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7年12月15日，港岛中环。
紧挨着皇后大道的钵甸乍街宇宙俱乐部里，避居在香港的小半个中国文化界，因为一对新人的婚礼，都聚集到了一起。
操办婚礼的是吴祖光，茅盾、丁聪都是座上宾，证婚人郭沫若先生在那张一尺见方硕大的结婚证书上，写下“双星并跃”四个篆字。酒过三巡，历史学家翦伯赞兴之所至，拉着新娘的衣角唱着：我要做你的尾巴……
即便是俊男美女无数的文艺圈，这一对新婚夫妇也是少有的璧人。
新郎金焰，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电影皇帝”。1932年，在《电声日报》推出的“中国十大电影明星”票选中，刚刚崭露头角的金焰，被影迷们一人一票选为头名影帝——有意思的是，金焰其实是一名韩国人。第二年，阮玲玉、陈燕燕、黎灼灼主演了《三个摩登女性》，讲了三个女青年倾慕同一位电影大明星的故事，编剧田汉说，他就是从金焰收到的无数女影迷的情书中获得的灵感。
新娘秦怡，四十年代大后方话剧舞台上与舒绣文、白杨、张瑞芳齐名的“四大名旦”之一。吴祖光晚年写文章回忆这四大名旦，说除了演技，秦怡尤其以容貌美丽著称——她的英文名字叫“海伦”，这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那个最美的斯巴达王后的名字。
婚礼上，大家让新人们讲几句话，秦怡只说了一句话：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爱，那么就是他了”。
02
在婚礼的致辞上，郭沫若先生对这对夫妇说了十个字：珍重爱情，爱惜艺术生命。
郭沫若的话是有用意的。金焰和秦怡，都各有过一段并不成功的婚姻，金焰的前妻王人美，秦怡的前夫陈天国，都是上海滩的名演员，只是他们的婚姻，都以悲剧告终。郭先生希望这一对“半路夫妻”，能把人生剩下的路，好好走下去。
在新婚的甜蜜中，秦怡夫妇迎来了1949年。对于秦怡来说，这一年刻骨难忘。
这一年，她与丈夫金焰合演了电影《失去的爱情》，这是这对明星夫妇唯一的一次银幕合作。尽管是大导演汤晓丹掌镜，但电影并不出彩。秦怡饰演的女大学生裘丽英，挥泪与金焰饰演的作家秦方千诀别，最后死在了监狱里。直到晚年，秦怡还为这部戏耿耿于怀，裘丽英的横死，在她看来好像某种不祥之兆，预示了两人日后生活的不幸。
也是在这一年，秦怡和金焰有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小伙子虎头虎脑，大名是夏衍先生给取的，叫“金捷”，代表与刚解放的新上海同生，不过妈妈一辈子都管他叫“小弟”。
小弟刚生下那几年，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金焰秦怡都是大明星，日子忙碌，却怡然自得。只可惜，有时我们不得不怀疑，或许这世间真有“潘多拉之盒”，里面盛满酸甜苦辣人生百味，上帝不偏不倚，人人甘苦守恒。盛大锦绣很有可能是灾难的前兆，长夜漫漫或许昭示另一段柳暗花明。
很快的，秦怡的婚姻与家庭，再次陷入黑暗。
03
细心的观众早就发现，从五十年代开始，金焰、秦怡这对明星夫妇，就几乎再也没有一同逛过公园，没有一起看过电影，甚至没有同时出现在公共场合。于是，各种猜测、传闻，伴随着流言蜚语纷纷出笼，饶舌者再添油加醋，演绎成是是非非的风流韵事，在坊间口耳相传。不管是非究竟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从那以后，秦怡的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就只剩下儿子小弟。
“从此，我掐灭了所有的欲望”，晚年写回忆录，秦怡自己这么说。
祸不单行。
1965年，因为受到康生批判《北国江南》的牵连，秦怡被下放杭州汽轮机厂，帮助厂里编导一部“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纪录片。5月里的一天，她所在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突然托人捎来口信，说小弟病了，让她赶紧回家。
一下火车，单位的车就在等着，司机说，我送你去龙华精神病院。秦怡听了，双腿一软，差点跌坐在地上。
小弟被确诊为精神分裂，那一年，他16岁。
秦怡觉得天要塌了，可是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丈夫金焰因为严重的胃病，已经长期卧床，她是家里唯一的主心骨、顶梁柱。整整半年，白天她排练、拍戏，一下班就往医院赶，陪着小弟打针吃药，到了那一年国庆，小弟终于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了，“妈妈，现在我知道自己生病了，以前我不知道……”，秦怡泪如雨下，她把小弟接回了家。
不久，秦怡觉得浑身乏力，她去医院检查，报告是自己拿回来的，三个字：直肠癌。
亲朋好友们知道消息，宛如晴天霹雳。秦怡自己倒很镇定，她自己挂号，自己带着行李，住进华东医院，她知道，自己要是垮了，这个家就完了，小弟就完了。
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因为乳腺癌，也住在同一家医院，姐妹俩申请，医生把她们的病房安排在隔壁，以便互相鼓励。手术前，秦怡收到一封亲笔信，嘱咐她“共产党员面对现实，应当无所畏惧”，落款是邓颖超。
秦怡挺了过来，小弟的病情也有好转，她似乎渡过了这一劫。可是，更大的苦难，还在前面不远处等着她。
04
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
1968年，因为张春桥的一句话，秦怡被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临走时，她千叮咛万嘱咐，请年迈的母亲照看好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弟。
