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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蔡康永、何炅、罗振宇:强词夺理

GQ实验室  · 公众号  · 热门自媒体  · 2017-06-12 09:18

正文


摄影:许闯 创意总监:Vicson Guevara 编辑:李典

时装编辑:Jacky Tam 文字监制:何瑫

采访、撰文:水母(马东、罗振宇)

徐闯闯(蔡康永、何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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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竞争残酷的综艺节目竞技场,进行到第四季的《奇葩说》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并不容易。作为一档语言类节目,它构建了一套特殊的话语表达体系,不同于严谨深刻却晦涩难懂的学术讨论,也不同于轻松愉悦却肤浅表面的搞笑闲谈,而是找到了看似矛盾背离的两种说话方式相互交叉融合的可能,既引人发笑,又激人深思。


娱乐气质与思辨精神的合二为一,这一风格的成型,有赖于辩手,也有赖于导师。马东、蔡康永、何炅、罗振宇,四个年龄相加达到191岁的男人,人生理路不同,思维习惯各异,但在《奇葩说》的舞台上,他们以各自擅长的方式带领辩手乃至观众共同努力向同一个目标靠拢。这个目标,用马东的话说,就是“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这是马东、蔡康永、何炅、罗振宇要完成的事,是《奇葩说》要完成的事,也是每一个人应当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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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

幸运的是我把说话变成了工作


《奇葩说》第四季录制过半,比赛规则仍在变化。这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录制现场的临时起意。在录制雷军担任嘉宾的两期节目前,罗振宇提议让不做结辩的导师坐到奇葩席第二排,旨在减少上场导师和下场导师功能的重叠。考虑了大概一分钟,马东决定按罗振宇的意见办。


“变化”是《奇葩说》进入第四季后带给观众的最直观感受。初创三名导师之一的高晓松因事务繁忙而离开,罗振宇和张泉灵加入。马东自己也下场辩论,把“议长”的位置交给了何炅。


作为节目的缔造者,马东将这种变化视作一种必然。在他看来,节目制造者与观众的节目观有天然的不同。观众认为一个节目第二季不过是第一季的延续,但是对于做节目的人来说,第二季和第一季就不是同一个节目。


“如果第二季和第一季还完全一样、不思改变的话,就离死不远了。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永远 hold 住高潮……”说完这句,马东愣了一下,随即道歉:“对不起,我又污了。”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后半句话说完:“你只能变花样。”


这个在《奇葩说》里随时可以抖出“污力满满”包袱的说话者,在生活和工作中被公认为一个有分寸、照顾对方感受的人——也即是人们爱说的“情商高”。一个著名的例子产生于米未传媒出品制作的另一档娱乐节目《饭局的诱惑》。在狼人杀环节,马东屡屡把搭档侯佩岑欺骗得心灰意冷。在一次录制前,马东私下里问制作人,自己在游戏里总是欺负佩岑,网友有没有意见?制作人回答说有点。马东说,那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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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开始后,马东抽到狼人,在侯佩岑的好人阵营即将告负之时,“狼人”马东选择“自杀”。战果揭晓,侯佩岑感动到热泪盈眶。


这种“高情商”的为人行事逻辑也对应到了马东的说话风格上。马东对于“会说话”这件事的自我认知是:一、否认自己是一个具有说话天赋的人,二、离蔡康永更近,而离高晓松很远。


在马东眼里,后者在说话这件事上是“天生的惊才绝艳”。他看过《晓松奇谈》的录制:没有稿子,一把扇子,对着镜头说一小时,用十几个故事和例子,一个深邃复杂的问题被高晓松拆解了,也没有给后期留下太多剪辑余地。


“这才叫会说话的人,我觉得只有他和于丹能做到。这源于一颗强大的心脏和一种独特的能力,博闻强记,同时有一种天然的语言逻辑和天然的条理性。”于丹是马东在央视主持《文化访谈录》和《汉字英雄》时合作过的嘉宾。在录制一期主题是昆曲的节目前,于丹事先问马东,录制时能不能不打断她?马东因而就像学生一样坐在旁边,领略了对方“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没有错字、没有停顿”的即席发言,并深感“太让人绝望了”。


