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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知识 | 胡珂：标点本《资治通鉴》出版史事拾零

文史知识 · 公众号 · 历史 · 2019-10-08 13:48

正文

《资治通鉴》是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和助手刘攽（1023—1089）、刘恕（1032—1078）、范祖禹（1041—1098）等人耗时十九年编撰的编年体通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之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司马光像

《资治通鉴》由宋神宗御赐书名并亲撰序言，长期作为宋朝历代皇帝的经筵教科书，备受推重；在民间，伪托名家删节注释的《资治通鉴》普及读本亦纷然竞出。北宋官方一度禁止将《资治通鉴》这部备载中国政治、军事史的巨著售予外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六），但约在两宋之交，《资治通鉴》已东传至日本及朝鲜半岛（李春光《〈资治通鉴〉传入日本及其影响》，杨雨蕾《〈资治通鉴〉在朝鲜王朝的传播及其影响等》）；而在数千里之外的河西边陲，也有元人覆刻南宋建阳刊本《资治通鉴》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徐畅《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可见宋元时代《资治通鉴》地位之尊、版本之繁、读者之众、传布之广。

近代以来，为便阅读，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简单句读的线装排印本《资治通鉴》；1935年世界书局影印胡三省注本，并加断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的统筹规划下，1956年诞生了现代标点本《资治通鉴》。标点本《资治通鉴》自问世至今六十多年，早已风行海内外，与点校本“二十四史”一起，共同确立了现代古籍整理范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中最具口碑的标志性出版物之一。

一

标点《资治通鉴》的动议源自毛泽东主席对这一史学巨著的浓厚兴趣。毛泽东一生嗜读《资治通鉴》，据说他晚年对身边工作人员自称一生曾读“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向吴晗谈起《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但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要他与范文澜组织人手在一两年内将《资治通鉴》标点出版，供广大干部阅读，藉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参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怀念吴晗同志》、蔡美彪《〈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回顾》）。

吴晗和范文澜迅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当年11月组织了负责协调事务的 “《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委员会”和实际承担标点工作的“标点《资治通鉴》组”，并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出面向北海公园借用未开放的画舫斋小院为办公地点。标点小组成立后，通过1954年11月8日、29日两次全体会议，议定了整理方案和工作进度时间表，标点工作全面铺开。最初标点小组共十人，包括顾颉刚、张政烺、贺昌群、容肇祖、王崇武、聂崇岐、齐思和、周一良、邓广铭、何兹全，后南开大学郑天挺、古籍出版社章锡琛也加入进来。其中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前期担任总校对，后期与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组成四人校阅小组。顾颉刚因资历最深，贡献亦多，一般被视作标点《资治通鉴》的总其成者。随着《顾颉刚日记》的面世和当年参与过组织工作的蔡美彪撰文回忆，关于标点本《资治通鉴》前期筹划、分工整理的诸多细节，已逐渐为人所知，兹不赘述。

顾颉刚先生

《资治通鉴》标点小组自1955年6月开始交第一批定稿，此后逐月交稿，至11月全部交齐，按时实现了原定计划。在标点本《资治通鉴》进入出版环节时，时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局副局长、后来成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帮助设计版式。标点者之一邓广铭回忆：“当时的校点整理工作是用胡克家所刻《通鉴》作底本的，但用何种方法重新排印，金灿然在当时是很费了一番考虑的。他同时采用两种版式试排《通鉴》的一卷文字：一种是把《通鉴考异》和胡三省的注文都双行排印在《通鉴》正文之下；另一种是把《考异》和胡注一律用单行排印在《通鉴》正文之下。结果证明，第二种办法既较疏朗醒目，而且节省篇幅，遂即选定了这一办法。”（邓广铭《追怀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

