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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重超过900斤的男人，曾经因为过度肥胖尝试自杀，但他失败了，因为过于庞大的躯体竟然将药物全部吸收掉了。
从那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决定参加减肥手术。手术成功的他不再一身赘肉，但之后的生活却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变得一帆风顺。赘肉有可能被一场手术割除，过去的痕迹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他依然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度过余生。
生活艰难，但也许我们这些“正常人”真的应该好好审视自己的欲望，学会欣赏日常琐碎里的美好了。毕竟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也许是有些人穷尽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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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样的男人”
保罗·梅森面积不大的卧室里，一张巨大的床占了不少空间，显得有些拥挤。保罗坐在床上，用两块缝在一起的窗帘遮着自己的身体，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死掉。
他每天躺在10英尺的巨大床垫上动弹不得，为了方便，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床边伸手可及的架子上。他早已厌恶自己的胃口，受够了每天要摄入近20000卡路里的热量。他想摆脱这幅沉重的皮囊，但除了这幅皮囊之外他一无所有。
每天早餐，他能吃一整包熏肉和香肠外加数十个鸡蛋，顶得上十个人的饭量；三餐之外，一天的零食是40袋薯片和20块巧克力。
他家门上安了对讲系统，走廊由英国国家卫生局专门加宽，快递员可以直接把外卖送到卧室床头。
他平日几乎不穿衣服，只在私处盖一条白色毛巾。最胖的时候他有980磅重，差20磅就破千了。
减肥手术可以拯救保罗，但这种手术也很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手术后，他西瓜大小的胃会缩小到鸡蛋一般，也会截掉一大段小肠。他开始新人生的几率有50%，而剩下的50%，他可能在手术台上突发心脏病，或者血栓堵塞、血管爆裂或者器官衰竭最后失去生命。
但是就算不做手术，他迟早也会因肥胖而死。
对于减肥手术的利弊，保罗已经权衡了很久。2008年他曾服药自杀未遂。那天他吃了足够毒死两个成人的可待因，但第二天早上他照常醒来，只是有点头疼而已——他的身体竟然将药物全部吸收了。
现在，他转变了心态，下定决心动手术。为他主刀的医生肖·萨默斯在英国很有名望，曾为数千名肥胖患者做过手术。首次拜访保罗时，萨默斯在床前为他做了术前评估。他双手推了推梅森身上的赘肉。
在这之前，护工把他的肥肉翻开，花了几个小时为平日深埋在肉里面苍白的皮肤涂抹药膏。评估结束后，萨默斯问保罗为了减肥是否愿意拿生命来赌一把。一番啜泣后，保罗告诉萨默斯，他愿意。
手术当天，他躺在医院里最大的手术台上，身上的赘肉还是从床两边垂了下去。萨默斯和助理医生们要进行的是胃绕道锁眼手术，他们先在保罗腹部的切口上插上了五个管子，血在切口和管子的缝隙间流了出来。
萨默斯把手术器械伸进管子里，用微创手术剪刀和缝合器械切除腹部的脂肪。手术过程中，带着呼吸面罩的保罗一直在熟睡。尽管大部分内脏都被厚厚的黄色脂肪层覆盖着，但他的心脏看起来惊人地健康。
两个小时后，这场手术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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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吞下食物的时候，大脑分泌的肽啡会让你产生快感”
