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 | 王羲之官场浮沉记 (下）

时拾史事 · 公众号 · 历史 · 2017-07-28 12:45

正文

作者|赖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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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以书法闻名于世。不过，在当时书法不能当饭吃（没有书法协会这个单位）。王羲之也不是闲人，他有“正经事”要做。王羲之要做的正经事，和当时的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就是当官。

王羲之活了59岁，他23岁出任秘书郎，53岁辞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之职，可以说大半辈子都在当官。

书法家王羲之当过哪些官职？

他是否胜任这些岗位？

在王羲之所经历的王导与庾亮、庾冰之争，桓温与司马昱、殷浩之争等等政局激变的漩涡中，他是如何折冲樽俎、保全自己的呢？

五、在夹缝中生存：王羲之主政江州

王羲之任（或兼任）临川太守3年有余，咸康六年（340年），庾亮病死，临终向朝廷举荐王羲之“清贵有鉴裁”，王羲之遂被任命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庾亮举荐王羲之执掌江州，除了王羲之确实有实干之才，更重要的是王羲之能够成为平衡王、庾两家势力的砝码。

庾亮病死时，正是王、庾两家争夺江州控制权的斗争白热化的时期。在东晋的版图格局中，江州位于联系长江防线上下游的中枢地位，同时也是拱卫建康的战略要地。庾亮在世时，以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牢牢控制着江州。庾亮死前，已预见到自己死后江州的权力真空将会被王氏侵入，于是举荐王羲之为江州刺史，作为缓冲或过渡，因为王羲之既是王氏家族成员，又不是王氏家族利益的积极代表者，当是各方面都能暂时接受的人选，有助于为庾氏势力争取时间重新部署，避免在庾亮死后不久就使斗争激化。

因此，王羲之受任执掌江州，一方面是他确实如庾亮所举荐的“清贵有鉴裁”，另一方面则是充当了王、庾两家争夺江州控制权的缓冲工具。王羲之任职江州，名义上是一方首吏，实际其主要任务是缓和两家矛盾，使冲突不至于激化，因而带有过渡性质。

果然，一年之后的咸康七年（341年），王羲之的堂兄王允之就接替了江州刺史一职。王允之是当时王氏族中难得的将才，以王允之坐镇江州，足见王导等王氏领袖对江州的重视。但在同时，庾怿接替了王允之原任的豫州刺史的职务，可以说王导是拿豫州来换得江州，由此亦体现江州之重要。

王允之常常处在与庾氏势力争斗的第一线，与庾氏的关系极为紧张。王允之到江州之后，两家的矛盾果然迅速激化，庾怿甚至企图毒杀王允之，因事情败露而自杀。此后又有庾冰调王允之任会稽内史而王允之拒调的事件，最后因王允之病死，庾冰亲自出镇江州，这才把江州重新收入庾氏囊中，其中过程十分曲折。相比之下，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江州的局面十分稳定，可见王羲之确实发挥了居中缓和两家矛盾冲突的特殊作用。

王羲之虽然被免去江州刺史，但仍保留着宁远将军的军职。宁远将军属于“杂号将军”，没有具体职掌，所以这一段时期王羲之又恢复了清闲的生活，从江州回到了久违的建康（此前分别在芜湖、武昌、临川、江州任职，时间约7年）。在他回到建康的第二年（咸康八年，342年），晋成帝崩，其弟晋康帝即位，会稽王司马昱以皇叔之尊，与庾亮之弟庾冰共同辅政。司马昱积极起用他所熟识的士族人物，以排挤庾冰，并对抗正在崛起的桓温家族。司马昱和王羲之是老朋友了，故而屡次以吏部尚书、侍中等要职征召王羲之，均被拒绝。在经历了戎马倥偬的繁忙之后，王羲之似乎更喜欢这种有职无责、优游卒岁、光领工资不用上班的生活。

《世说新语》载王羲之曾与谢安共登冶城（东吴时期制造兵器的地方），王羲之感慨说：“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则反驳：“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这一故事很可能就是发生在王羲之卸任江州、回到建康的几年期间。此时庾翼正积极准备北伐，而王羲之对庾翼北伐之举是赞成的。北伐需要动员全国之力，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王羲之虽然没有积极投身北伐活动，但他仍担任着宁远将军这一军中职务，多多少少也参与了一些准备工作，由他说出“宜人人自效”的话是合理的。而谢安则年方二十五六，正是年少轻狂的时候，他运用诡辩术对王羲之反唇相讥，也很符合此时的情景。

六、该出手时就出手：王羲之再掌兵权

永和元年（345年）穆帝即位后，庾冰也病死了，司马昱开始独掌朝政。当时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势力都走向没落，正在崛起的政治势力是桓温为代表的谯郡桓氏。为了抗衡极具威胁的桓氏，以司马昱的代表的宗室、外戚势力有意拔擢一些士族人士与桓氏对抗，尤其重用陈郡殷浩，以其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参与朝政并积极准备北伐。

殷浩与王羲之的关系也不一般。《世说新语》载殷浩称赞王羲之：“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对王羲之评价极高。王羲之卸任江州刺史之后，一直处于只带“宁远将军”空衔的闲散境地，朝廷征之为侍中、尚书，皆不就，大有从此逍遥山水的意思。但是殷浩一纸书信，就把王羲之请出来担任护军将军。王羲之在回信中说：“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语气谦和友善，与对待王导劝其出仕的态度大不相同。

