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对话丨“新城市议程”与中国道路高峰论坛精彩回顾

继2016年10月，联合国第三次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正式审议通过《新城市议程》以来， “未来新城市”就已成为了一个热议的话题。

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之邀，5月15日上午十点，华安•克洛斯博士参加了此次由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协办的“’新城市议程’与中国道路——中国城镇化智库高峰论坛”，并作题为《贯彻落实联合国新城市议程》的主旨演讲。

演讲过后由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副院长王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石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毛其智与克洛斯博士进行了一场精彩的高端对话。

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城镇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自己探索的城镇化道路让五亿人口实现了“城市化”，这个数字曾一度让世界震撼。 尤其是“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提出更是促进了全球融合，为实现各个国家城市化的提升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动力。

然而在未来，中国能否继续三十年来的既有城镇化道路？在联合国《新城市化议程》提出的今天，中国乃至全球其它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该何去何从？未来的城市该如何实现世代的永续发展？

对此，人居署执行主任华安•克洛斯博士以独特视角解读了此次联合国第三次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人居三”）大会上通过的这一决议，并对中国未来新城市规划的方法论及今后人类面对的城镇化发展趋势做了全面的分析和阐释。

《新城市议程》并非是联合国的一个强制性文件，它只是为每个国家提供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各个国家政府有权去“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本国实际强化的城市化“方案”。《新城市议程》鼓励各国去思考，在议程中也许你看到更多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大致的框架和必要的原则。

未来的新城市规划应该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一座新型城市的诞生不仅要坚持从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维度入手，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作与互动，采用立法、体制机制以及金融等杠杆，也要从国家政策到规划设计，以及规划实施的全过程进行创新与协同。 这不仅凝聚了政治家、科学家的心血，更倾注了企业家和民间组织的共识。

《新城市议程》更加强调城镇化与永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不想对城市投入过多的财力和精力去规划，任由其像藤蔓一样自发地、随意地“疯长”，结果必然会造成低质量的城镇化。而相反， 一个良性的城镇化链条应该呈现这样的态势：经过深思熟虑规划和设计的城镇化过程——高质量的城镇化——促进一个国家的高层次发展。

而对于后工业时代的城镇化来说，上述论证似乎值得商榷。传统时代的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工业化，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不以工业化为支撑的城镇化正在悄然地浮出水面，比如印度、非洲等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类现象。

未来的后工业经济时代，CBD和住宅区应该融合在一起，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生着改变，新的就业岗位也会出现在城市中。在未来，一些手工业的就业应分布在农村，另一些工业可能是在城市周边专门的工业区发展，而那些基于知识管理的高级工作应该是在城市内部发展。

中国三十年间的城市化过程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更愿意支持世界很多国家的城市化发展。

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城镇化走的是以工业化为支撑的传统城镇化路子。我们可以试想一下，社会总要发展，当后工业经济时代来临的时候，传统的城镇化道路该去向何方？

当人工智能、机器人如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时候，知识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企业从简单的手工劳动转为智能化生产，那些扛着包袱进入城市的人群可能会环顾左右，却没有发现自己的“立身之地”，这样的尴尬境地，人们还会“进城”吗？城市化的速度会由此减慢降低？在科学规划下的城镇化还能不能促进城市的发展？

后工业化经济时代，城市规划应如何变革“手腕”推进规划、建设、管理进程以适应新时代需求？ 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创新”，做“可持续的城市规划”。

如果城市化的发展不善，会产生一些负面的风险，这些风险不只是城市里的居民会承担，不同的机构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而且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风险。2008年的全球次贷危机让人类知道了在城市化复杂的体系下，应及时地运用新方法应对新问题和新情况。 城市化问题不仅是政府应该重视，也值得每位公民关注。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更是对世界的又一次打击，面对后工业经济时代，就业问题严重，很多年轻人用生命告慰了自尊，成为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城市化的牺牲品。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 管理不善的城市化、不良的城市化，都会促使城市问题的产生，而对于整个人类社会也将产生波动性的影响和溢出的效应。