保罗·梅森并非一直都这么胖，但他确实一直都是学校里最高的孩子。他记得，九岁的时候就已经一米八几了，虽然人高马大但性格却很腼腆。上学路上常常有调皮的男孩儿爬到他背上试图把他扳倒在地。
保罗生在伊普斯威奇镇（伦敦东北方向75公里）的一个中产家庭，在家里，保罗的日子也不好过。父亲在部队和警察局工作，纪律严明，所以他始终对父亲有所敬畏。他总是把妈妈做的饭吃得干干净净，因为父亲容不得他盘子里有一点儿剩饭，否则就不让他离开餐桌。
保罗的父亲罗伊同样体重超标，29岁就患上了糖尿病。“我记得一个周日，妈妈给我们做了沙拉，”保罗说道，“里面还放了些冷肉。爸爸坐下后我们才能坐下，他坐下后，看着盘子说：‘这是给兔子吃的吗？’，妈妈回答他：‘我还以为我们要改变一下伙食呢。’
“他砰的一声把盘子摔在桌子上说：‘我要吃烤肉，现在马上去厨房给我做。’于是妈妈就哭了。爸爸还会要求我们和他吃一样多的饭，他太野蛮了。”
保罗高中毕业后到一间仓库打工，负责把成箱的花生或者肥料等货物从车上卸下来。之后做了一段时间的机械工。
1982年，21岁的保罗在酒吧里见到一个女人，对她一见钟情。但她已经39岁，带着三个孩子。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就在他认为他们就要结婚的时候，她却在一天晚饭时提出了分手，离开了他。他深陷其中，从此孑然一身。
他开始沉迷于从食物中寻找安慰，每次大吃大喝之后都能让他兴奋一阵。“当你吞下食物的时候，大脑分泌的脑肽啡会让你产生快感。我开始像酒鬼喝酒似的贪吃食物，没有意识到这对自己会造成什么。”
1986年，保罗像往常和同事开玩笑时那样用邮局的磅秤给自己称了体重，那时候他350磅。短短几年间，他的腰围从86厘米增加到了142厘米，就好像他从不关心。
保罗说：“那时我并不是太在意。”对于他而言，这一切只不过是买更大码的衣服罢了。
第二年，他父亲死于糖尿病。保罗搬去和母亲住到了一起，母亲当时患有慢性关节炎，只能每天坐着轮椅。那时候起他吃得更多了，一天会点三四次外卖。由于太过肥胖，他没法骑自行车，也就无法继续在邮局干活了。
他开始在房子里工作。为了填饱日益见涨的胃口，他开始从别人信封里偷钱，因此被关在诺维奇监狱里一年。
服刑期间，他和监狱食堂的伙计搞好了关系。
“我们有时会在外面的花园里做劳改，他们会给我们香烟作为报酬。你可以拿烟换些吃的，比如厨房里剩下的肉、奶酪等等，”保罗告诉我，“饭点儿的时候总能抓到几秒空档来做这些交换。监狱里有小卖部，你可以用得到的钱买糖果之类的东西。但一周只能买一次。”
出狱后，他还是跟母亲生活在一起。房债本来已经还清了，但为了满足自己的胃口，保罗让母亲再次抵押房产。她从未劝过儿子控制体重，最后他们只好被赶了出来。几年后，英国《太阳报》写了篇关于他的文章，称他为“吃掉房子的人”。
2000年，保罗和母亲住到了政府提供的房子里。一年后，他的体重增加到了600磅，那时他得了疝气，需要去医院治疗。
为了把他从房子里抬出来，伊普斯威奇镇消防局的消防员拿大锤砸开了卧室，用叉车才把他的床弄出来。他在医院住了两年，出院后住到了一个老人家里。房主不允许他离开房间半步，唯恐他摔倒了，砸坏房子。
后来，他从退休老人家里搬出来，住到了一栋为他专门建造的房子里。那时他已经快800磅重了，除了日常护工费用外，他一天要洗四次澡，再加上食物、药膏、尿布的支出，每年要花近十万美元的费用，而这一切都是 NHS 提供的。
保罗是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人，报纸上常说，英国纳税人的钱就是被他这种人浪费的。他说连姐姐们也嫌弃自己，已经断了联系。母亲去世后，病态性肥胖的保罗只能一个人生活。
保罗一直是孤身一人，连同意手术的时候也没有人没陪在身边。虽然有护工照顾自己，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无多少沟通。他每天看着他们的脸有说有笑，进进出出（因为他巨大的身躯挡住了视线，只能看到人们的脸）。
护工给自己清洗身体时他也毫不羞愧，他不在乎别人看到自己的生殖器或者其他隐私部位。他通常会假装视而不见。
玛利亚·泰勒是保罗的护工之一，照顾了他很多年。她说：“保罗需要别人的大量关注，他得了抑郁症，经常觉得孤独。他几乎每天都会得尿道感染，就算是给他翻个身，也会给他的心脏和肺部造成压力，甚至还会把刚愈合的伤口撕裂。最后他终于想做减肥手术了，于是跟身边的所有人都说自己想瘦下来。”
