒都会用的文字来书写，目的是保存在叙利亚基督徒群体中传诵了几个世纪的文本。

吐鲁番的基督徒群体显然乐于阅读各种类型的文本。葡萄沟/西旁的修道院群体对于需要经常诵读的仪礼和圣经文本（其中许多是每天诵读的），以及不太经常诵读或查阅的文本都充满兴趣。而即使是构成吐鲁番基督教会生活核心的仪礼和圣经文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多种语言的影响，粟特语的司铎指导文字或回鹘语的信经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一个统治者和精英都不是基督徒的环境中，一些文本显示出基督徒受到了周边异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上文提到的佛教术语和习俗，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基督教文本受到了摩尼教的影响。一些文本则明显受到了非周边文化的影响，即通过叙利亚语传统流传的希腊思想的影响。叙利亚语传统对希腊思想家及其作品的兴趣由来已久，这在哲学和医学残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但从上文提及的粟特语《圣咏经》的希腊语标题以及写给拜占庭官员的叙利亚语信稿中，也可以看出与希腊文化的联系，这或许表明吐鲁番基督徒与粟特地区的麦尔基特派基督徒有某种形式的往来。[75]

吐鲁番基督徒留下的文献反映出他们是维系和连接东方教会的重要前哨阵地，这些前哨散布在丝绸之路沿线，一直延伸到东方教会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乡。从宣教角度来看，还可以将已知的叙利亚语文本中没有的材料纳入其中，如回鹘语信经中提到本丢·彼拉多是“第五任大臣”，回鹘语《博士传说》中解释祆教祭司拜火的原因，以及回鹘语告解和祈求祷愿文中的“作失恃之人的母亲，做失怙之人的父亲”。

最后，从现存文本尤其是“世俗”文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与吉尔吉斯斯坦墓碑中纪念的基督徒类似，吐鲁番基督徒的名字也有丰富的多样性。这些名字不仅来自他们的精神根源——叙利亚语世界，也来自周围的突厥语文化。总之，吐鲁番的基督徒在竭尽全力维系他们的宗教认同的同时，也在努力融入他们生活的当地社会。

注释：

[1] 本文所有图片的版权均为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科学院、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Depositum der 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der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Orientabteilung）所有，并经授权使用。

[2] 关于此前对吐鲁番基督教的概述，参见Wolfgang Hage, “Das Christentum in der Turfan-Oase,” in Walther Heissig & Hans-Joachim Klimkeit, Synkretismus in den Religionen Zentralasien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7), pp. 46-57;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Turkish Christians in the Turfan and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 (Orientalia Venetiana IV), ed. Alfredo Cadonna (Firenze: Leo S. Olschki Editore, 1992), pp. 43-61.

[3] 关于高昌地区在高昌回鹘王国建立之前的历史，参见Zhang Guangda, “Kocho (Kao-ch’ang),”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I: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A.D. 250 to 750, eds. B. Litvinsky, Zhang Guangda & R. Shabani Samghabadi. (Paris: UNESCO, 1996), pp. 303-314。关于回鹘人统治高昌时期的历史，参见D. Sinor, Geng Shimin & Y.I. Kychanov, “The Uighurs, The Kyrgyz and the Tangut (Eigh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V: The age of achievement: A.D. 750 to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One: The histor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setting, eds. M. S. Asimov & C. E. Bosworth (Paris: UNESCO, 1998), pp. 200-206. 另见Zhang Guangda & Rong Xinjiang,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Turfan Oasis and Its Exploration,” Asia Major, Vol. 11 (Third Series), No. 2, 1998, pp. 303-314. 其中对高昌从古代至现代历史的总结非常精彩，同时介绍了 20 世纪的各种探险。关于回鹘人对其政权及统治者的看法，参见Peter Zieme, “The West Uigur Kingdom: Views from Inside,” Horizons, Vol. 5, No. 1, 2014, pp. 1-29.

[4] 关于回鹘人统治下的佛教，参见Jens Wilkens, “Buddhism in the West Uyghur Kingdom and Beyond,” in Transfer of Buddhism Across Central Asian Networks (7th to 13th Centuries), ed. Carmen Meinert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6), pp. 191-249. 关于回鹘王国佛教与摩尼教之间的互动，参见Yukiyo Kasai, “Manichaeism and Buddhism in Conta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yghur History and Its Literary Tradition,” Entangled Religions, Vol. 14, No. 2, 2023.