在马东眼里,同为中国“最会说话的人之一”,蔡康永与高晓松、于丹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类型。蔡康永的说话之道在于善聆听。马东觉得现在人们所谓的“会说话”的人,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了像蔡康永一样会倾听的人。在蔡康永的身上,马东更欣赏的是他在能言善辩之外流露的“弦外之音”——讨论一个问题时,始终有自己的精神底色。


马东认为《蔡康永的说话之道》是很好的说话范本,尤其同意蔡康永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认真对待。“即便是做《康熙来了》那么‘没心没肺’、高度娱乐化的节目,他依然保持了一种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体现为对人的关怀,但同时又保持独立。”


马东用“心向往之”表达自己的这种欣赏。“但你知道你内心向往一个人,没事去请人家吃个饭,也很唐突。如果刚好有一个工作机会,能够请到他,那当然最好。”《奇葩说》就是这个水到渠成的机会。


《奇葩说》起意于马东与高晓松的一次酒后“争论”,跟高晓松争论他没指望会赢。天南海北地扯了一通,高晓松感慨,“哎,像咱们这样的‘大喷子’弄一个辩论节目挺好的。”马东觉得,“大喷子”这样的称呼足以显示中国社会文化对“会说话”这件事一贯的负向评价。“我们觉得能说会道、巧舌如簧、口若悬河……都不是好词。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所决定的,这是农业文化的特点。农业文化对商人是天然抵触的,什么人能说会道?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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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著名相声艺术家马季之子,在少年时代,父亲刻意切断了马东通过“能说会道”抛头露面的机会。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大潮中的一员,马东在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他切身感受到了东西方对于说话能力截然不同的倚重程度。在国外,当一个大学生不知道该选什么课之时,选演讲总不会有什么错,“因为表达能力是会贯穿你一生的基础需求”。


90年代初,马东在南半球看到了台湾综艺主持人胡瓜的《金曲龙虎榜》。这一节目让他对主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胡瓜是一个自我意识没那么强的人,节目中他更多的是在适应来访者并为其铺路。”马东觉得这种反应力和“防守型”的说话方式,他也可以做到。因此他放弃自己的工作,回到国内进军主持界。时间过去近三十年,在创立米未传媒之后,马东特意飞了一趟台湾,用一顿台菜的时间说服胡瓜来参加米未传媒出品制作的《饭局的诱惑》。


去澳大利亚读书,马东选择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科技公司工作,算起来马东当了10年“IT男”。这段经历投射到《奇葩说》节目中,最直接的影响是他习惯性地用自己的理科背景去思考判断一些辩题,因此“爱上人工智能算不算爱情”一开始被他认定为“扯淡的基础脑洞题”。在总制片人李楠楠近乎耍赖的坚持之下,这个辩题在《奇葩说》第三季亮相,效果奇好。录制完,马东立刻向李楠楠道歉。“这也说明,《奇葩说》是一个人文领域的事,多扯淡的事在这都能讲出花来。”


在《奇葩说》火爆之后,有人用“进则吴宗宪,退则王伟忠”来评价身兼内容制造与主持两大重任的马东。实际上,从湖南卫视辗转至中央电视台、爱奇艺,马东一直策划与主持并行,身兼吴宗宪与王伟忠两人的角色。


在央视制作《挑战主持人》时,他幕后做策划,现场控流程。他在节目中不使用台本,全靠“现挂”。他对节目录制的要求是“准直播”——播出时长55分钟,录制时间不超过1小时10分钟。一旦在现场意识到素材后期无法利用,他就向前推进流程。后来这一要求延续到《奇葩说》之中。 在前三季担任“议长”之时,他曾经两次叫停了陷于胶着状态的辩论。他将这种控场能力视为自己的工作习惯。“其实对于这个工作来说,‘会说话’并没那么重要。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大约只说明我这个人适合干这个。”


而在台下,作为常被拿来与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对比的节目制造者,马东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工作风格。比起让小 S 都敬畏三分的“暴君”王伟忠,跟马东一起工作要轻松很多。与平均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员工相处,他的身上既有老式曲艺人“传帮带”的师徒感,也有西方价值体系中的平等与绅士。讨论辩题,在黑板上每人写一个,然后就开始互相据理力争,“谁都有权否定”。