三年以后，秦怡回到家里，她差点认不出那个目光呆滞迟钝、头发乱如蓬草的年轻人，是自己的儿子小弟——母亲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小弟的爸爸金焰自顾不暇，秦怡甚至不敢想象，在外婆去世后的两年里，小弟一个人是怎么挺过来的。
她放声痛哭，从此再也没让小弟离开自己身边。
小弟的病恶化的很快。1978年，精神分裂症发展成精神狂躁症，动不动就要打人，这一年小弟30岁了，身高一米八一，手下没有一点分寸。
秦怡怕小弟出事，外出拍戏也把他带在身边，白天拍戏精疲力竭，收工后第一件事，是回招待所的小屋给小弟做饭喂药，洗澡洗衣。小弟发起病来，一顿拳脚就如暴雨般落下，秦怡抱着头，任凭他打，嘴里只轻轻重复一句话：小弟，打妈妈背，不能打妈妈脸，打坏了脸妈妈明天没法工作了。
小弟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必须住院，秦怡正在拍《雷雨》。片场离医院不远，每当摄影空闲，她连妆的来不及卸，穿着鲁妈的戏服，就奔到医院喂小弟吃饭。去的路上，她健步如飞，离开的时候，听着身后精神病院的铁闸门一道一道放下，她常常浑身无力，跌坐在黑暗里，一坐就是一个钟头。
最无助的时候，片场的朋友听她说念叨过一句：鲁妈苦啊，秦妈也苦啊。可是更多的时候，她喜欢说：生活给我什么，我就接住它。没有眼泪，也没有唏嘘。
05
七十岁生日那天，朋友们买了蛋糕来给秦怡庆生。小弟端着酒杯，突然冒出一句谁也想不到的话：妈妈，祝您身体健康，我以后再也不和您吵架生气了。
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只有秦怡扭过脸，悄悄拭去两行泪。当天晚上，皓月当空，朋友们都走了，秦怡和儿子肩并肩坐在阳台上，一向坚强的她突然问：小弟，有一天妈妈死了，你该怎么办啊？小弟摇摇头说：妈妈不会死的！停了一下，他又说：妈妈死了，我也死。
看着儿子混沌未开的眼睛，秦怡悲从中来。她能做的，除了更加细致的照顾小弟，就是在那一年，为儿子写了两首诗：《童年》和《我们一起努力》。
1998年，小弟50岁了，除了智商依旧停留在孩子阶段，身体也逐渐老病，前列腺肥大、糖尿病……年近八旬的秦怡，仍在不断摸索：小弟的用药时间、用药方式。为小弟织毛衣的是她，为小弟擦身子的也是她。每天下午四点半放水给小弟洗澡，五点半喂小弟吃药。她掌握的火候，有时比护士还专业。
小弟从小爱画画，但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为了帮助小弟康复，秦怡专门请一位画家给小弟上课，还从朵云轩买来宣纸和毛笔，有空时就给小弟作模特，或者母子俩手牵着手去楼下写生。衡山公园的梧桐树下，长椅边、假山旁，都曾留下母子俩背着画夹被夕阳拉长的背影，蹒跚，但坚定。
2000年5月21日，中国特殊奥林匹克世纪行上海慈善晚会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举行，国际影星施瓦辛格以国际特奥会慈善大使的身份参加了晚会。晚会的慈善拍卖和捐款活动开始后，施瓦辛格以25000美元的高价买走了一幅名为《衡山公园写生》的画。
他拉着这幅画作者金捷的手说，这是一个奇迹。
06
发病那天，小弟59岁，而整夜守在他身边的秦怡，已经85岁了。
开始病房里没有床位，只能在走廊里支一张床。走廊里空气混浊，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供护士穿梭。好不容易小弟住进了病房，秦怡包下另外一张床，就睡在儿子旁边。
那一夜，秦怡始终伏在小弟身边，在他耳畔轻声细语：小弟，你不要着急，妈妈在你身边，不管怎么样，妈妈不会离开你的。突然，弥留中的小弟蹬了一下床板，秦怡知道，妈妈的话，他听懂了。
小弟走了。家里只剩下85岁的秦怡一个人，她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浑浑噩噩中，她无意中看了一段电视采访，对象是一个身患骨髓癌的潍坊少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从没见过自己的身生父母。
少年说出自己的三个遗愿：“希望孤儿院的同伴们每年都有好东西吃、有棉衣穿；希望能见到抛弃我的父母；希望将我的身体里唯一有用的角膜捐献出去回报社会对我多年的养育之恩。”
秦怡泪流满面，她推己及人地想，这个社会还有多少这样美好的少年，没能机会和我儿子一样活到59岁？我能陪伴儿子这许多年，也足够幸福。
秦怡又活过来了。
“我这一生遇到的灾难和不幸太多了。但是人不要老是回忆在痛苦中，那样太折磨人了。我的性格中承受能力比较强，伤痛来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就对付着吧。哭天抹泪没有用，旁人只能安慰你几句，最后还是要自己扛着，调整心态。”她说。
2008年汶川地震后，秦怡捐出了20万元，那是她手头可以拿出的全部积蓄——这些积蓄原本是留给儿子的。“小弟走了，我没什么牵挂了，把它捐出去，希望能帮到灾区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迄今，95岁的秦怡依旧活跃在影视和话剧艺术舞台和幕后，她正在创造一个生命的记录。
07
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里写道：
好像听见胡桃夹子正在夹碎坚果的碎裂声，清脆的碎裂声，听进去就能感到它的病苦，然后，你才能闻到里面淡黄色果仁的芳香。
或许正是这么一种简单的智慧，一种灼热的本能，令这样一位母亲穿越黑暗，以韧性迎接磨难，让苦寒成就气韵，成就一首穿插着坚忍音符的心灵之歌。
这是普天下母亲共同的心灵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