后工业经济时代的城市化需要政治的关注，即城市规范化管理，以及城市规划和设计、融资和执行力。 “好”的城市化能够产生很好的就业，负面城市化则会产生战略性的风险。

我们需要国家城市化政策的顶层设计和中央政府参与，也需要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和立法。城市化的实现并非依照本能，需要我们的研究与分析，研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同时，也需要城市化融资和金融支持。

在城市设计和规划方面，更加强调的应该是实现总体规划和设计，用一种新的理念去实现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布局设计。 而对于住房及街道问题，值得借鉴的是前苏联的案例，为了满足“每家每户都要有一个车”的理念，规划师在城市街道的设计中融合了自由平等的观念。

在当今飞速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方式已从传统方式转变到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在此过程中创新元素必不可少，而这种创新又是在充分了解具体时代背景下做出的科学规划。

通过考察世界200多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经过完整规划的城市比例正逐渐下降，特别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现在城镇化发展速度非常快，一些贫穷的国家发展得更快，而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预先做好城市规划。

一些城市里快速扩张的区域没有经过很好的城市规划，这里有一个指标可以说明问题，即在规划指引下发展的城市区域目前所占比例已经低于50%。

据统计，全球范围内经过规划或未经规划的所有城市的“城市足迹”（指城市中有多少面积分配给街道）指标在逐渐降低，其中48%的城市街道占城市面积比低于20%，这样势必造成城市拥堵，而且是严重的交通拥堵。

同时，这个指标也说明了我们城市规划的工作质量在逐渐降低。公园、广场、街道等“公共空间”和建成空间应该实现“阴阳平衡”，即各占50%。《新城市议程》中也涉及到了要“建立包容、绿色的高质量公共空间”的理念，这将是促进社会互动包容、人类健康和福祉，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动力。

从这一点上看， 规划设计似乎也牵涉到了中国传统的周易之说，而这也是整个世界万物和谐共处的基本准则。

但是，很多地方已经打破了这种“阴阳平衡”， 自二十世纪以来，城市公共空间在日趋减少，大量人群自发式地涌入城市必然导致了过多人口占据土地，本属于公共用地的空间被建成了商业区等。 比如，加拉加斯平民区的公共空间牺牲很大，仅有2%，如果这个地方发生火灾，消防队根本没有办法进去救火。

未来的新城市也会推动有韧性的、集约有效的基础设施，规划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空间，尽量降低灾害带来的风险和影响，包括贫民区和非正式居民区的重建和更新。

同时也会进一步推进贫民区与非正式居区所存在风险的房屋改造，并加强它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得这些地区能够具备和地方政府及其它利益相关方要求一致的抗风险能力。

后工业经济时代的城镇化还需要投融资以及相应的财务安排，以此来保证城市能够有足够资金来维护基础设施。此外，我们需要执行一些国家政策、法律框架，还有财政安排等框架内的东西，并将它付诸实践。

在未来的新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主张的是要有规划地进行城市的适度扩张，而不是简单地建设新区。

克洛斯教授提出的“绿色城市化”是一个新的概念。一个城市不仅需要绿色排放，更需要绿色出行。 而从规划角度来看，土地绿色表面的面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但二氧化碳的排放却是与日俱增。如何扭转这一现象，实现绿色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呢？

首先应该实现能源的组合，优化能源模式，而这些绿色的能源也会促使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降低。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也必须改变能源生产、消费模式，大量使用清洁能源。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大力推进“绿色出行”，将太阳能等新动力整合在其中。

从规划角度看“绿色”，规划设计中更应该充分考虑到绿色空间的设计问题，这是实现人类宜居的重要前提，也是《新城市议程》中大力提倡的理念。

在中国城市新城区的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单体设计与周遭的绿色空间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