但在公司,CEO 马东显然也有自己的“特权”:当他觉得自己想不清楚一件事时,就召集人开会。“开会的时候也不用大家说,大家都坐在那听,我通过跟大家说那个事就把事情说清楚了。”他对此解释为自己是用“说话”组织思维的人。“你如果让我付诸文字,让我在电脑上打出来,我是很难提供比面对面交流更多的信息量的。我是通过说话来思考的人。”说完马东笑了:“幸运的是,我把这个变成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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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康永

善于辩论证明你会操纵别人

不证明你会沟通


上《奇葩说》当导师这件事,蔡康永一开始是拒绝的。节目邀请送到台北时,他不知道马东是谁,也想不通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节目形式,第一反应是这个节目一定行不通。


台湾盛行政论节目,一打开电视,各个频道都在吵架。蔡康永觉得任何一个想把时间花得有意义的人都不会把时间耗在这种节目上。从小做辩手的他熟悉辩论的话术技巧,但又对之心生排斥。辩论无法带给他成就感:“辩论是为了显示我不上你的当,赢了只能证明你是会操纵别人说话的人,不证明你会沟通。”


本已决定搁置《奇葩说》的邀请,但一位合伙人的劝说让他产生了新想法:对一件事的现状不满意,可以绕开走,但或许也可以去改变它。“我可以让辩论变得很娱乐,或者娱乐变得很辩论。”他决定试试。


第一季海选中,天南地北的选手前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蔡康永捏了把汗:“这个有人看吗?”随着节目推进,他逐渐从种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表达中捕捉到了乐趣。“我觉得这终究是一个由人来完成的节目,不是一个辩论节目,只是这些人会辩论,你的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些人的身上。”蔡康永说。


九岁登台唱评剧,十六岁获得台北市国文演讲比赛第一名,在外人看来,他一路享受着擅长讲话带来的荣光。然而在蔡康永看来,“参加这些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很无趣,我被学校逼着去讲很多我不信的事情,只是为了得到冠军而已。”他暗暗发誓上大学后再也不参加类似比赛,也真的这么做了。蔡康永说,“我是一个很早被截断表达乐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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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天生擅长说话,却并不爱表达自己。那么,访谈者确实是最适合他的角色。主持《康熙来了》十二年,蔡康永做的事情是激发来宾表达自我,极少流露个人态度。他“说话”是为“倾听”创造条件,曾经只用一句“拍电影累不累”,就让成龙在镜头前嚎啕大哭。


“没有人看见你在想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蔡康永说,“‘康熙’是一个来宾展示的地方,不是主持人展示的地方。”


而在《奇葩说》,蔡康永必须转换角色:不仅需要表露个人观点,还得说服别人。


“《奇葩说》是一个龙潭虎穴,一句话讲不好,你就错过得分的机会”。他小心翼翼地摸索几位“对手”的特点:


高晓松博识,辩论起来咄咄逼人、泰山压顶,“面对高晓松我永远都是你最厉害,我讲不过你,求求你饶了我吧,没事戳你一刀。”


而罗振宇逻辑缜密,讲话一板一眼,就像排兵布阵,“城堡盖好你就打不进去,罗振宇是这个主,所以很可怕,跟他辩论有一种绝望感。”


马东是主人,最容易挨刀,“主人不好意思跟我们翻脸,我跟高晓松两个人杀得很开心的时候他总得要调解,可是他现在自己要下场杀,我们每个人都砍几刀,他还得对我们笑嘻嘻的,真的死的很惨。”


相较于这几位对手,蔡康永一直认为自己说话之道的关键在于同理心。他的畅销书《蔡康永的说话之道》,核心是教人从对话中体会对方的感受。然而辩论的逻辑与此相反,选择的持方未必代表心中的立场,但需要强化自己、压制别人,找到漏洞并迅速出击。


第一季和高晓松对台,他总会请高晓松先选择持方,结果落到自己手里的经常是一个常人难以认同的观点。曾经有一场的辩题是“应不应该感谢人生的暴击”,蔡康永第一反应是“感激个屁,你不得已被人家暴击,度过去就算了,还感激它干吗?”但是,现场100位观众选择初始立场时,几乎一半的人选择了需要感激。“这就妙了。他们心里面有话你没有替他们讲出来,你要把自己放在那50个人心里面去想,他们为什么觉得人生打击这么重要?”


