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档，吴京凭借大火的《流浪地球》摘取了“百亿先生“桂冠。2月17日，由吴京主演、李仁港导演的《攀登者》公布拍摄计划，该片以六十年代我国登山运动员攀登珠峰的故事改编，
讲述了中国珠峰攀登突击队成员完成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珠峰伟大使命的故事。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京华时报》此前报道称，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对于珠峰的归属，当时中尼双方存在争议。
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国无关。
1953年5月29日，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的队伍。正是丹增·诺盖的这一创举，成了尼方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 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国人可谓“逼上珠峰”。
按照中苏双方约定，两国于1958年选拔队员训练队伍，1959年正式攀登。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王富洲通过层层考核顺利入选。 他的队友来自各行各业，贡布是一名藏族战士，来自四川的屈银华是一名伐木工人，身兼教练和队员之职的刘连满则是哈尔滨电机厂的一名消防员。
在1959年，苏联方面撤回了支援中国的相关专家，登山队面临极大的困难。1960年，国家体委决定由中国人单独组队，从北坡挑战珠峰。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登山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纪录。创造纪录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无所畏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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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行军
1960年3月，200多人的队伍集结珠峰大本营，其中包括90多名登山队员。
按照苏联人教的办法，登山队计划步步为营逐渐适应，分4次行军完成登顶。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前进至6400米高度，沿途建立3个高山营地，并将物资和装备运到6400米
。
另外派遣一个侦察组侦察北坳路线——这是攀登珠峰必须面对的第一道难关。
完成既定任务后，队员撤回大本营休整，适应性行军过程也是考察队员体能和技术的过程。
第二次行军，登山队打通从北坳底部到顶端的“登山公路”，在7007米建立营地
。不幸的是，来自兰州大学的青年教师汪玑在此次行动中因高原反应牺牲了。
按照计划，
第三次行军的基本任务为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突击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则相机而动直接登顶。
然而行动过程中天气突变，虽然3名队员在8500米建立了突击营地，但此次行动损失惨重，北京大学教师郭子庆因高原反应牺牲，全队共有50多人不同程度冻伤，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不得不抱憾退出。
面对这支已经在冰天雪地里苦苦煎熬了两个多月的登山队，时任前线总指挥的韩复东曾经考虑过明年再登，但是，最终他们决定，重新组织队伍，再次投入战斗！
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此时入选第四次行军突击组，组长为登山队副队长许竞，队员还包括刘连满和贡布。后来的登顶队员屈银华，此时仍是运输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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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
第四次行军是从5月17日开始的。6天后，许竞、王富洲、刘连满和贡布4名突击队员到达8500米突击营地，屈银华随后亦率运输队员赶到。
按照原来的计划，4名突击队员次日一早出发冲顶，屈银华则随突击组行动至“第二台阶”底部，以拍摄从突击营地到“第二台阶”的纪录片。
可是当他们抵达突击营地时，发现原来的两顶帐篷只剩下一顶，先期运到这里的锅碗瓢盆都不见了，没有办法做饭烧水。
更要命的是氧气也不够，按计划，他们从突击营地出发时应该有10筒氧气，每人两筒，但因为运输当中发生问题，结果其中两筒是空的，另有几筒氧气不满。于是只好改变计划，拍摄任务交给王富洲，屈银华留守突击营地接应。
5月24日上午9点多，4名突击队员钻出帐篷，向顶峰进发。
刚刚走出几十米远，许竞突然两次倒下，王富洲知道，许竞不成了。
自第一次行军以来，身为登山队副队长的许竞几乎每次都是担纲先锋侦
察之职，为全队前进开辟道路，这让他的体力早已严重透支。
没有时间犹豫，只能赶紧让屈银华顶替许竞参与冲顶，王富洲则作为事先确定的第一代理人，临危受命担当突击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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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登顶
中午12点多，4人来到“第二台阶”，
这是一个高约30米的天险，平均坡度在80度左右
。正是这一天险，阻断了众多登山家前进的脚步，是从北坡登顶珠峰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他们发现，“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上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是一段高约6米的峭壁，几乎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攀爬能力最强，他试着爬了几次都未能成功，“摔得够呛，体力消耗也很大”。
王富洲说，
最后还是刘连满想出了
搭人梯的办法，屈银华借助刘连满的托举，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穿上保险绳，并利用保险绳第一个爬上峭壁顶端
。其他3人亦如法炮制，成功突破“第二台阶”。
“第二台阶”的艰险远远超过他们此前的估计，他们原本计划用9个小时登顶，可是光通过“第二台阶”就花了5个多小时。而且，刘连满在此处耗尽体力无法继续前行。屈银华则为了攀爬方便脱掉高山靴，导致脚趾全部被冻掉，连脚后跟的肉都被冻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