标点本《资治通鉴》即将出书之前，特意邀请著名史学家陈垣审定出版说明。陈垣在抗战时曾著《通鉴胡注表微》，表彰胡三省的学术成就和民族气节，后又撰写《书〈全谢山分修通鉴诸子考〉后》等论文，是《通鉴》学研究领域有特别重要贡献的学者。因此，1956年4月9日吴晗、范文澜联名致信陈垣，邀其审阅顾颉刚等起草的《标点〈资治通鉴〉说明》，云：“先生对《通鉴》很有研究，《胡注表微》一书尤多精湛之论，请你千万不要客气，对这个草稿加以删削改正，或提出修正的意见。”陈垣答复：“我细读了一过，确是无疵可求，佩服之至。因此更足证明集体合作的好处，比单干户好过多多了。司马公当年也是集体合作的。祝你们的校点胜利成功。”（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

承担标点本《资治通鉴》编校、排版、印装工作的是当时成立不久的古籍出版社。古籍出版社于1954年经时任中宣部部长的习仲勋同志批示成立，社长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该社后于1957年3月并入中华书局。当时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技术力量最强，所以标点本《资治通鉴》在沪上排印。古籍社出版部副主任高克辛早年曾任中共《大众日报》印刷厂厂长，此时被派为驻沪办事处主任，联系上海市出版局，就近向各社借调校对人员，临时组建出版部，为嗣后之校对排印做准备。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创始人、时任古籍社副总编辑的章锡琛与同社编辑陈乃乾、徐调孚皆亲赴上海，做出版前之最后冲刺。此外，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傅东华也校阅了部分清样。因出版在即，此一阶段工作强度甚大，年已六十八岁的章锡琛统稿加工兼订正错讹，为时五个多月，每日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在正式付梓前再次提升了标点质量，并使全书体例更加整齐。资深校对专家王燕棠当时也被调到排字车间，据其回忆，标点本《通鉴》“试样七次。参与是役者有缪龙江（车间主任）、程新仁、陆三寿（致祥）、吴玉坤（拼版）等诸君……特浇铅料，拼版数量由每天八面增到三十馀面，全书六个月排版蒇事。”（参王春《古籍出版社与〈资治通鉴〉标点本》、吴翊如《怀念章锡琛先生》、王燕棠《怀念章锡琛先生》、1957年5月14日、15日《文化部召开老出版工作者座谈会纪要》、《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二卷《傅东华传》）

标点小组整理《资治通鉴》正文、考异及胡注的稿酬是千字三元，书前《标点〈资治通鉴〉说明》、延请陈垣外审及出版前之编校加工费用另外结算。金灿然致陈垣函称：“《资治通鉴》一书加工报酬是万字卅元……这本书工作报酬是包干性质的，除了标点和为标点所必须的校勘工作之外，其他许多校勘工作，广告稿、标点说明、最后详校清样等，均未另外计酬。”以当时标点古书的稿费标准来看，千字三元的酬劳不低，以致1957年5月翦伯赞在文化部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家座谈会上表示：“古籍标点费不合理，《四夷志》比《资治通鉴》难标点些，但《资治通鉴》每千字3元，而《四夷志》每千字1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九册）金灿然对此曾有解释：“所以定为万字卅元的原因是：为了标点《资治通鉴》，由范文澜等十几位同志组成了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了加工原则的设计、某些原则问题的和具体的组织工作。为执行这一工作，又以顾颉刚等十一位先生组成了专门小组，这个小组用具体办法进行了标点和审校工作。这样，可不必再另外请人审校，从而也就没有审校费的支出。”（金灿然1956年4月17日所拟致陈述函）

二

1956年6月，标点本《资治通鉴》正式出版，首印二千册，定价三十元，标点小组中王崇武撰《我国古典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刊于当年8月30日《人民日报》；聂崇岐作《〈资治通鉴〉和胡注》，发表在同年《新建设》杂志第7期。标点本出版后，出版社迅即将精装本十册呈毛泽东审阅。据古籍社党委书记王春回忆，当时专门负责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逄先知电话转告：毛泽东对标点本的及时出版表示满意（王春《古籍出版社与〈资治通鉴〉标点本》）。标点本《资治通鉴》从此成为毛泽东晚年手畔常伴之书，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南下，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即有“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领导科学杂志》2004年第1期）。据孟锦云回忆：“毛泽东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阅读的印迹”（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1998年，经中央档案馆整理，毛泽东做有大量标记批点的标点本《资治通鉴》被影印出版。