手术后，多年没有下地的保罗站了起来。卧床多年，他的膝盖软骨已经退化，双腿已经弯曲变形。他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早已忘了双腿站立的感觉，就像他忘了情为何物，忘了汽车可以如此快速。
这种视角既熟悉又陌生，他甚至觉得四周墙壁都压了过来，要将自己吞没。他情绪激动地哭了出来，他需要坐下休息一会，但是他没有。尽管双膝颤栗，他拼尽全力继续站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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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无法独自生活，他觉得被人照顾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手术完成六年后，也就是去年夏天，我去看望了保罗。在这之前，由于英国 TLC 播出了两档纪录片《至胖之人：饕餮至死篇》（The World's Fattest Man: Eating to Death） 和《至胖之人：爱情故事篇》（The World's Fattest Man: A Love Story）。他的减肥事迹已经广为人知。
我很想知道，瘦了近700磅后，他生活得怎么样了。
他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叫阿瑟尔的小镇安定下来，在一户新装房的一楼租了一间卧室，房子坐落在 Pleasant Street 街道旁，距波士顿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当时，我停稳了租来的车正准备朝房子走去，看到280磅重的保罗打开了门，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向我迎了过来。
他已经55岁了，光头，依稀能看到下巴上的白色胡渣。他带着黑色墨镜，与苍白的皮肤形成对比。上身穿了件 XXXL 号的星球大战 T 恤，下身穿了条运动裤，腰包里装着手机充电器和血糖监测仪，还带着一个装着零钱的拉链袋。
高高的颧骨在他消瘦的脸上显得特别突兀，而他脖子以下的部分则都耷拉着像挂在他身上一样。从胳膊和小腿上松弛的皮肤上来看，可以想象到他之前肥胖的模样。
房间里放着音乐，物品随意堆放着，我找了个空坐了下来。屋子里有根旧拐杖、一堆衣服、一个咖啡壶，还有台打折时买的电视机，连遥控器都没有，这大概是他所有的财产了吧。房间另一侧是卫生间，为了给马桶增高，他在上面垫了特殊的塑料圈，这样上厕所时他就不用太弯腰了。
他说，他现在的饮食习惯比较健康。每天早上5:30起床，早饭通常是燕麦粥，再吃点香蕉作为零食。午饭则是沙拉或花生黄油果酱面包，晚上会吃点意大利面。过去的肥胖给他的身体留下了些毛病。
他膝盖有关节炎，虽然擦了止疼药膏，但每次坐下的时候还是会疼得直嘟囔。他有点贫血，平时还会服用抗血栓的华法令阻凝剂和治疗腿部积液的利尿磺胺，还有抗抑郁药物和安眠药。
而且，由于之前体型太过庞大，没办法去看牙医，他在床上自己用钳子拔了老牙，现在只能带上假牙。为了缓解疼痛，他在 eBay 上买了吗啡注射器，把医生开的止痛剂直接打在了牙床上。
下床之后，他终于可以做正常人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又搬到了异国他乡，对他来说，一切都像重生般一样。比如，他现在可以走路了，有时他会到当地的井水边接一瓶清水回来，有时会穿着印有“700 AND COUNTING”的 T 恤衫在跑步机上走路。有一次为了锻炼腿，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树林里小跑，结果迷了路。最后，人们在当地魁宾水库边发现了他。
现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更喜欢在社交媒体发照片来分享自己的生活，但是，保罗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更能触动人们的心灵：
“我很幸运自己可以去到那些美好的地方。”
水库本没什么特别之处，触动人心的是曾经几乎瘫痪在床的他，现在竟然可以用自己的双腿走到那里。