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他把辩论转化成了自己擅长的同理心训练。因此,他的辩论风格独树一帜,不露锋芒,却温温吞吞说尽人们的心底话。马东曾经评价:“这是一位朋友型的辩手,他杀你都没有刀,他是靠一杯水,但是是开水烫死你。”知乎上有人形容他:“最宽容的人最挑剔,最温和的人最无情。”


对蔡康永来说,说话是理解人的铺垫。《奇葩说》第一季的一期节目中,讨论为了救一百个人,要不要杀死一个人。蔡康永在最后的结辩环节忽然倒戈,“叛变”到对方的阵营。他实在难以说服自己,“涉及生命的话题是我的底线,我万一用我的辩论方式让别人相信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责任太大。”


虽然以面向公众说话表达为职业,蔡康永却很少表露私人生活的细节,也很少让人发现他与世界往来的秘密。大学读电影专业,但直到最近才拍了第一部电影《吃吃的爱》,因为“做导演会欠很多人情”;主持《康熙来了》十二年,蔡康永很少直抒己见,大多数时候他都承担着“设下埋伏,让小 S 出击”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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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公开说“把自己的心事讲出来是件丢脸的事”,但在《奇葩说》上,情形却在发生变化,他不止一次地袒露自己。面对辩题“该不该向父母出柜”,他哭着说:“站在一个孤单的立场,我很希望很多人陪我,可不可以每一次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只亮出我一个人是活着的人……但坏就坏在我自己经历过这些打击。所以我知道有些人扛不住,这是我心中软弱的部分。”


尤其是在第四季中,很多观众觉得他风格变得更加凌厉,时常主动奇袭对手,甚至会神情严肃地起立结辩。蔡康永说,这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讲道理、不喜欢影响别人。可是《奇葩说》把我逼到这个地方来,我就是得一再地发表意见,所以观众们就发现一个在《康熙来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我知道如果站到第一线雄辩的话,我还是会影响到一些人。” 


然而一旦下了台,他又马上切换到了另一种状态。有一次录制完成后,蔡康永和罗振宇在后台聊到一本书,两人看法迥异,罗振宇忍不住想和他辩论,蔡康永赶紧制止他说:“我下节目就不辩论了。我的人生中没有把辩论当成一个趣味,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就相信你。我自己不想表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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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炅 

我的招数在于我不强调自己的招数


尽管专门花了半个月时间反复看前三季《奇葩说》,但第一次录制《奇葩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何炅还是失眠了。在他的回忆中,这种情形在22年主持生涯里从未发生过。他能在金鹰节颁奖典礼上即兴脱口秀八分钟,能够不参加彩排直接主持《歌手》总决赛,但这个舞台仍让他前所未有地紧张。“他们在台上有很多内部的笑话,我怕我接不住。”


一年前的某个夜晚,他看完《奇葩说》第三季“痛苦的绝症病人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我该不该鼓励他撑下去”这一集,激动难眠。时间已是凌晨三点,但他还是忍不住给马东发了一条微信:“《奇葩说》太牛了,看得我热血沸腾。”马东立即回复道:“下一季你来做议长好不好?我想辩论。”何炅吓了一跳,但并没放在心上,以为马东是开玩笑。


没想到马东是真的上了心。接下来的半年里开始频繁“骚扰”何炅。两人是门对门的邻居,何炅回家都得偷偷摸摸的,生怕被马东听见。有一次收到马东的消息“你在家呀”,何炅吓得赶紧回:“没有,是阿姨进屋打扫。”


“对于主持人来讲,这是很有风险的。”接受采访时,第四季节目已录制过半,但回想当时决定接受马东邀请的过程,何炅仍有些许后怕。出道二十余年早已功成名就,他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你接别人的节目,你必须要做得跟别人不一样,而且这个人又不是走了,这个人还在场,那就更尴尬了。”


在何炅看来,马东以“老板”身份担任主持人,是《奇葩说》极为关键的角色。三季过后,观众对此早已习惯,后来者很可能出力不讨好。比如马东式的广告植入,其他主持人很难如此自然。张绍刚将之形容为“中国电视节目植入界的一次大灾难”。因为所有的节目制作方都在拿马东的例子质问主持人,你们为什么不能像马东那样植入那么多,效果又那么好,为什么?