聂崇岐先生

毛泽东倡议标点整理《资治通鉴》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方便广大干部熟悉历史，以为鉴戒，标点本的出版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1958年1月21日，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关于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加强领导全面规划问题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说“《资治通鉴》的标点出版是很受欢迎的”；1959年4月9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上海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谈话中提到“原来不看《资治通鉴》的干部，现在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九册、第十册）刘少奇曾把《通鉴》“放在手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翻看它”（黄峥、周志兴《刘少奇同志的读书生活》）。邓小平在1961年1月提及“我最近看了《资治通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其女回忆：“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还是《资治通鉴》。”（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当然，标点本《资治通鉴》最为重要的意义当属其对文史学术的巨大推动。《资治通鉴》历来是习史之津梁，陈寅恪先生“备课要读的第一种书总是《资治通鉴》”（王永兴《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但其卷帙浩繁，之前未经妥善整理，令人望而生畏。民国句断本《资治通鉴》讹误满篇，田余庆先生谓“世界书局影印的胡注《通鉴》，断句之误比比皆是”（《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而标点本《通鉴》由顾颉刚等多位一流学者整理打磨，大体准确，质量上乘。1958年岑仲勉谓：“古籍出版社的标点本《资治通鉴》，在近年出版旧籍中，算是比较满意”（《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1963年柴德赓说：“标点这部书很不容易，应当说，现在这个版本是最好的”（《〈资治通鉴〉介绍》）；2013年吴金华在修订《三国志》点校本的过程中表示：“《资治通鉴》相应的部分，标点在总体上比较好，应尽量往《资治通鉴》的水准靠。”（《关于〈三国志〉点校本修订的几点意见》，未刊）近年辛德勇先生亦称标点本《资治通鉴》“司职人员水平、层次之高，点校质量之佳，可谓‘空前’，使这一印本成为此书现有诸本当中最好的本子”（《为古代文化延续命脉》）。分段清晰、断句可信的标点本《资治通鉴》极便初学，1959年吴晗说：“一部《资治通鉴》，一部《二十四史》，很难读。目前读过的人也不是很多，经过我们的努力，使这些书成为大多数人的读物，普及了历史知识，也普及了文化。”（《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招生志喜》）对于专业学者来说，利用标点本阅读检索，也有事半功倍之效，直至今日，海内外严肃的学术论著大都以标点本《通鉴》为通行引用书。

标点本《通鉴》还为“二十四史”点校和出版工作提供了直接的借鉴。1958 年范文澜、吴晗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组织标点“前四史”，长达二十年的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历程即自此始。当时形成的决议要求“四史的标点分段体例应予统一，以《资治通鉴》的标点体例为标准，由中华书局负责草拟印发”（《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标点本《资治通鉴》精装十册，每册过于厚重，毛泽东曾开玩笑说，这是给大力士看的（王春《古籍出版社与〈资治通鉴〉标点本》）。后来中华书局出版“二十四史”点校本时，为使阅读舒适，有意控制每册页数在三百左右，经典绿皮薄册的样式，风靡至今。

三

毋庸讳言，由于《资治通鉴》篇幅过巨，标点、出版太速，故不论在复校、统稿各环节，还是在正式出版后的多次重印过程中，也都不断有些许瑕疵被发现。吴晗同时肩负的组织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杨守敬地图两项工作，繁巨匆促，压力甚大。主持改绘历史地图的谭其骧称吴晗“有一时期甚至为此怕见毛主席，生怕见面时要问起此事。因此，他急于求成，在速度和质量这一对矛盾之间，有时为了求快，宁愿降低质量标准”（《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怀念吴晗同志》）。顾颉刚亦深受困扰，1954年11月15日日记云：“盖大家任务太多太忙，必不能细细研究才下笔也。予任总校，要在十个月内整理出294卷之书，一一改正他人之误点，其不遑喘息可知也。”1955年1月14日日记抱怨：“我非三头六臂，如何支付，为此一紧张，又大失眠了。”顾颉刚终为此焦虑成疾，1955年7月6日诊病后记：“此次失眠疾大作……适奉标点《通鉴》之命，此书分量太多，限期太促，而予责任心又太重，以致旧病又发，几成不可收拾之势。”1956年2月5日日记：“毛主席、周总理均慰问予去年之病，谓《资治通鉴》不必这样赶。予答云：‘领导上说，已报告毛主席，时间不能改变。’可谓直矣。”

