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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骨文到楷书,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历史?

新京报书评周刊  · 豆瓣  · 读书  · 2020-01-05 12:30

正文

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隶书、楷书,汉字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化史。隋唐之后,楷书成为汉字正宗,并影响到周边,形成一个覆盖东亚的“汉字文化圈”。

放眼整个“汉字文化圈”,在近代,汉字的地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1949年后,汉字又经历了不止一轮的简化。从中,我们能隐约感受到时局的复杂。

在今天的文章中,作者梳理了汉字发展的历史,并指出到现在,汉字进一步简化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

撰文 | 郭晔旻

01

汉字演变史

从甲骨文到楷书

回到一百多年前。1898和1899年之交,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甲骨文的发现。王懿荣从药铺买来的“龙骨(龟甲兽骨)”上发现了古文字。

起初,人们并不相信他,认为这只是古董商人为了谋取利益而编造出来的。但金石学者罗振玉坚信甲骨文存在的真实性。也正是他,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的小屯村,研究并发现甲骨文里有十多处记载了商王的名字,指出甲骨文的出土地就是商朝都城。

土方征涂朱卜骨刻辞(国博供图)。图片来自《新京报》2019年10月对国家博物馆“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报道。

从历史研究的意义上说,甲骨文的记载,证实了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朝确实存在。这些来自三千年前古文字的证据,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而从文字的角度考虑,世纪之交甲骨文的横空出世,意味着汉字找到了迄今最早的源头。可以说,从三千年前的甲骨文至今,汉字的演化一脉相承。

甲骨文绝大部分是用刀刻出来的,少数使用毛笔与朱砂书写而成。 它虽然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毕竟去古未远,还保留了早期文字“象形”的特征。

到了商末周初,大约时人又嫌龟甲兽骨的质地低劣,便使用青铜浇注起“金文”来。金文的质地固然好了,但青铜终归是昂贵的金属,不宜普及。

金文中的“马”

于是,到了战国时期,一种线条圆浑,笔道匀称,适合于在简帛上书写的字体——“篆书”应运而生。不过,由于篆书的字体由圆浑的线条连接,影响了书写的速度。因此秦末在民间便流行起相对书写简洁的“隶书”。隶书字型变圆为方,线条变弧为直,实现了彻底的笔画化。 “隶变”因此成为古今汉字的一个分水岭。 但“隶书”因为讲究蚕头燕尾,点画波折,书写的速度仍然受限。于是在魏晋时期开始流行一种去蚕头燕尾,变波折为平直的字体“楷书”。

蚕头燕尾,隶书常见笔法。起笔凝重,结笔轻疾。

发展到“楷书”时,汉字的演化似乎已经到了终极阶段。它一直沿用至今,一千多年来其形体也没有多少改变。当然,随着汉字的发展,古文字的构成规则,也就是《说文解字》所列举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已有所变化。大部分象形字已不再象形,“指事字”也已失去了原来指事的意思。比如“表”字原本是一个象形字,古字形像人身上披着动物的皮毛做成的上衣,后来才引申为“表面”等含义。

指事字,一种抽象的造字法。当没有、或不方便用具体形象画出来时,就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

在甲骨卜辞里有相当多的假借字,先秦的古书里假借字也很多。譬如,“戚”字的本义是“斧子”,借为“悲戚”的意思。

“自”,一个假借字。“自”本来是“鼻”的象形字,后来因为“鼻”的发音与“自”一致,故假借为“自”。假借字,即假借已有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表所想表达的字。

但是,到了后来假借字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形声字克服了汉字需要“假借”的弊病,既能表音,又能表意,所以后起汉字大都是形声字,“假借”的方法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原来的象形字和会意字很多也加上声旁或形旁而成为形声字了。就像“斃(毙)”字,从死,敝声,本义指的是人死后倒下去。另外,“標(标)”其实也是一个形声字,它从木,票声,本义指的是树梢,也指挂在木杆上来做标识的旗帜。

02

近代以来的汉字文化

隋唐之后,楷书成为汉字正宗,还影响到周边,形成一个覆盖东亚的“汉字文化圈”。看起来,一切都很和谐。

直到“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到来。

鸦片战争(甚至更早一些)之后,摆在近百年中华民族面前的根本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有识之士纷纷探求救国之路,其中一些人认为中国欲富强,首先就要开启“民智”,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当时中国的文盲率过高。

在中国历史上,璀璨至极的汉字文学与低下的民众识字率并行不悖,是一个突出的现象。直到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还有80%是文盲,其中农村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许多人将其径直归咎于汉字的繁难,所谓“兹汉字之难也,中外古今未有,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难于用”。

《鸦片战争》(1997年)剧照

既然如此,顺理成章的结论便呼之欲出。 清末民国的名人吴稚晖就说:

“汉字之奇状诡态,千变万殊,辨认之困难……此乃关于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辈亦认为迟早必废也。”

后来,知识分子对汉字的批判声浪更加高涨。著名音韵学家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提出“汉字……断不适用于20世纪。” 瞿秋白在《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研究》一文中也说,中国的语言要充分发展下去,要成为现代的,能够适应广大群众的新的文化生活,就必须完完全全废除汉字。”至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中则将文字问题说得更加严重:

“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作者: 王东杰 版本: 谭徐锋工作室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将汉字拉丁化才是出路。 1922年出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专号的封面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鼓吹拉丁化的趋势:一群挥刀持枪,乘胜追击的革命军(注音字母),刀上枪上都沾满了鲜血,将青面獠牙,吓得仓惶逃命的牛鬼蛇神(汉字)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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