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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孙骁骥
来源 | 香港凤凰周刊，ID：phoenixweekly
编辑 | 扑克投资家，转载请注明出处
利益驱使之下，人们将金融玩转于股掌间，却毫不在意当时的实体经济根本支撑不起这过于庞大的金钱游戏。
全民投机的时代，无论楼市股市，其价格的波动均会牵动国人的敏感神经。国人炒楼炒股之习气，实则可以追溯至百余年前。19世纪末中国的楼市股市一度繁荣，但1883年爆发的金融风暴，却使得股市楼市同时陷于崩盘。
1883年以前的中国股票市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躺着也能赚钱”的市场，各类股票涨幅惊人。在危机爆发以前，炒楼炒股一度被人认为是只赚不赔的生意。可是，随着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风暴席卷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这场全民的财富春秋大梦很快随之坍塌，社会财富重新洗牌。
在这一年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楼市股市造成如此严重的打击？
近代上海的股市在1882年站上高点，这让中国的近代股份公司时来运转。从是年开始，上海股票市场的投机风气也随之盛行。据记载，当时的上海“股份公司”林立，除了著名的官办企业轮船招商局之外，股市中以各类经营采矿冶炼的矿局尤多，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鹤峰铜矿、施宜铜矿、承德三山银矿、顺德铜矿、长乐铜矿、金州煤矿、池州煤矿等等。
采矿这门生意，19世纪末还算是“先进技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这种说法，虽然当时尚未明确提出，但人们似乎已经开始明白这个道理，心中暗自把“科技企业”和“高盈利”直接画上了等号。股民对矿业公司趋之若鹜，相关矿业公司的股票价格自然也随之水涨船高，“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前来买股票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新公司进行募股时，“堂上一呼，阶下百诺，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1883年出版的《申报》曾有文章指出：上海股票交易热潮“始于前年，而最盛乃在去岁”。由于当时市场上存有大量货币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于是热钱窜进了火热的股市。然而，市面上的资金选择投资这些官办企业和矿业公司的股票，根本就不是出于理性的市场分析，而基本上都属于盲目追涨的“傻钱效应”（dumb money effect）。股民们买股票从不看什么大盘分析，大部分是靠道听途说，人人都一心想着在股票市场捞一笔“快钱”。
自从华洋通商以来，外国人每每污蔑中国人“好赌”，乍听之下令人气愤，不过，若从买卖股票这件事情上来看，似乎这种批评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晚清时代的中国人根本不了解何谓现代企业精神，何谓现代股票市场，在他们眼中，股票市场就等于赌场。当时《申报》记载时人的炒股心态说，“买股本意，不在兴工之后，日新月盛，与股诸君，得分红账之盈余。其心仅欲股价徒涨，取利目前。或卖出此股，转以贱价收入他股，再待其涨而已”。
就像一群赌客冲进了股市，晚清最大的牛市就这样发生了，随之而来的，是数量惊人的新公司公开上市募股。散户们不停的“买买买”，心中想着的是“涨涨涨”，仿佛财富之梦对每个投资者都触手可及。
股市也出现了最后的“繁荣”。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其招股数从1880年起有了明显增加。1880年到1881年招股169700两，是前一年招股数量的五倍以上，而在1882年到1883年，招股数更是达到了一百万股。两年内的招股数超过之前近十年的总招股数，股价也随之上浮，呈现一种“爆发式的增长”。
在1882年的大牛市中，招商局的股价单价最高涨到280两左右，这比起1876年只有40两左右的股价，上涨了好几倍。不单是招商局，我们查看一下当时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资料，会发现股价都在1882年期间上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张19世纪末的版画展现了当时上海外滩景象，轮船招商局大楼为其中低矮的三层建筑。
官办企业股价的暴涨，使上海股市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但这个现象实际上并不意味着经济状况非常好。相反，各种隐忧依旧存在，随时可能威胁到经济的景气，甚至可能会刺破泡沫。
在股市呈现繁荣的前几年，实体经济的信号其实已经不妙。根据海关的数据，自从1877年以来，中国经济便已呈现长期入超，进口大于出口。这意味着货币对外流出，国内市场上货币减少，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流动性不足”。加上当时国内因为饥荒等等原因造成购买力下降、市场萎缩，整个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实际上并不见佳。
