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AIGC、CG动画、数字资产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纪录片制作呈现出繁盛的多元样貌，但同时也存在背离纪录片生命本质、忘记纪录片使命担当等多重乱象。在5月8日由中广联合会主办，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纪录片获奖作品分享会上，《大河之洲》《又见三星堆》《老区的“华丽一族”》《看见纪南城》《岳麓书院》《加油！新时代》等六部优秀纪录片主创代表进行了创作分享，纪录片一线工作者与业内专家学者就厘清纪录片概念，如何把握“纪实创作”与“真实再现”展开深入研讨交流，为当下纪录片的拍摄选题与路径把脉开方。
在早期影像拍摄现场，机器十分笨重，不易移动。伴随着1895年法国导演路易斯·卢米埃尔的电影《工厂大门》的诞生，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电影从此呱呱坠地。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黑白无声短片记录了法国里昂卢米埃尔工厂放工时的情景，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由此得出结论，纪录片是一切活动的影像叙事的原点，电影由此诞生、由此起步。
基于拍摄手法和拍摄重点的不同，电影创作逐渐走向两个方向：一种是以卢米埃尔兄弟为代表，在现实轴去捕捉生活现象，拍摄真实的生活；另一种是以梅里埃为代表，拍摄舞台上已经加工的虚构的生活，电影自此开始出现虚构与非虚构之分。现在通常有一个说法，认为电影都是指剧情片电影，实际上这是不完整的。在任何综合性电影节展中，应包括故事片电影、纪录片电影和动画片电影三部分，至少应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类。
“编出来的是故事片，找出来的是纪录片。”纪录片又可以分为三种流派：分别是以画面+简说形式呈现的格里尔逊模式；以德鲁为代表的观察、记录、不干涉的直接电影模式；以让·鲁什为代表的通过采访等形式介入拍摄的真实电影模式。三种模式各有优长：格里尔逊模式可以更直接地表达导演意图，直接电影模式可以更好隐藏作者，真实电影模式便于表达内心。
当下业内还存在一种误区，认为专题片和纪录片是两回事，其实并非如此。国内所说的专题片这种形式正是纪录片的格里尔逊模式。专题片是最基本的纪录片形式，当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纪录片都是用这种方式生产的。但许多对专题片的诟病，往往是源于创作者在内容上犯了主题先行、“五话”连篇的毛病，即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充斥其间，令人反感，内容上的问题不该让形式背锅，创作者需要明确，专题片是最早的纪录片形式。
当人们可以通过技术近乎完美、快速地将头脑中的想法落地，越发可以认识到，生而为人，不完美就是完美，变化就是永恒，残缺就是圆满，不尽如人意恰恰是常态，而对这样内容的捕捉，纪实创作无疑是一个重要载体。在纪实创作过程中，要特别留意细节的抓取，并通过有趣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是否有趣则取决于人物是否生动、语言是否有感染力。纪实创作与社会现实是有区别的，纪实创作不是完全地还原社会现实。正如安德烈·巴赞所提出的，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纪实同样也是现实的渐近线。如今纪实手法也呈现出多元变化，会有更多蒙太奇手法介入到纪实创作中。
相较于对现实的表现，如何介入历史是更具争议性的。最早纪录片中没有“真实再现”。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纪录片中也不会大量使用真实再现，即便用也较为含蓄，比如人物等会以剪影等形式出现，用一句歌词来比喻就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人物出场的时候是羞答答的，离开的时候也是静悄悄的，彼时会在真实再现的段落上注明“真实再现”或“情景再现”以提醒观众。时至今日，“真实再现”的人物已经从“背影”慢慢转过身来，可以面朝观众开口说话了，甚至在真实再现方面做得比剧情片都好，比如纪录片《何以中国》。关于如何使用“真实再现”，有创作者谈到自己更在意空镜叙事、并注重将有叙事化的动作置于镜头之外，从而追寻一种有别于动作真实与叙事真实的精神真实。尽管AI技术为创作者重建现场提供了很多技术便利，但需要警惕细节被所谓的技术填满，否则也可能使想象空间消失殆尽。创作者要学会依靠观众的想象力，与之一同完成历史现场的建构。
采用纪实创作还是真实再现手法，专家们认为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题材是否合适，二是成本是否足够。变化的是创作形式，不变的是真实内核。纪录片创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创作者要敢于尝试新的创作手法，推陈出新，为观众奉献更多优秀作品。但新技术的使用应该是用来辅助说明真实事件，增加片子对真实事物的表现力、表达力，而不是混淆、掩盖甚至歪曲事实。特别是在展现历史时，纪录片人不只要做一个历史的叙述者，还要有勇气和野心，秉持人民史观的视点，做一个真正历史的建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