虽然新的生活充满奇迹，他依然没有摆脱过去生活的一些束缚。他仍然需要大量医疗服务，他没有汽车，没有驾照，没有社保号，也没有工作。他说他现在依然靠着英国政府每周提供的197美元补助过日子，其中125美元交房租，剩下的钱拿去沃尔玛里买生活用品。
我问他平常一个人干些什么，都是怎么生活的，他说：“去沃尔玛。”我问他怎么去，他说有时候在路边公交站等公交，然后坐公交车去。或者麻烦附近的邻居和救世军教会里的信徒，让他们带自己去。我问他有没有朋友，他先是说没有，然后又说：“有，一对夫妇。”
得知我会开车的时候，他看上去很兴奋，我问他想去哪里，他说想去一个叫赫里克的体育酒吧。
到了酒吧，他把拐杖靠在窗台，坐在了角落的桌子边。我给我俩点了儿芝士棒，但过了很久才端了上来，他只吃了两根。那顿饭，他吃了半份儿沙拉，半个瑞士蘑菇汉堡，没有吃汉堡上的面包，他说：“我再也吃不下一整个汉堡了。”
他还跟我说，做完减肥手术后，他其实也跟死了没什么区别，因为手术后他的胃再也装不下那么多食物了，饮食习惯改变，人生也就跟着变了。
当然，他身上还能看到肥胖时候的痕迹，比如现在松弛的皮肤可以摊开在木桌上。他抬起双臂说：“我有大翅膀，像不像蝙蝠的翅膀和鲸鱼的双鳍。”然后偷偷地笑起来。
我问他现在的生活怎样，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此时此刻，不再受肥胖困扰，在美国和一个陌生人坐在这里吃着甜甜圈，这种生活是不是他想要的自由。
“改变生活并不简单，”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和我说，“一路上不断有挫折。很多人都对我绝望了：因为食物上瘾，我抵押了妈妈的房子，姐姐们因此抛弃了我。那时候的生活很糟糕，真的，我也不想寻求帮助。现在回头看，我不敢相信我曾经是个胖到下不了床的人。请告诉我，现在的我和原来的我大不一样。”
然而这么多年来，保罗都无法独自生活，他觉得被人照顾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现在让他对别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心怀感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去年，一位医生免费为梅森做了九个小时的腰部皮肤切除手术。她还记得，手术后他住在免费的医院抱怨食物难吃。“人们不想听这部分的故事，”她说，“人们想听精彩励志的故事，听他如何改变自己生活的故事。我们希望他能真正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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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孤独，但现在一切都成了过往”
保罗和我说他遇到了对的人，但并不想做过多说明。去年七月底我再次给他打电话时，他听起来比以前活泼多了，没说几句就把电话给了一个女人。她叫莱斯莉（化名），当时她正和保罗在房间里玩纸牌。
莱斯莉跟我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认出了保罗。当时他刚在阿瑟尔医院治疗完关节炎，准备回家，而她正在同家医院做大脑分流手术的风险评估。她在网上看过那两部关于梅森的纪录片，知道他就是那个“至胖之人”。医院的候诊室见证了他们的第一次相遇。
她大胆地问他是不是那个纪录片里的人。他说是的，然后他们开始谈论保罗体重的事情，又慢慢谈到了他现在的想法和生活。之后保罗问了莱斯莉的情况，她也跟他一一道来。36岁的莱斯莉患有一种罕见的脑部疾病，跟保罗一样，她也是医院的常客。她独自生活，由于生病，只能待在家里。
两人在医院的候诊室里一见如故，两个孤苦无依的人向彼此吐露着自己内心的往事。几天过后，他们又在沃尔玛超市偶遇。“哇哦！”她叫了出来。莱斯莉当时在找手机，却看到了骑小电动车路过的保罗。“真是太巧了！”她说。她想进一步了解他，就给了他自己的电话号码。
从保罗说话的语气明显能听出他正陶醉在热恋之中。“前几天我们去看电影了。那部电影太棒了！我第一次看3D电影。”他说。“真的特别好看，我们去了哈德利喜满客电影院，吃了爆米花，喝了减肥苏打水。看完电影后一起吃了饭。”他跟我说，莱斯莉自己有一套公寓，还请他去家里坐坐。