[5] 关于外国人对吐鲁番的考古探险，参见Werner Sundermann, “Turfan Expeditions” [Electronic Version], Encyclopaedia Iranica (https://iranicaonline.org/articles/turfan-expeditions-2), 2004. 此外，国际敦煌项目网站 (http://idp.bl.uk) 也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关于德国吐鲁番探险队队长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的看法，参见Albert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trans. Anna Barwell, (192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6] 关于吐鲁番基督徒使用的语言（不包括回鹘语），亦可参见Scott Fitzgerald Johnson, “The Languages of Christianity on the Silk Road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editerranean Culture into Central Asia,” in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 ca. 250–750, eds. Nicola Di Cosmo & Michael Ma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206-219.

[7] 关于所有和叙利亚语相关的内容，以下资料质量极高：Daniel King ed., The Syriac Worl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和Sebastian P. Brock & Nicholas Sims-Williams, “An Early Fragment from the East Syriac Baptismal Service from Turfan,” 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Vol. 77, No. 1, 2011, pp. 81-92.

[8] 辛威廉（Nicholas Sims-Williams）已在多篇文章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例如：Nicholas Sims-Williams, “Syro-Sogdica I: An Anonymous Homily on the Three Periods of the Solitary Life,” 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Vol. 47, 1981, pp. 441-446; Nicholas Sims-Williams, “Syro-Sogdica II: A metrical Homily by Bābay bar Nṣibnāye ‘On the final evil hour’,” 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Vol. 48, 1982, pp. 171-176; Nicholas Sims-Williams, “Syro-Sogdica III: Syriac Elements in Sogdian,” in A Green Leaf: Paper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es P. Asmussen (Acta Iranica 28), eds. Werner Sundermann, Jacques Duchesne-Guillemin & Faridun Vahman (Leiden: E. J. Brill, 1988), pp. 145-156.

[9] 关于粟特语，可参见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in 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 ed. Rüdiger Schmitt (Wiesbaden: 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 1989), pp. 173-192. 关于现存粟特语基督教文献的概述，参见Nicholas Sims-Williams,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Middle Iranian Languages,” in The Literature of Pre-Islamic Iran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Vol XVII), eds. Ronald E. Emmerick & Maria Macuch (London: I. B. Tauris, 2009), pp. 266-287.

[10] 关于粟特基督教文献的总体情况，参见Nicholas Sims-Williams, “Christianity, iv.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Middle Iranian Languages,”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 5, 1991, pp. 534-535.

[11] Mark Dickens and Peter Zieme, “Syro-Uigurica I: A Syriac Psalter in Uyghur Script from Turfan,” in Scripts Beyond Borders. A Survey of Allographic Traditions in the Euro-Mediterranean World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Orientaliste de Louvain, Vol. 62), eds. Johannes den Heijer, Andrea B. Schmidt & Tamara Pataridze (Leuven: Peeter, 2014), pp. 291-328 (292-293).

[12] 关于古突厥语，可参见 Marcel Erdal, “Old Turkic,” in The Turkic Languages, eds. Lars Johanson & Éva Ágnes Csató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138-157.

[13] Sebastian P. Brock, “The ‘Nestorian’ Church: a lamentable misnomer,”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Vol. 78, No. 3, 1996, pp. 23-35.

[14] 关于东方教会的历史，较新的介绍可参见Wilhelm Baum & Dietmar W. Winkl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David Wilmshurst, The Martyred Church: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London: East & West Publishing, 2011); Christoph Baum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ssyrian Christianity, New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6).

[15] 然而，只有少数来自吐鲁番的基督教写本残篇进行了年代考证；迄今为止，大多数年代的比定都是根据古文书学推测的。值得注意的是，下文将详细介绍的 MIK III 45 被确定在 774年至 865年之间，可参考A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 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Berlin MS MIK III 45 (Berliner Turfantexte XXXIX), eds. & trans. Erica C. D. Hunter & J. F. Coakley (Turnhout: Brepols, 2017), p. 273，尽管这一写本可能是在其他地方被抄写，然后被带到吐鲁番。

[16] 柏林收集品中有出自40多种不同的叙利亚语礼仪写本的残篇，其中大部分来自《循环圣祭》（或译《轮》）（Ḥudrā），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可参考Erica C. D. Hunter & Mark Dickens, Syr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2. 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2014), pp. 449-452。

[17] Sebastian P. Brock & Nicholas Sims-Williams, “An Early Fragment from the East Syriac Baptismal Service from Turfan,” 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Vol. 77, No. 1, 2011, pp. 81-92.