换言之，股市的“繁荣”有虚假成分，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经济的基本面。但在这种虚假繁荣的刺激下，上海的钱庄等金融机构为了短期利益，亦开始大规模放贷，抵押物多为钱庄的庄票和股票，且放款标准非常宽松。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已逐步显现。正是由于股市吸纳了大量流动资金以及市场上流动资金不足，再加上经济基本面缺乏支撑，上海银根渐紧，最后终于造成一波股价大跌。
1882年底，上海的各钱庄迫于压力提前结账，造成持有股票的商人和钱庄不得不售股还款。于是股票开始跌价，到1883年年中以后尤其猛烈。而股票一跌，用股票作抵押的钱庄贷款就更加无法收回本利，于是准备金本来就不足的钱庄纷纷出现周转困难，股市和债市双双崩溃，形成恶性循环。
《申报》当时的记录说：“去年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乃不及一年而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1883年，上海南北市78家钱庄因金融风暴倒闭的就有68家。与此同时，股价在该年下半年开始又快速下跌，尤其到11月以后，钱庄还款压力陡增，股价也一跌再跌。
我们以轮船招商局和受招商局直接投资的开平矿务局的股价为例，两家公司的股票价格都在1882年底开始了跳水。如果再放宽视野，观察其他公司股价，不难发现在1883年之前和之后，许多公司的股价都下跌到最高点时的一半，例如鹤峰铜矿、承平银矿等股价甚至下跌到原价的十分之一。谁在当时买到这些公司的股票，谁就算是倒了血霉。
在股价被过高估计的背后，是投资者的炒买炒卖，“股愈卖愈易，价亦愈涨落不定，而股份从此大坏市面”。最可悲的是，投资者们除了跟风买卖，其实很难有其他选择。因为，当时的上海金融市场，报纸上刊登的股票信息均无法真实披露股份公司的经营情况。虽然《申报》等报纸多刊登招股广告并且每日披露股价，但却甚少有真实披露公司经营业绩、经营业务、账目盈亏等讯息的管道。学者刘广京在一篇文章中还提出怀疑：就连公开刊登于报纸上，供投资者阅读的《招商局账略》记载的公司盈利情况，也很可能是依靠非法修改账目而来的。
可见，股份公司舞弊做假账的传统，早在晚清就存在。投资者在当时很难了解公司的真实讯息，于是就更倾向于以他人的投资和小道消息来决定自己的投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上的信息和股价无法真实反映股票的价值，普通投资者无从根据真实的信息来独立判断行情。
这场大股灾让散户遭了殃，不过，当时的投资大户就能全身而退吗？实际上，即使是当时的著名土豪，也因为金融泡沫的崩盘而元气大伤。
在轮船招商局股票上市期间，具有洋行买办背景的唐廷枢和徐润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和会办。这两人在商界有很高的威望和知名度，因此人们往往会直接受到二人的影响而认购招商局的相关股票。据记载，当时“承众商见信，凡有往来，如取如携，毫无难色”。可见投资购股的人们对唐、徐二人非常信赖。
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业绩在1882年前后实际上并不差，但是唐廷枢和徐润的个人投资当中，除了投资于轮船招商局自身，也有很大的资金量被投资于当时普遍看好、在1883年却出现股价崩溃的矿业公司。这种投资布局，为后来两人的损失埋下隐患。
金融风潮发生以前，唐廷枢本人投资甚巨。他在1877年便投资开平煤矿30万两，此后，他又与朋友投资热河承平银矿、平泉煤矿、安徽黄池煤矿等等。在唐廷枢所投资的公司中，股价下跌最剧烈的一家，在3年内下跌到最高价的约1/15。唐本人也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招商局另一位负责人徐润更是深陷投机的泥潭中。据统计，他以购买股票的形式在中国近代企业中共投资约127万两，除了轮船招商局外，还包括六家矿厂、一家缫丝厂、一家玻璃厂、一家保险公司，并且他还是八家当铺的合伙人。
更重要的是，徐润不仅是股票投资大户，更是当时的大地主，他在上海投资的土地房产总金额非常庞大。据统计，1883年徐润的总资产达到385万两之多，其中房地产就占了一大半。
当时，有二十多家钱庄接受了徐润的房地产抵押，贷款给徐润，总数计200万两。在金融风潮爆发期间，这二十多家钱庄出现流动性紧缺，于是一起去找徐润商量，要他出钱疏困。当时徐润手中现金也不够，不得已之下，只好贱卖持有的房地产。在整个市场都是房多钱少的情形下，房产价格也随之暴跌。这件事情，令徐润的财富大受折损。
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徐润回忆当时的情形感叹不已。假如当年他没有迫于形势贱卖自己二十多年积累的上海房地产，那么这些资产未来的总价值将超过1000万两。他写道，“废之半途，毁于一旦，反致大亏，命耶？运耶？抚今追昔，能不怃然！”可见，这次严重的亏损对于徐润的心理打击是相当大的。
有道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无论是徐润、唐廷枢这样的投资大户，还是一个小小散户，没人能在1883年的金融风潮中全身而退。这场金融风潮，使得股市、楼市、债市全面崩溃，无数财富人间蒸发。
检讨原因，还在于整个金融体系的不规范，股市、债市操作中存在着种种违规行为和欺骗作假。利益驱使之下，人们将金融玩转于股掌间，却毫不在意当时的实体经济根本支撑不起这过于庞大的金钱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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