《资治通鉴》广涉上千年职官、地理、人事、名物，标点起来棘手之处为数甚夥。如岑仲勉指标点本存在“一个人的姓名而标分为两个人，两个人而标为一个人，或已经前人考出的错误，却未被收入”之类情况（《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柴德赓谈标明引文之不易：“一点到胡三省的注，问题便出来。胡三省的注引了很多东西，是从什么书上引来的？你点到哪里为止？那就一定要对原著，有时原著没有了，怎么办？”1978年2月15日俞平伯曾致信叶圣陶：“顷重读《通鉴》，发见有些极难标点者。”（《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顾颉刚等囿于任务期限，于疑难处终不能反复考索，即便有些常识问题，也难免千虑一失。1957年6月10日龙榆生在《文汇报》刊《古籍的标点和校勘》一文，指《资治通鉴》标点存在疏忽之处，顾颉刚为此在日记中抱屈：“予作事素小心，而标点《通鉴》一事，领导上限一年完成，予屡次争之不见许，谓即使有错再版时亦可改正，予无其权而有其责，遂致受此批责，不亦冤乎！”

嗣后，中华书局在历次重印标点本《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对已发现的问题做过不少修订。顾颉刚本人也曾将学者校读意见转交中华书局参考，其1965年9月23日日记云：“山西大学青年教师宋谋玚对《通鉴》全文及胡三省注、严衍补、章钰校均经细覈，发现错误不少，来两函述其事，而十年前我辈工作亦得勘正，因贻书中华书局古代史组，请与联系，俾将来得有一佳本，不知其能接受否？”1972年，中华书局委托吕叔湘、俞平伯、丁声树等专家对全书标点做全面检查。吕叔湘等以1963年北京第三次印刷样书为底本，提供了上千处修改建议，绝大多数都被编辑室采纳，相关修改体现在1976年上海第四次印刷本上。吕叔湘后来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问题一百三十二条，归纳作三十大类，撰成《〈资治通鉴〉标点琐议》，发表在《中国语文》1979年1、2期，后又递经增补，改名《〈资治通鉴〉标点斠例》，收入《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

中华书局档案中现存1979年至1996年间全国各地读者关于标点本《资治通鉴》的反馈意见，其中一封题为《通鉴标点正误七十条》的泛黄来信颇引人注目，寄信人“文革”期间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农村劳动，乘隙研读标点本《资治通鉴》，每遇疑问，辄随手记下；后考入厦门大学读研究生，在《中国语文》上获读吕叔湘谈《通鉴》标点之文，受到启发，将当年孤独求索之零墨整理归纳，寄请吕先生指教。吕先生给“毛头小子”郑重回信一封，多所鼓励，并把此校读意见转中华书局参考。倏忽四十载，一代大家吕叔湘先生早已作古，当时热忱向学的青年也变成了年逾古稀的史学名家。2019年8月，笔者在翻阅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档案时偶遇这份署名“李伯重”的陈年旧札，特拍照相示，李先生喜出望外且感慨系之：“这是我在‘文革’中开始学史的习作，也是那个风雨如晦的青年时代留给我的一段记忆。”

李伯重先生《通鉴标点正误七十条》信件原件

田余庆先生曾经说：“古籍加工的质量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加工中的错误，发现了，再版时改过来就是，不要求全责备，更不要因噎废食，以此延误出书。”（《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实为公允持平之论。标点本《资治通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凝聚起当时一批素负盛名的史学家与出版家为之通力合作。此种在国家主导下调动精英力量，由中央级专业出版社组织协调的运作模式，及其在整理过程中逐渐确立的一系列规范、体例，都对我国后来的古籍整理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2019年第10期“特别关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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