[18] Erica C. D. Hunter & Mark Dickens, Syr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2. 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 pp.19-21, 381-382. 关于更多带有粟特语指导文字的叙利亚语文本的例子，可参见Mark Dickens, “Multilingual Christian Manuscripts from Turfan,”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 Vol. 9, 2009, pp. 22-42 (26-27).

[19] “折端”指的是一折（quire）的最初或最后一页，折页是缀合在一起的一组页面，然后与其他折页拼连成册子本（codex）。

[20] Mark Dickens, “Multilingual Christian Manuscripts from Turfan,” p. 28, 32.

[21] Nicholas Sims-Williams, Biblical and other Christian Sogdian texts from the Turfan Collection (Turnhout: Brepols, 2014), pp. 31-33, 51-53; Friedrich W. K. Müller, “Soghdische Texte I,”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Jahrgang 1912.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No. II, 1913, pp. 1-111 (84-88).

[22] 这是叙利亚语《尼西亚信经》开篇的几个单词，用作识别文本的名称。

[23] Peter Zieme, “Das nestorianische Glaubensbekenntnis in einem alttürkischen Fragment aus Bulayiq,”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Vol. N.F. 15, 1997/1998, pp. 173-180; Peter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15), pp. 43-47.

[24] 关于课经的概述，参见Mark Dickens, “Biblical Fragments from the Christian Library of Turfan, an Eastern Outpost of the Antiochian Tradition,” in The School of Antioch: Biblical Theology and the Church in Syria (The Bible in the Christian Orthodox Tradition, Vol. 7), ed. Vahan Hovhanessian (Bern: Peter Lang, 2016), pp. 19-47 (33-35; 39-40). 更深入的分析，参见Nicholas Sims-Williams, Mitteliran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4. Iranian Manuscripts in Syriac Script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2012), pp. 24-27, 44-47; Friedrich W. K. Müller, “Soghdische Texte I,” p. 184; Werner Sundermann, “Nachlese zu F. W. K. Müllers „Soghdischen Texten I“, 1. Teil,”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 1, 1974, pp. 217-255; Werner Sundermann, “Nachlese zu F. W. K. Müllers „Soghdischen Texten I“, 2. Teil,”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 3, 1975, pp. 55-90; Werner Sunderman, “Nachlese zu F. W. K. Müllers „Soghdischen Texten I“, 3. Teil,”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 8, 1981, pp. 169-225. 关于整本粟特语的课经（E5）残篇，参见Chiara Barbati, The Christian Sogdian Gospel Lectionary E5 in Context (Wien: Verlag der ÖAW, 2016).

[25] Egon Wellesz, “Miscellanea zur orientalistischen Musikgeschichte. Die Lektionszeichen in den soghdischen Texten,” Zeitschrift für Musikwissenschaft, Vol. I, 1919, pp. 505-515.

[26] Mark Dicke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salter at Turfan,” in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Orientalia - Patristica - Oecumenica, Vol. 5), eds. Li Tang & Dietmar W. Winkler (Wien: LIT Verlag, 2013), pp. 357-380.

[27] Friedrich Carl Andreas, “Bruchstücke einer Pehlewi-Übersetzung der Psalmen aus der Sassanidenzeit,”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0, pp. 869-872；Friedrich Carl Andreas & Kaj Barr, “Bruchstücke einer Pehlewi-Übersetzung der Psalme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33, pp. 91-152; Philippe Gignoux, “Pahlavi Psalter” [Electronic Version], Encyclopaedia Iranica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pahlavi-psalter), 2002;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The Pahlavi Psalter Fragment in Relation to its Source,”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Vol. 21, 2006, pp. 1-19.