莱斯莉也拜访了保罗在阿瑟尔租的房间。两个人一起用纸盘吃了保罗做的意大利面，那天晚上她待到了很晚。他们一起看了他打折买的电视，唱了3个小时的现场金曲和皇后乐队的歌。保罗用搞笑的英音模仿了他最拿手的弗雷迪·默丘里，莱斯莉笑弯了腰。
“他总能逗我笑，”她说，“我每晚都会回家，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开心。”
她告诉我，跟保罗在一起的时候，她不用刻意逞强，这点她很喜欢。“我难受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喝吐了他会帮我收拾。你知道吗，他还要坚持给我洗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有点不太习惯他对我这么好。我还没有做好全身心恋爱的准备。我喝吐的时候，他甚至愿意帮我拖地板。
他们讨论着要不要搬到一起住，他们想找一栋两间卧室的公寓。
我问保罗他俩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说不上来。”然后我又跟莱斯莉谈了谈。她问我是否尝过孤独的滋味，不仅仅是一个人时候的孤独无助，而是那种内心更深处的孤独，仿佛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感觉。
被那支巨大的床和自己巨大的驱壳困了太久，保罗忘了世上太多美好的事情。他忘了室外空气的清香，常常渴望能在伊普斯威奇镇一个普通停车场里站一会儿也好。
在美国，即使他成了立志减肥的人们的榜样，即使他在 Facebook 上分享自己的生活（保罗曾激励一位阿瑟尔教堂牧师减掉了300多磅），每年他还是会独处一段时间。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做做面包、画画铅笔画、吃着健康的蔬菜，甚至独自一人坐在公交站等候4点钟的公交车。与他作伴的，只有自己身上松弛下垂了的皮肤。
八月，保罗在纽约勒诺克斯山医院完成了第二次免费皮肤切除手术，这次手术是要把他胳膊和臀部上重达20磅的皮肤切除掉，有一定的风险性，为他动手术的除了凯普拉还有另外三名医生。要切掉他的“蝙蝠翅膀”，医生们需要小心地穿过扩大的毛细血管。
手术后，因为得到一位匿名捐助者的捐款，保罗可以在酒店里修养恢复，而莱斯莉当时却不在身边。但她告诉我，她十分担心保罗，时刻挂念着他，她会在马萨诸塞州那个小镇上等他回来。
十二月，保罗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说自己已经恢复。手臂上悬垂着的皮肤已经切除了，但是走路又变得有些困难。他膝盖的关节炎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在一家新医院动手术换掉膝盖。他觉得自己的手术之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这次也没什么大惊小怪了。他还写道，自己又搬回了租的那间小屋里，一个人住。
“我和莱斯莉分手了。”
这句话后就没有了下文。我给莱斯莉发了短信，也没有收到回音。
读完了邮件，我很悲伤。就在一个月前，莱斯莉还是保罗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
我记得她跟我说，当她想起保罗的时候，不会觉得他是那个常年躺在床上垂死挣扎的男人——
而是那个她在医院候诊室里相遇的男人，
是那个她在沃尔玛里偶遇到的男人，
是那个 Facebook 照片里站在花海里的男人，
是那个凌晨两点在那个小房间的小床上为她唱比利·乔尔的男人，
是那个和她一样一直孤独着的男人，
是那个她后来以为他再也不必孤独的男人。
现在，一切都成了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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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Justin Heckert 翻译：陈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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