“因为他是老板,钱进了他的口袋,没进我们的口袋。”这是张绍刚的回答。而何炅则觉得如果换成自己,既没动力、又没姿态。因此他一再婉拒马东的邀请,“你别说观众不接受我,我自己都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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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了马东大半年,何炅实在感到盛情难却,决定试试看。“没做过的、好玩的东西,我都想试一下,探一探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他暗自安慰自己:“我就算再差,总不会差到毁了《奇葩说》吧?”“但他仍带着谨慎与保留:口播广告依然由马东来说,前期宣传中也不能出现“取代”的字样,而必须解释为“马东要辩论,于是找了何炅来帮他”。


1月20日,何炅终于坐上了《奇葩大会》的导师席。他有点紧张,说的第一句话是:“还是不敢相信我坐在了这儿。”


“老好人”是何炅的主持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在《快乐大本营》等节目的台上,他礼貌、温和,体贴周全地照顾着每个人。生活里,他也从来不会极度排斥任何事物——“我好像没有这个义务为它的好或者不好去过分地买单。比如说我不喜欢一个人,但是我不会用他的错误去惩罚自己,我不会去特别讨厌他、恨他。”


但在针锋相对刺刀见红的辩论场上,老好人式的圆场技巧起不了效果,《快乐大本营》累积的人气和经验也未必发挥正面效应。有观众评论,何炅一开口说“我们是”,就以为他会接“快乐家族”。节目刚播出时,反对的声浪不小。有人批评他改变了辩论的气场,有人批评他“除了走流程完全没有存在感”。何炅对此自嘲道,自己才是《奇葩说》里最大的那个奇葩。


对此他提前就有心理准备。“这个也是我必须去背负的,但是我并没有错,可是我要去买单。我决定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点了。”何炅说。他猜测马东团队找到自己,就是想要一点这种不适感。 


从第一季起,《奇葩说》就曾设想有一个“温暖担当”——一个观点柔和的角色,但播到第三季,节目的对撞和情绪越来越激烈。何炅猜测,马东让他加入《奇葩说》,就是希望自己能带来温暖的、全局的态度,因为 “尖锐的东西总有极致,再往前走只会越来越薄、越来越细,最终变成一个很小的边。”


随着录制次数的增多,何炅渐渐在《奇葩说》里松弛下来。起初他会认真准备导演组提前发来的议题,后来发现这几乎是无用功。“你所想到的辩题的角度,一定被人想过了,所以你得带着归零的心,放松听他们讲。”他开始慢慢投入到临场发挥的游戏里。 


他开始主动抛出一些符合节目气质的黄腔。比如黄磊来做嘉宾时,何炅介绍他有秒睡的特点:“作为一个睡过黄老师的人……我个人可以负责任地说,黄磊在床上毫无优点。”一次录制的中场休息,蔡康永对他开玩笑说:“一开始你还保留一点文明的气息,可是过十分钟之后你就撤退了,开始全面瓦解,恢复到野蛮的状态,你说来我们节目想提高,我觉得是没有希望的,你就跟我们一起沉沦吧。”


相识二十多年的《奇葩说》“老人”高晓松看了这几期的何炅,感叹道:“1994年我们在同一个晚会出道,到现在长得完全不像同一代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另一面,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两年,除了继续主持《快乐大本营》和参与《奇葩说》,何炅也进行了不少新鲜尝试。他参加明星推理综艺秀《明星大侦探》、生活纪实节目《向往的生活》,一个在杀人游戏中脆败、生活能力极低的人,到了探案节目中,却能从杂乱的线索中抽丝剥茧找到逻辑线,到了生活节目中,也能细致地照顾好花草、宠物、客人的情绪。


他将这种能力归功于自己的灵活得体:不争抢表达的机会,也不刻意要求在舞台上的位置。何炅曾与话剧导演赖声川合作多部话剧,舞台训练让他在主持时常常能形成“反观和抽离”:说话时会跳脱出另外一个自己,站在最后一排看着台上每个人。


