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这么发达，你干嘛还要一门心思挤进大城市？

城市越大，人的自由度越高。但是互联网的到来，理论上使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一键走到中心。既然如此，还何必劳神费力，到人多的地方求取安全感？

截至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657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7.4%，比2012年末提高4.8个百分点。除4个直辖市外，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建制镇数量达20883个，比2012年末增加1002个。

在地级以上城市中，按2015年末市辖区户籍人口划分，100-3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增长迅速，达到121个，比2012年增加15个；300-5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13个，增加4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13个，增加1个。

也是在前段时间，马云在美国底特律召开电商大会。

底特律曾经因为生产汽车而闻名于世。汽车业的外迁，使之成为一座正在衰败消亡的城市。实际上，中国的一些资源性城市，因为资源衰竭，也在消亡之中，除非发展出新的替代产业。

▲马云在美国底特律召开电商大会

除了军事要塞、交通要道、政治中心，一座座城市的兴起，多由于它能够带来财富，能够提供无法替代的各种信息，安全保障，文化娱乐，以及便捷的公共设施。如果财富创造能力衰败，城市的其他魅力也就逐渐黯然失色了。

但说到底，从古到今，人民向往城市，归根结底，是向往自由。

中世纪早期的“城市”，是教会的行政中心，在经济上毫无重要性可言。在战争时期，成为附近居民的避难所，即城堡。

但商业的复兴，逐渐改变这些特征。先是附近的小商人到城堡寻求庇护，接着交通要道上过往的商人需要到城堡休息，存放货物。原先的城堡不敷使用，于是在城堡外修筑居住地。新的居住地的生活，与老城堡完全两样。新居住地的人，逐渐被称作“市民”。

商人的到来，也引来工匠，这便是最早的工商业社会。其中的大商人，成为市民阶级的领袖。

在欧洲中世纪，市民阶级最不可缺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行动、营业、和销售货物的权利。没有自由，贸易就无法进行。市民阶级看中自由，仅仅是因为看中自由后面的利益。

市民阶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逃亡的农奴。

逃亡的农奴来自远方，他们的领主已经无法把他们找回去。他们的父母不是自由人，但是他们自己的奴隶身份已经无法恢复，成了事实上的自由人。这种状况，引起贵族和领主的憎恨，把城市称为“可恶的市区”。

自由成为市民阶级的合法身份，也是城市这块土地上的特权。德国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以上历史，见诸《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这本书。实际上，放眼全球，以工商业为原动力建立起来的城市，从一开始，多已植入了自由的基因。

中国当代城市的急剧增加，最重要的动力，当然来自工商业的勃兴。但是中国当代城市与传统城市又有血肉联系，与传统乡土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城市人口过半的情况下，它一方面在作别传统，另一方面又在惶恐不安地琢磨未来。逃离北上广和重返北上广，固然有房价高昂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无法直面当代城市。

想回到过去，但发现过去已经不再，没有你的位置了。

诚然，“逆城市化”是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中国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会出现这种潮流。 但是通读很多个案，很多难以回去的原因，却是西方中小城市很少出现的阻碍因素——人情。很多人惧怕回到中小城市的原因，就是怕纠缠于人情，从而丧失独立性，自由的部分丧失。

研究人际关系的专家认为，一个人能够建立比较稳固社会关系的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如果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也算亲戚朋友，那么通过间接关系，一个人可以找到的社会关系，大概有两三万人，有的人社交能力比较强，这个社交能力的边界，大概在六七万人。

而两三万到六七万的人口规模，恰恰是一座县级市或县城的人口。这就注定了，以县城规模为特点的中国城市，本质上仍然是个乡土社会，是个人情社会。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县域之内，人与人之间，到底是人情社会。任何两个看似毫无瓜葛的人，多半可以通过乡邻、同学、朋友、亲戚，一重或多重，扯上或近或疏的关系。不过县域之内，各种资源也很紧张，如果关系稍远一些，关系形同没有。所以，如果要在小地方上混，经营各种关系是一门最大的学问，其他都不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