[28] Nicholas Sims-Williams, “Langue sacrée, écriture sacrée? Le syriaque et ses rivaux dans les textes chrétiens et manichéens de Tourfan,” in Hiéroglossie III : Persan et syro-araméen et les relations avec la langue arabe, Collège de France, 25 juin 2018, ed. Jean-Noël Robert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japonaises, 2022), pp. 55-71 (60).

[29] Prods O. Skjaervø, “Case in Inscriptional Middle Persian, Inscriptional Parthian and the Pahlavi Psalter,” Studia Iranica, Vol. 12, 1983, pp. 47-62, 151-181 (178-179).

[30] Friedrich W. K. Müller, “Ein syrisch-neupersisches Psalmenbruchstück aus Chinesisch-Turkistan,” in Festschrift Eduard Sachau, ed. Gotthold Weil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5); Werner Sundermann, “Einige Bemerkungen zum Syrisch-Neupersischen Psalmenbruchstücke aus Chinesisch-Turkistan,” in Mémorial Jean de Menasce, eds. Philippe Gignoux & A. Tafazzoli (Louvain: Imprimerie Orientaliste, 1974), pp. 441-452; Nicholas Sims-Williams, “Early New Persian in Syriac script: Two texts from Turf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74, No. 3, 2011, pp. 353-374.

[31] Nicholas Sims-Williams, “A Greek-Sogdian Bilingual from Bulayïq,” in La Persia e Bisanzio (Rome: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2004), pp. 623-631; Nicholas Sims-Williams, “A New Fragment of the Book of Psalms in Sogdian,” in Bibel, Byzanz und Christlicher Orient: Festschrift für Stephen Gerö zum 65. Geburtstag, eds. D. Bumazhnov, E. Grypeou, T. B. Sailors & A. Toepel (Leuven: Peeters, 2011), pp. 461-466.

[32] Mark Dickens and Peter Zieme, “Syro-Uigurica I: A Syriac Psalter in Uyghur Script from Turfan,” pp. 291-328; Peter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p. 145-146.

[33] Mark Dickens, “Scribal Practices in the Turfan Christian Community,”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 Vol. 13, 2013, pp. 3-28 (15); Mark Dickens, “Biblical Fragments from the Christian Library of Turfan, an Eastern Outpost of the Antiochian Tradition,” pp. 29-30.

[34] Friedrich W. K. Müller & Wolfgang Lentz, “Soghdische Texte I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34, pp. 504-607 (522-528, 559-564).

[35] Ibid., pp. 513-520.

[36] Ibid., pp. 1934, 520-522.

[37] Eduard Sachau, “Die Christianisierungs-Legende von Merw,” in Abhandlungen zur semitischen Religionskunde und Sprachwissenschaft: Wolf Wilhelm Grafen von Baudissin zum 26. September 1917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ü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Band 33), eds. Wilhelm Frankenberg & Friedrich Küchler (Giessen: Alfred Töpelmann, 1918), pp. 399-409; Nicholas Sims-Williams, “Baršabbā,”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 3, 1988 [1989], p. 823; Sebastian P. Brock, “Bar Shabba/Mar Shabbay, First Bishop of Merv,” in Syrisches Christentum weltweit: Festschrift Wolfgang Hage (Studien zur Orientalischen Kirchengeschichte 1), eds. Martin Tamcke, Wolfgang Schwaigert & Egbert Schlarb (Münster: LIT Verlag, 1995), pp. 190-201.

[38] Erica C. D. Hunter & J. F. Coakley, eds. & trans.,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 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Berlin MS MIK III 45, p. 196.

[39] Lin Lijuan, “The First Round of Tortures in the Legend of St. George: Remarks on the Turfan Syriac Fragments SyrHT 359 and SyrHT 360,” Oriens Christianus, Vol. 103, 2020, pp. 115-143; Lin Lijuan,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Syriac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Saint George Found in Turfan,” in Iranianate and Syriac Christianity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 (Veröffentlichungen zur Iranistik 87), eds. Chiara Barbati & Vittorio Berti (Vienn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2021), pp. 245-277; 另参Miklós Maróth, “Eine unbekannte Version der Georgios-Legende aus Turfa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 18, 1991, pp. 86-108.

[40] Lin Lijuan, “The First Round of Tortures in the Legend of St. George: Remarks on the Turfan Syriac Fragments SyrHT 359 and SyrHT 360,” p. 140.

