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孙飞宇《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文丨孙飞宇

本书力图在社会学的想象领域中，探究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在社会学的传统中，对于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阐发最初见之于现象学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现象学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历史上最早指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来探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中的意义问题（Schütz,1967），并由此所开创的一种社会学流派。舒茨的后继者们如纳坦森（Maurice Natanson）、伯格（Peter Berger）、勒克曼（Thomas Luckmann）、奥尼尔（John O’Neill）与格拉特霍夫（Richard Grathoff）等人分别从各自的研究旨趣出发，进一步将其引向深入，成为了一种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理论界十分重要，“充满活力并正走向成熟统一体的现象学”（Vaitkus, 1999）。

本书从对于舒茨的研究开始，并力图将考察集中在西方社会思想史的传统之中。作为西方社会理论领域中的一名重要人物，舒茨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其流亡者和哲学家的双重背景。终其一生，舒茨几乎都保持着非常独特的“双重身份”：学习经济学出身，一次大战期间曾经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服役，后来的主要在银行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来研究现象学，及至1938年，由于犹太人的身份而流亡美国，在此期间一直都游离于学界之外，直到去世之前不久才全职在学界工作。1932年，胡塞尔在阅读了舒茨的第一部著作之后，写信给他在巴黎的学生古尔维奇（A. Gurwitsch）说，“在维也纳有一位年轻人。他白天在银行工作，而晚上则是一名现象学家。”（Husserl, 1932）这句双重身份的判断几乎成为了舒茨一生的写照。而这种独特的生命经历，也使得舒茨有了对于普通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自我认同和意义问题的切身细腻的把握。舒茨将这一工作与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于现代人与社会科学的独特反思。对于舒茨这方面工作的讨论，将成为本书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不过，本书并非仅将研究置于舒茨工作的基础上，而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考察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现象学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在本书作者看来，舒茨的生平经历是一种最为典型的现代性故事。这一作为流亡者的生平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政治社会学的议题：“邻人（neighbor）”的问题。在思想史中，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曾被批评缺乏“对具体的社会文化现实的实质性历史分析”（李猛，1999）。这确实是一个有道理的批评，然而这也正是本书所要努力直面的问题域。针对这一几乎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批评，本书试图从这一提问开始讨论：一位在现实生活中命运多舛的流亡者，如何做到在其几乎所有作品中都保持着一种平静的思考和写作风格的？

任何一位作者的作品都并非与作者本身毫无关系。作品一定要放于作者置身其间的具体历史、政治和社会情境中，要在作者本身的思考和情感中加以认识。所以，即便是表面上看起来价值无涉的纯知识研究，我们或许也可以有见微知著的通路。不仅如此，我们或许还可以基于文本进一步做到“抉微阐幽”，通过对于舒茨前后期作品的细致精读而产生新的体会。我认为，这一体会的重点就首先在于，舒茨在现象学社会学领域的努力，为回答西方思想传统之中“邻人”这一关键问题打好了基础，理清了出发的道路。在其后期作品之中，舒茨的老师胡塞尔出现了“‘从逻辑回到前肯定’，回到世界的首要的自明性中”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重点不再放在单子自我上，而是放在被自我和生命所介入的附近的世界所形成的整体性上”（利科，2010:6）。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著名的转变。这一转变带给现象学的历史一个重要的问题域，那就是“‘我思’哲学，一个从根本上回归到缔造一切的自我的哲学，是怎样能够成为历史哲学的？” （利科，2010:13）这一问题，也正是本研究所要面对的问题。

不过，同样作为一种开始，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本书并不会将讨论建基在哈贝马斯和卢曼等受过舒茨影响的社会理论家们的作品之上，而是在关于“邻人”的政治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尝试考察某些新的思想资源：那些在西方学界被称为“探索者与拓殖者”（Vaitkus，1999）的新一代现象学社会学家们。他们通过各自取向不同的研究，在舒茨和古尔维奇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流派（Luckmann，1983；O’Neill，1985、2011）。然而，在本研究看来，更为重要的学术思想史现象在于，现象学社会学本身的传统，与其他西方所有重要的现代思想史传统如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等等传统一样，都已经内化成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内在思考纬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现象学社会学作为一个形式上的流派已经消失，然而，这绝非意味着现象学社会学的消失。

而另一方面，本研究还力图向回追溯，以重返经典的姿态来面对这一问题。在2000年之后，这一流派的研究日趋成熟和深化。其成熟和深化的标志就是重返经典。在这一基础上，对于现象学和社会学这两种现代性学问彼此间的“邻人”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弗格森（Ferguson，2006）在其《现象学社会学》一书中，在重新理解经典社会学与经典现象学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二者之间在现代性意义上的亲缘关系。弗格森发现，现象学和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的出现，本身都是极具社会学意义的现象，并由此提出了现象学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方向和领域：现象学与社会学不再被视为两种不同种类的学科体系和思考范畴，而开始被“内在地”视为“对现代经验多方论述的两种面向”（Ferguson，2006）。这一角度，正是本研究的起点。

Harvie Ferguson，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 Insight & Experience in Modern Society

弗格森的这一视角并非他的独创。本研究着力发掘的社会理论工作之一，就是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以同样类似的研究视角，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中，重新解读了精神分析传统之中弗洛伊德的经典作品。奥尼尔将自己的工作同时置于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与精神分析的传统之中。这正是现象学社会学的基本结构：在最初，舒茨正是以这种方式，亦即将自己的工作置于了现象学传统与社会学传统之间，才发展出了这一流派。以此方式，奥尼尔首先将弗洛伊德的经典工作解读为在西方文明传统之中的社会理论工作，进而，他将这一工作解读为一种极具现象学气质的对于现代人之存在境域的考察——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描述现象学的工作，然而在奥尼尔这里，却成为了一种对于社会学何为的新理解。

由此出发，本书作为一种研究该流派的工作，在努力置于这一传统之中的同时，同样也遵循了其基本传统，同时既重返经典，又保持开放性，在重返经典的基础之上打开视域，力图同时重新理解自身的传统，又在传统之中重新理解自身。

本书首先将重点置于对舒茨工作中主体间性这个概念的考察，希望能够借助于现象学社会学这一流派中的各种后续研究，发现这个基本概念在西方思想史语境下的变化，发掘在既往被视为理所当然之“执念”的生存土壤。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本书进而考察了舒茨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将方法论理解成为一种现代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主体间性问题在现代社会成为一个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之由来仍然有待我们去讨论，但是主体间性的问题必然引出现代社会科学之方法论的问题。这是舒茨作品的基本结构。不过，这两个主题的基本假定是相同的：每一个现代人，也都是现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