护军将军是禁军高级将领，统率着独立的营兵，为禁军“六军”之一。护军将军的名称很有讲究，“资重者为护军，资轻者为中护军”，王羲之任“护军”而非“中护军”，说明他在朝廷眼里已是履历丰富的“资重者”。护军将军的职责包括“主武官选”等等侧重于人事、思想、教育的工作，颇类似现代我国军队的政委。王羲之到任后曾发布过一道《临护军教》，“教”是高级军政长官发布的命令，所谓“临护军教”即王羲之到任护军将军一职后首次发布的命令。命令中并未提到军事问题，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对“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表示关怀和慰问，确实很符合“政委”的角色。

王羲之行书《临钟繇千字文》

王羲之出任护军将军，当与殷浩准备北伐的部署有所关联，由此亦可见王羲之与殷浩的关系之密切。在准备北伐期间，护军将军职责重大，王羲之曾数度到吴郡、江州等地出差，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是非常辛苦的。王羲之大概是不太适应这种生活，曾请求出任宣城太守，但未获批准。

在这一时期，王羲之与司马昱、殷浩也存在不少分歧。

第一个分歧是关于清谈的态度。司马昱和殷浩为首的政治集团核心成员都是以清谈著称的名士，司马昱和殷浩本人也都是清谈高手，而王羲之一向反对清谈，这一点就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不能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个分歧是与桓温的关系。司马昱和殷浩没有搞实务的本事也就算了，偏偏还要跟桓温争权。王羲之是看着司马昱长大的，当然明白他的斤两，多次劝谏司马昱以谦退处世，避免和桓温直接冲突，但司马昱被权力欲望所蒙蔽，根本听不进王羲之的意见。

第三个分歧是关于北伐的问题。王羲之赞成庾翼北伐，却不赞成殷浩北伐。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曾致书司马昱和殷浩加以劝阻，其理由主要倒不是军事上难以取胜，而是着眼于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经济负担，“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也许还有一个原因，王羲之不方便说出来，那就是“凭你们也行？”

殷浩和王羲之关系很铁。看到王羲之反对北伐，殷浩也不勉强，遂以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内史就是太守，只是因为会稽是会稽王的封地，是王国而不是郡，故其长官称内史不称太守）。会稽是建康的战略后方，也是东晋最重要的粮食产地，政治、军事、经济意义不言而喻。除此之外，会稽还是司马昱的封地，王羲之能够出任会稽内史，替司马昱打理封国事务，说明王羲之是司马昱、殷浩这一政治集团所亲信的人物，就算王羲之不赞成北伐，那么让他去镇守会稽的大后方，司马昱和殷浩仍然非常放心。

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后仍然执意反对北伐，并曾分别致书司马昱和殷浩阐明自己的主张，但均未得到采纳。尽管如此，王羲之仍然尽最大努力在会稽开展工作，他在会稽疏通淤塞的运河、恢复漕运，施行禁酒令、以节约粮食，惩治以“雀鼠耗”为掩盖、贪盗官米的犯罪，都是旨在为朝廷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同时他也反对强征徭役，主张减轻对逃税、逃役的刑罚，十分体恤民瘼。

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王羲之挂冠而去

殷浩北伐失败后，被废为庶人，积极赞成北伐的会稽王司马昱的威望也受到打击，遭到桓温架空，成为傀儡，而桓温趁机取得了政治主导权。此时，王羲之的仇人王述则依靠桓温的势力升任扬州刺史（王述本人看不起桓温的出身，但王述之子王坦之却是积极与桓温接近以攫取政治资本）。王羲之既不甘居王述之下，又失去了殷浩在朝内的支持，顿时处在一个相当窘迫的境地。

王羲之为了摆脱窘境，上表请求朝廷分扬州所属的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为越州，以便脱离王述掌控，但因“行人失辞，为时贤所笑。”所谓“行人失辞”，是指王羲之派出的使者说话措辞不当。像重新确定行政区划这样的大事，王羲之居然只派一介使者去说服朝廷，确实不够慎重。但如果是殷浩在朝执政，事情也并非没有转圜余地，因为在当时，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虽然俱属扬州，但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在刘宋孝建元年（454年），就分会稽五郡成立东扬州，可见王羲之的提议并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妄想。只是在殷浩被废、司马昱失势的情况下，没有人敢赞同与殷浩关系密切的王羲之的提议，再加上王羲之的处理方式有失妥当，派出的使者又不得力等因素，事终不济。

也许，这一切不完全是王羲之对王述的意气用事，也有可能是王羲之在用此事测试殷浩被废、桓温主政之后的朝廷将如何对待自己。测试的结果，是朝廷不再信任王羲之，王羲之即使不主动辞官，也很可能会遭到桓温势力的排斥和处理。面对此种局面，再加上与王述的恩怨，王羲之选择主动辞官，似乎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王羲之辞官之前在父母墓（其父王旷失踪于北方，应是衣冠冢）前发了重誓，坚决不再入仕。王羲之还特地交代诸子，在他死后如果朝廷赠官，也必须拒绝不受。

果然，王羲之又度过了6年的赋闲生活后，于升平五年（361年）去世，朝廷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照王羲之生前所嘱，辞之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