[41] Olaf Hansen, “Berliner soghdische Texte I: Bruchstücke einer soghdischen Version der Georgspassion (C1),”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No. 10, 1941, pp. 1-38; Émile Benveniste, “Fragments des Actes de Saint Georges en version sogdienne,” Journal Asiatique, Vol. 234, 1943-1945, pp. 91-116; Ilya Gershevitch, “On the Sogdian St. George Pass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6, pp. 179-184; Nicholas Sims-Williams, “A Newly Identified Sogdian Fragment from the Legend of Saint George,” DABIR, No. 6, 2018, pp. 110-115.

[42] Albert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I. Nebst einem christlichen Bruchstück aus Bulayïq,”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No. 2, 1922, pp. 1-49 (48-49); W. Bang, “Türkische Bruchstücke einer nestorianischen Georgpassion,” Le Muséon, Vol. 39, 1926, pp. 41-75 (64-75); Peter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p. 93-97.

[43] Peter Zieme, “Paulus und Thekla in der türkischen Überlieferung,” Apocryph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ocryphal Literatures, Vol. 13, 2002, pp. 53-62; Peter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p. 99-106.

[44] Friedrich W. K. Müller, “Uigurica I,”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No. II, 1908, pp. 1-60 (1-10); W. Bang, “Türkische Bruchstücke einer nestorianischen Georgpassion,” pp. 44-53; Kahar Barat, “Old Uyghur Christianity and the Bible,”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 5, No. 2, 1987, pp. 12-25 (17-22); Peter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p. 49-55.

[45] Mark Dickens, “Syro-Uigurica II: Syriac Passages in U 338 from Turfan,” Hugoye, Vol. 16, No. 2, 2013, pp. 301-324; Peter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p. 57-60.

[46] Erica C. D. Hunter, “Commemorating Mary at Turfan: SyrHT 279-284,” Oriens Christianus, Vol. 104, 2021, pp. 107-121.

[47] Peter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p. 61-65.

[48] 可参见 Erica C. D. Hunter, “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urfan: Public Worship and Private Devotion,” in From Ancient Manuscripts to Modern Dictionaries: Select Studies in Aramaic, Hebrew, and Greek (Perspectives on Linguistics and Ancient Languages 9), eds. Tarsee Li & Keith Dyer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17), pp. 77-96; Erica C. D. Hunter, “Syriac Prayer-Amulets from Turfan,” The Harp, Vol. 33, 2018, pp. 413-431; Nicholas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Book of Life’ Reconsidered,” in Artifact, Text, Context: Studies o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 - Patristica - Oecumenica, Vol. 17), eds. Li Tang & Dietmar W. Winkler (Wien: LIT Verlag, 2020), pp. 113-119.

[49] Erica C. D. Hunter, “Traversing Time and Location: A Prayer-Amulet of Mar Tamsis from Turfan,” in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 - Patristica - Oecumenica, Vol. 5), eds. Li Tang & Dietmar W. Winkler (Wien: LIT Verlag, 2013), pp. 25-41.

[50] Mark Dickens, “Syro-Uigurica III: Enochic Material in a Christian text from Turfa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74, 2021, pp. 583-624.

[51] Erica C. D. Hunter & Mark Dickens, Syr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2. 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 pp. 484-485.

[52] Mark Dickens & Natalia Smelova, “A Rediscovered Syriac Amulet from Turf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ermitage Museum,” 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Vol. 7, No. 2 (14), 2021, pp. 107-147.

[53] Miklós Maróth, “Ein Fragment eines syrischen pharmazeutischen Rezeptbuches,”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 11, 1984, pp. 115-125.

[54] Lin Lijuan, “Hippocrates and Galen in Turfan: Remarks on SyrHT 1 and SyrHT 388,” Aramaic Studies, Vol. 18, No. 2, 2020, pp. 213-239.

[55] Nicholas Sims-Williams, “Medical texts from Turfan in Syriac and New Persian,”（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与近世波斯语医药文献），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19页。

[56] Peter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p. 116; Mark Dickens, “Syro-Uigurica III: Enochic Material in a Christian text from Turfan,” p. 585.

[57] Miklós Maróth, “Ein Brief aus Turfa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 12, 1985, pp. 283-287.