他也有未雨绸缪的能力,能一边和大家共同沉浸于某种情绪,一边找到引导大家走出这种情绪的路径。在他眼中,主持人的职能并不是卖弄自己的口才,而应该是给予参与节目的人充分的安全感,“就像一个人快要摔倒的时候,我可以在后面保护他”。


入行二十年,何炅鲜少接受媒体采访,也鲜少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个人观点暴露于公众面前。在采访中,他同样不愿意过多谈论自己,“有些话讲白了、讲透了就没意思了。”他说:“我的招数在于我不强调自己的招数,亦不会用得过分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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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宇

我没啥学问,但是啥学问也别让我看懂了


十多年前,罗振宇成为央视制片人、马东的同事。三十出头的二人预言,未来一拨四十多岁左右的“老男人”将成为聚光灯下的宠儿:经过媒体训练,能表达,接地气,同时也有思想的深度。


十多年后,两位老同事并肩坐在《奇葩说》的导师台上。罗振宇心下明白,他已经变成了多年前自己预言的“老男人”。他开玩笑道:“我说我脖子底下所有器官都是没用的,只有思考和表达是我还算有能力做的事情。”


《奇葩说》导师是如今附着在罗振宇身上的众多标签之一。他用“一块积木”形容自己在第四季中的位置,并逐一罗列无法拒绝这一邀请的理由:“第一,我是《奇葩说》粉丝;第二,我跟马东是朋友;第三,高晓松暂时来不了,让我来帮忙;第四,我自己也有宣传‘得到’品牌的诉求。你说我能不来吗?”


觉得看美剧都是浪费时间的罗振宇,强调《奇葩说》是他唯一收看的综艺节目,前三季一集不落,视之为“自我思维训练”。“把一个话题拿出来,你就会跟着选手想,通常都会有选手给出一些我从来想不到的角度。这在如今的内容市场上很少有。”


第三季尾声,罗振宇曾经作为嘉宾“男神”现场体验了一次,首先遭受的是对穿着打扮的责难。第四季里,变身为“导师”的罗振宇没有再遇到这种责难,但他觉得日子更不好过了——之前可以跳脱开来轻松表达,而现在说起来是导师,实际上就是辩手,耗费的脑力明显增加。


这种身份变化给罗振宇带来巨大压力,常在录制前一天辗转难眠。录制视频节目《罗辑思维》的时候,他习惯“死磕自己,愉悦大众”。对着一台佳能5D Mark3,他不断对自己“挑刺儿”,不允许出现瑕疵,发现逻辑不够强、话语不够精炼,便马上重录。在他的表述里,一集50分钟的节目,录制时间通常超过7个小时,最长甚至达到40个小时。


《奇葩说》则截然不同,通常两期连录约四个小时,没有特殊情况,中间并不喊停。这要求罗振宇必须一气呵成完成结辩。他承认有点飙肾上腺素的感觉:“只有一次机会,这是很虐心的。”


用马东的话说,结辩是一项“绝处逢生,枯木逢春”的活儿。但罗振宇觉得最大的压力并不来自于此,而是源于责任感。“讲一段漂亮话收尾,这个是很容易的。但上了那个场子你是有胜负心和责任心的。你最后结辩结得不好,让这边的三个选手不能晋级,这个责任是很大的。在此山唱此歌,这就是现在的体育精神,要么你别踢球,你上了场就得认真踢,现在的社会人应该有这个责任感。”


罗振宇认为自己在《奇葩说》中的发言方式不是教师式的,也不是辩论者式的——教师重在价值观传播和灌输,辩论者通常争胜,而他则希望“在胜负之余传输知识”。他将自己定义为“知识服务者”。“知识服务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是,我张嘴说话,这一期节目不光是要让场上人觉得 high,而是本能性的一定要让大家带一些知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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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自诩“知识搬运工”的人来说,知识是最喜欢使用的道具。这也是马东邀请他来《奇葩说》的理由:“人拼的就是信息量的积累,你过去的全部构成了今天的你。罗振宇老师的核心就是信息量大,他有学习强迫症,你从他那里能拿到最快、最全的信息和脑洞,还有比他更合适的吗?”


