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外科学的实践放在一边，总体来说，纯粹意义上的医学拥有真正的治疗手段，有效地治病救人的时间并不长。自从不同起源的古代医学出现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印度、中国等 )，医疗的技艺便受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影响，在魔法实践和脆弱的医学基础之间摇摆。人们始终说这时的医学基础是客观的，但实际上并不可靠。
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千年来医学的最大智慧，就表现在希波克拉底的谨慎态度上。希波克拉底的名言“首要之务便是不可伤害”便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人们并没有严格地遵守这一劝诫。直到不久之前，这一劝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医生誓言中的第二部分“deinde curare”[“
首要之务是不可伤害，然后才是治疗
”]。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到 19 世纪之前，一般来说可以把治疗概括为:
通过天然的效力，促进健康恢复。
大部分其他的干预都是不适当的(放血，服用泻药，使用泥敷剂，拔罐，各种草药)。当然，传统的医学承认某些草药或者矿物的煎剂是有效的(比如金鸡纳树皮)，但从根本上说，从地球上出现智慧人直到不久之前疾病的死亡率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们不要忘记，19世纪后半叶，伟大的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有五个孩子，其中三个幼年天折。路易十四的合法妻子生了六个孩子，只有一个活到成年，成为王太子，其子是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路易十四还有十六个或十八个私生子，这些孩子的运气要好一些，其中有六个活到了成年。总之，可以说自从史前一直到 19 世纪，人类面对疾病的处境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虽然治疗无效，但是医生们仍然没有丧失治病救人的勇气
，早期的历史不乏这样的见证。莫里哀嘲笑的那些爱卖弄的医生，继承了可以追溯到12世纪和 13 世纪大学初创时期的经院传统。从17世纪开始，这些医生的名声变得很臭，在有权势的人心目当中信誉极低。文艺复兴之后，经院派的教条开始受到质疑，人们对人体的客观认识开始发展。中世纪的维廉·哈维(WiiamHarvey)(1616年)发现血液循环,一百五十年之后的克萨维埃·比沙(XavierBichat)创立解剖病理学，都是对这一发展的诠释。
说到医学治病救人的效率得以改进的进程
，如果需要记住三个日期和三个名字的话，那我们首先可以列举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96)和路易·巴斯德;爱德华·詹纳发明了可以预防疾病的疫苗，而路易·巴斯德则发现了杀灭细菌的方法;第三个人和第三个日期是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Domagk);多马克于 1932年发现了一种橘红色的化合物“百浪多息”对老鼠的作用，成了第一种磺胺类药物。多马克的女儿感染了链球菌，他在女儿身上使用了这种化学制剂，将女儿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
巴黎第五大学的普通科医生、药剂师、牙科医生以及其他学科的同事们，对学校的渊源，现代的建筑和艺术见证当然感到十分自豪。他们从医学科学建设和成熟的缓慢过程中汲取思考的题材，为现代的争论提供解决的方法，应对现代的挑战。的确，人的身体应有何种地位，如何在进步的意愿和对人的尊重之间，在团结一致的责任以及祖先的“慈善”之间保持平衡,所有这些问题虽历久而弥新希波克拉底誓言虽然经历二十四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却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便是一个证明。
我们是祖先的知识和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想到这一点，我们会受到有力的激励，永远发展造福于病人的知识和实践，让希波克拉底的劝诫全面地成为我们济世救人的准则:
“Primum non nocere, deinde curare.