[58] Erica C. D. Hunter, “Debating with the Jews at Turfan,” in Byzantium to China: Religion, History and Culture on the Silk Roads: Studies in Honour of Samuel N.C. Lieu (Texts and Studies in Eastern Christianity, Vol. 25), eds. Gunner Mikkelson & Ken Parr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2), pp. 251-260.

[59] Mark Dickens, “Multilingual Christian Manuscripts from Turfan,” pp. 28-29.

[60]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Turkish Christians in the Turfan and Tun-huang Manuscripts,” pp. 56-57.

[61] Lin Lijuan, “A New Syriac Witness to Aristotle’s Categories from Turfa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171, No. 2, 2021, pp. 291-322.

[62] Ibid., 2021, 315.

[63] Ibid., 2021, 317.

[64] Mark Dickens, “Multilingual Christian Manuscripts from Turfan,” pp. 30-32; Nicholas Sims-Williams, Biblical and other Christian Sogdian texts from the Turfan Collection, pp. 135-137.

[65] Mark Dickens & Nicholas Sims-Williams, “Christian Calendrical Fragments from Turfan,” in Living the Lunar Calendar, eds. J. Ben-Dov, W. Horowitz & J. M. Steele (Oxford: Oxbow Books, 2012), pp. 269-296.

[66] Nicholas Sims-Williams, “A Christian Sogdian polemic against the Manichaeans,” in Religious themes and texts of pre-Islamic Iran and Central Asia (Beiträge zur Iranistik 24), eds. Carlo G. Cereti, Mauro Maggi & Elio Provasi (Wiesbaden: 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 2003), pp. 399-408.

[67] Werner Sundermann, “Ein manichäischer Traktat über und wider die Christen,” in Exegisti monument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Nicholas Sims-Williams, eds. Werner Sundermann, Almut Hintze & François De Bloi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9), pp. 497-508.

[68] Peter Zieme, “Ein Hochzeitssegen uigurischer Christen,” in Scholia: Beiträ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eds. Klaus Röhrborn & Horst Wilfrid Brand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1), pp. 221-232; Peter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p. 107-111.

[69] 还有一件用叙利亚文书写的新波斯语婚姻契约，是一件较大的写本的一部分。该写本大部分用叙利亚语书写，很可能来自吐鲁番，目前保存在台湾；见Alexey Muraviev, “The New Persian Marriage Contract in the Syriac Manuscript from Turfan,” in The History behind the Languages: Essays of Turfan Forum on Old Languages of the Silk Road, ed. Academia Turfanica (Shanghai: Academia Turfanica, 2012), pp. 160-164.

[70] Werner Sundermann, “Der Schüler fragt den Lehrer: Eine Sammlung biblischer Rätsel in soghdischer Sprache,” in A Green Leaf: Paper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es P. Asmussen (Acta Iranica 28), eds. Werner Sundermann, Jacques Duchesne-Guillemin & Faridun Vahman (Leiden: E. J. Brill, 1988), pp. 173-186.

[71]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Traces of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the Old Turkish documents,”（古代突厥语文书所见基督教教团的痕迹），张定京、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80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8—425页。

[72] 笔者与纳塔利娅·斯梅洛娃（Natalia Smelova）正在准备撰写关于这类文本的文章。

[73] 参见刘文锁、王泽祥、王龙：《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2021年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74—80页，第171页。

[74] 参见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Turkish Christians in the Turfan and Tun-huang Manuscripts,” pp. 49-51, 54.

[75] 参见Werner Sundermann, “Byzanz und Bulayïq,” in Iran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Memorial Volume of Otakar Klíma, ed. Petr Vavroušek (Praha: Enigma Corporation, 1994), pp. 255-264; Miklós Maróth, “Ein Brief aus Turfan,” pp. 283-287.

作者与译校者简介

翟马可（Mark Dickens），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系（现亚洲和中东研究系）博士，现任教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历史与古典学系和宗教研究项目，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晚期和中世纪叙利亚基督教及其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著有《被遗忘的存在之回声：重构中亚东方教会的历史》（Echoes of a Forgotten Presence: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entral Asia, 2021）。翟马可博士也是《叙利亚语写本目录》第2册《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叙利亚语文献》（Syr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2: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2014）的主要编者之一。

柳博赟，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

李正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制图｜陈子衿

编辑｜阚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