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为何存在终身的冲突？

几年前，我把汉娜和以赛亚叫到一起……这次会面从一开始就搞砸了。对伯林来说，阿伦特太严肃、太自命清高、太条顿范、太黑格尔化了。阿伦特则把伯林的风趣误认为轻浮，觉得他不够严肃。

——阿瑟·小施莱辛格

1991年，美国哲学家诺曼·奥利弗·布朗写信给他的朋友、从前的导师以赛亚·伯林，赞许地提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恐惧共和国》的书。这本书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复兴党（Baʿath Party）的开创性研究，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卡夫卡式”世界与其据称的20世纪前身相比较。在做这样的比较的时候，这本书借鉴了一些反极权主义的经典作品，包括伯林的《自由四论》和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伯林对这一对举颇为不悦。他回信给布朗，“我想那（《恐惧共和国》）是关于伊拉克恐怖的故事，这个就不说了。但让我深感不快的是，我的名字竟和汉娜·阿伦特小姐的名字连在了一起……告诉我，你真的明白阿伦特小姐跟我的某些根本区别吗——否则我们怎么继续交往？”

伯林在1991年给布朗的信中表达出了对阿伦特的强烈厌恶，其实这种恶感由来已久。它开始于半个世纪前，当时这两位思想家在二战时的纽约经介绍会面。我们对这次会面所知甚少，但他们的观点肯定不同，双方给彼此留下的印象也很糟糕。至少可以说，大约十年后，也就是1949年，当两位思想家在哈佛大学再次说话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善。安排这次会面的政治学家阿瑟·小施莱辛格后来回忆说，他俩的会面“从一开始就搞砸了”。他们的道路在此后15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再次交叉，伯林继续在英国建立他耀眼的学术生涯，阿伦特则在美国确立了自己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太遥远的距离，

汉娜·阿伦特

如果从社会关系、文化或思想等方面来看的话。他们不仅有各种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学术联系人和合作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政治理论家伯纳德·克里克，他试图说服伯林认识到阿伦特工作的重要性。这位牛津哲学家从未被说服。相反，由于他对现象学哲学传统的深深怀疑，伯林将阿伦特的理论著作如《人的条件》（中国大陆版译为《人的境况》）斥为一堆“自由的形而上学联想”。他的蔑视随着1963年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的出版而演变成终生的憎恶。伯林极力地赞同广泛的指控，即阿伦特傲慢地指责大屠杀的受害者，她提出了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关于恶的解释。

奇怪的是，尽管伯林对阿伦特及其著作不屑一顾，他还是继续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略读——她的书籍和文章，包括被忽视的作品，如《拉赫尔·瓦尔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也包括她的主要作品《人的条件》《论革命》。然而，他读得越多，就越相信他对阿伦特作品的评价是正确的。后来伯林将他深思熟虑的观点总结如下：阿伦特“没有提出任何论点，没有严肃的哲学思想或历史思想的证据。”此外，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从未因她的死或随后的时间流逝而减弱。在上面引用的1991年给布朗的信中，伯林形容阿伦特“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眼中钉——无论是活着，还是在她死后”。他继续说：“她真的是我最厌恶的东西。”

阿伦特意识到伯林对她的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家玛丽·麦卡锡，她多次抗议伯林对阿伦特的贬斥，以至于她和伯林的友谊因此被“毁掉”了。与此同时，阿伦特本人也从未对伯林的敌意做出过回应。首先，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并且以此而自豪，尤其是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之后，她吸引了许多满怀怒气的批评家。她不可能回应所有人，在她看来，伯林并不是特别重要或值得回应的那一个。她知道伯林在英国、以色列和美国的地位和关系，但她认为伯林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这部分是因为阿伦特认为德国哲学理所当然地优于英美哲学。尽管她尊重霍布斯，但她通常认为英国是一个哲学沙漠，认为罗素、摩尔等人发起的分析运动没有什么价值。在这方面，我们两位主人公的偏见是对称的：一如伯林无法欣赏德国现象学，阿伦特也无法欣赏英国经验主义。不过阿伦特认为伯林是一个博学的学者，尤其是在俄国思想史这个主题上。她有时在课堂上使用伯林的作品；她幸存的个人藏书里有一本伯林的处女作《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环境》，以及他的四篇论文。然而，这表明阿伦特似乎唯一仔细读过的伯林作品是他给Franco Venturi《革命的根源》写的导言。事实上，正是作为这篇导言的作者，伯林在阿伦特出版的著作中（而且是在脚注）唯一地出现了一次。对她来说，伯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思想史家，也是她所谓的“犹太当权派”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员。伯林对她的敌意被她对伯林的冷漠和偶尔的怀疑所抵消。

以赛亚·伯林

不过事情不止于此。他们是同时代人，阿伦特出生于1906年，伯林出生于1909年。他们属于20世纪犹太移民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故事彼此重叠。阿伦特和伯林分别出生于德国犹太家庭和波罗的海犹太家庭，在他们的成长时期都经历了反犹太主义。两人都开始关注20世纪30年代欧洲迫在眉睫的危机，都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放弃充满希望的纯哲学职业，并在此后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理解极权主义的根源，遏制其增长并防止其死灰复燃。他们都有朋友和亲戚被他们后来致力于研究的极权主义政权谋杀或处死。此外，他们自己都曾在刚兴起的极权主义世界生活过，因此能够做一些类似于人类学家所说的“参与式观察”的事情：通过实际生活在所要研究的社会中来收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