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巴勒斯坦14个派系的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简称《北京宣言》）。如果说一些西方媒体对于2023年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伊朗和解心存疑虑和观望的话，《北京宣言》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中东舞台上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应对加沙危机，还是从地区和平和中国中东外交的角度来看，《北京宣言》的意义都不应当被低估。
首先，《北京宣言》或将有助于为久拖不决的加沙危机提供新思路。
去年10月加沙危机爆发以来，巴以双方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根据加沙卫生部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39,000 人死亡，将近90,000人受伤，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愤怒，除了此起彼伏的校园抗议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对以色列不计后果的军事冒险进行了批评和指责。在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看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所谓的“自卫”行动事实上变成了针对整个加沙无辜民众的“集体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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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代表在北京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团结的《北京宣言》。
西方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进行军事冒险的同时，却没有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方案。内塔尼亚胡在去年12月提出的三个停火条件，即彻底摧毁哈马斯、加沙非军事化和巴勒斯坦社会去激进化，在现实中并不可行。这就造成以色列开战以来，虽然在加沙取得了不少军事进展，但在政治和战略上却毫无进展，甚至进退维谷。
在战场上，以色列迄今未能营救出所有被扣押的人质，也未能彻底清剿哈马斯组织，更遑论击垮其背后的激进意识形态和国际网络。在国际上，一方面以色列多年来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和道义基础丧失殆尽；另一方面，中短期内以色列要想重建其在本地区的军事威望和战略威慑也绝非易事。与此同时，由于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的加入，中东局势还存在着进一步升级与恶化的风险。由于以色列在开战之初就将哈马斯定义为“恐怖组织”，堵死了与之进行政治对话的可能。根据《北京宣言》精神，巴勒斯坦各方同意“巴解组织”为唯一合法代表，这将使以色列未来无需面对“哈马斯代表”之类的尴尬问题。同时，由哈马斯适度参与、其他国家提供支持的“巴解组织”来接管加沙地带，或可成为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这就为缓解加沙危机，防止整个中东局势（包括黎巴嫩和红海危机）持续升级，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其次，《北京宣言》有助于重新点燃人们对于中东和平进程的希望。
巴以冲突是二战后整个中东问题的核心，而巴以冲突的核心又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密切相关。1948年5月以色列成功建国后，巴勒斯坦人的建国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两国方案”作为推动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政治倡议，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认同，但在实践中却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方面，过去三十多年来，以色列国内政治日益右转，支持中东和平进程的民众和政客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阿拉法特去世以后，巴勒斯坦方面已经没有能够继续领导政治对话的权威领导人。特别是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会选举后，整个巴勒斯坦一分为二，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分别由哈马斯和法塔赫进行治理。
对以色列来说，巴勒斯坦的分裂或许使其享有更大战略优势。但是，它也让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开展任何有效的政治对话时变得困难重重，甚至不复可能。阿拉法特去世后，笔者曾和以色列同行探讨过“以色列人是否会怀念阿拉法特”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问题并非杞人忧天，巴勒斯坦内部的持续分裂并不是以色列的福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塔赫在阿拉法特之后的式微，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一家独大，正是造成当前加沙危机的重要原因。
在签署《北京宣言》过程中，14个巴勒斯坦派别的代表共同参与，以示“民族团结”。如果巴各方能够以签署《北京宣言》为契机，真正实现“民族团结”，未来就有可能在巴以对话中形成相对统一的声音，为自身建国和持久和平创造新的机会。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巴以冲突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双方之间所积累的仇恨、矛盾和不信任绝非一朝一夕内所能解决。加上主要当事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美国、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等相关方国内政治的剧烈变化，未来无论是在加沙停火、重启和谈，还是推进新的和平进程，都将面临巨大变数和不确定性。就此而言，《北京宣言》所提供的只是一种起点与可能，决不是最终解决方案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