很多评论认为罗振宇是个弄潮儿。从五年前每天清晨六点半60秒的微信语音播报到如今专栏订阅量逼近200万份的知识服务应用“得到”,他以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促成了知识付费浪潮的兴起。


在此过程中他将自己定位为“知识服务者”,对一些满口术语的知识分子不以为然,“让人听不懂不是说他讲得不浅,而是他不会。”于是他为“得到” app 挑选专栏主讲人的一条重要标准是“不玩花活儿,不炫技,以交付为最终目的。不是我讲多少,你爱听懂听不懂,而是你听懂了是我唯一的工作目标。”


这种心态导致在说话这件事情上,他的自我认知是:“我没啥学问,但是啥学问你也别让我看懂了,我看懂了我就有本事说出来,让听众更容易听懂。”


这一习惯延续到了《奇葩说》里。在为议题“得高等生物的蛋该不该毁灭”进行结辩时,他举出了行为金融学的经典案例:当你面临两个按钮,按下第一个按钮,会得到一百万美元;按下第二个按钮,有一半的机会将拿到一亿美元,但还有一半机会什么都没有。这两个按钮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个? 


并未就理论本身长篇大论,他紧接着补充了另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如果面对一颗上了三颗子弹的左轮手枪和一亿元,你还会接着赌吗?全场静默了几秒钟,他用一句大白话把这道脑洞题变成了一个日常问题:“玩不起的事情,到底要不要玩?”


他将这一习惯归因为媒体生涯。他曾担任央视日播节目《经济与法》的制片人,每天带着记者进机房审片。这三到四小时的过程被他总结为“磨表达”:“片子拍回来画面改不了,但是词怎么写,用哪个字眼哪个词,用什么表达方式,从哪个故事进从哪个故事出,逻辑结构、主题结构、细节节奏……这种打磨,天天都得进行,这就是训练。”


在接受文化作家许知远采访时,面对“罗振宇为什么成为罗振宇”这一问题,他毫不犹豫地答道:“狗屎运,进央视了。”任央视二套《对话》制片人时,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开策划会 。开了三年会,他觉得“像把大学又读了一遍”。“这段经历是你靠勤奋替代不了的。央视给了你一种可能,希望你从国家视角来看问题,虽然你不在其位,但是可以谋其思。”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央视十年间,三个现象引发了他的警觉:凤凰卫视主持人明星化,于丹、易中天带火《百家讲坛》,《实话实说》崔永元离开后收视率断崖式下跌。这让他有了一种意识:“不管干什么,一定要把自己这张胖脸露出来。”


第一次出镜并不在央视。第一财经《中国经营者》找到他,实现了他当主持人的愿望。他把节目结束语改造成三分钟个人脱口秀。节目制片人曾捷后来对媒体表示,这三分钟是罗振宇一点点“拱”出来的。“他本来想讲一分钟,后来讲讲讲,讲到了一分半钟,然后他很聪明,一句赶着一句,逻辑特别强,不好剪。所以他就利用这个东西,把自己评述的时间给拱出来了。”


在《奇葩说》现场,罗振宇仍然习惯于使用“强逻辑”。在为“该不该当面分手”结辩时,他接连分析分手的目标、方法、行动三方面,并反问对手:“对方为什么一直在一个逻辑死结里,是因为他们想逃避,说了,了断了,仪式给你了,再不见面了,这负责吗?”


他的表达中总是出现自创名词。“魅力人格体”、“U 盘化生存”、“信息茧房”、“社交货币”……不断先抛出定义再加以阐释的表达方式,有网友戏谑为“掉书袋”,而他将之定义为“欧式长句”。“我老婆有一句话,她说判断一个人聪明不聪明就是看他能不能说欧式长句。”他说。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欧式长句的?”


 “听我老婆说完这句话之后。”罗振宇露出狡黠的微笑。那是专属于他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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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许闯 创意总监:Vicson Guevara 编辑:李典 时装编辑:Jacky Tam 文字监制:何瑫 采访、撰文:水母(马东、罗振宇)、徐闯闯(蔡康永、何炅)统筹:于昊楠 时装助理:张晨蕊、耀威 拍摄场地:星光视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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