(“首要之务是不可伤害，然后才是治疗。”)
中国人的求医态度:
在求医态度方面，中国面对的挑战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在中国，除了有关资助机制的争辩，医疗人员如何应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传统文化观念也是一个问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中产阶层的崛起，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值也相应提高，这些高期望值又往往深受他们文化观念的影响，有时甚至一个家庭内每名成员的期望值也可能各有不同。我在医院时经常会遇到以下情形:当一名患者被确诊患有急性白血病后，他的父母出于焦虑、关心和保护亲人的心态，往往会央求我立刻施行化疗但不要告诉患者诊断结果、治疗方案和预后评估，并说他们会替患者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对我来说，
这种做法完全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患者知情并同意治疗方案是首要和必需的。
除了家属不让患者知道诊断结果，
中国还有另一个现象，那就是他们在获悉诊断结果后，四周的亲戚朋友都会纷纷出谋献计，劝他们去别家医院寻求治疗
。我当然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是我们应当尊重和容许患者自己做出抉择。
投诉、医闹和医暴：
暴力伤医这一问题不但经常在中国见诸报端，在国际新闻以及权威的医学期刊也有论述。我在英国行医多年没有遇到过暴力伤医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类事件。对我来说，暴力伤医可以指一个人有预谋或突发地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受害人主要是医护人员，而施暴者可能是患者，也可能是患者家属，地点则在医院范围内。根据媒体报道，这类暴力伤医事件也偶尔导致医护人员死亡。我刚到深圳工作时，的确也遭遇过一些恐吓性的言语及肢体动粗行为。
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暴力伤医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独特的智慧或深入的见解，只是在这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发生这类事件主要有几个原因:
消费主义心态、医患之间沟通不足网上信息泛滥和医疗失误。
扼制医疗系统内的红包滥用：
红包本来是流传中国许久的维系亲朋好友之间关系的优良传统。可是，任何优良的传统和习俗都可能会被滥用，特别是当牵涉大量金钱时。以下是我对滥用红包的一些看法。
私相授受的利益输送，是指一名持份者私底下直接或间接向另一名持份者提供利益，这些利益可以是隐晦的(比如升职)，可以是秘密的(比如借出车辆或赠送度假酒店住宿)，可以是无法追查的(比如邀请出席豪华晚宴)，也可以是金钱(在红包内放入大量现金)。由于这些利益是其他持份者所没有的，因此他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人置于不利的位置。至于收受利益的持份者，有时是个人，有时是一个集团。
过去，在医疗部门，利益提供者通常以隐秘的手法送红包，目的可能是希望得到一位著名专科医生的特殊优待并给予治疗也可能是尽快看到一位名医，抑或是指定某位外科医生主刀一台特别手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患者会与医生合谋，由医生在处方中加一些价格高昂的药物，再由患者在黑市转售，牟取暴利。此外，当医疗机构需要采购高价药物或昂贵设备时，负责人员亦可能会将订单给某个有利益输送关系的药厂或供货商。也就是说，这些人利用违法的
手段扭曲医疗系统规则，以换取不为人知的个人金钱利益。不过，现在这些情况已经大有改善。
我必须在这里郑重地指出，这种“以不为人知的金钱利益换取优待”的手段并非中国独有，也不是起源于中国，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古老行为，甚至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
举例来说，几百年前已经有人组织成立兄弟会或专业协会等，目的是促进同志情谊或提高行业标准。但同时，这些组织也成为攀关系、私相授受偏袒徇私的渠道，以至剥夺了那些在组织以外的人的利益。在现今的社会，这种手段叫作游说或是建立人脉网络，包括向政治人物捐款以获取政治影响力，或是要求他们做出对捐款人有利的某项决定。虽然这种做法可能是合法的，但很多时候合法和不合法只有一线之隔，而这些说客采用的手段一般十分隐蔽，甚至非常卑劣。即使在西方社会，亦有人会用间接的方法输送经济利益来获取影响力，例如向一个政党或机构捐款等。在英国，新闻媒体偶尔也会报道有人出售贵族爵位，甚至向政治人物的亲属提供非法佣金，以达成某种交易。在一些国家，这种以金钱购买影响力的做法，在选举活动期间尤其猖獗。
过度检查和过度处方：
在中国医疗服务中有一个常常被人议论的情况，那就是使用各种各样的诊断方法为患者做检查，从最基本的诊断和查工具到最尖端的技术都会用上。例如，未经证实有临床价值的基因检测，费用高昂得一般人难以负担的造影扫描，等等。有些医生有过度开处方的倾向，所开处方中的药物往往是西药加上多种诸如维生素类的保健产品。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多个，我在这里列举三个主要因素。
第一，帮助医生做出正确的诊断。
根据现代西方医学，医生为患者诊断疾病时，传统做法是先详细了解患者的病历，随即进行彻底身体检查，然后才辅以相关的诊断检测，例如验血或拍X光片等。可是到了今天，虽然上述两个(了解病历和进行身体检查)主要由医生进行的诊断步骤维持不变，但随着检测仪器的飞速发展，诊断检测跟我年轻时所见到的已截然不同，因此情况也有所改变。
第二，医生借助检查来避免医疗投诉或诉讼
。一般来说，患者及其家属很多时候都会质疑甚至挑战我们医生为什么不做某一项检验，他们提出的疑问往往来自网上的信息。今时今日，很多人都是上网高手，都精于从信息高速公路获取信息。当他们搜索到最新的分子检验可以识别高危急性白血病时，他们便会问我们医生有没有为患者做这种检验，可是在医学界这方面的信息并未得到完全证实。很多时候，网上数据的真实性在尚未得到证实之前已经被人滥用，假若这些信息还与某项投诉有关，医生所做的诊断便会受到挑战。因此，替患者做过度检查，主要反映了医生希望避免遭受投诉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亦导致医生从成本效益的实证临床医疗转向防御性医疗。
第三，这个原因争议性较大并且广受谈论，
即这些额外检查跟临床诊断没有关系或没有必要，但是可以为医院带来更多收入，特别是那些国家医疗保险不包含的检查项目。
由于这些额外检查不在国家医疗保险范围内，因此收费多少通常不受规则管理，加上这类检查一般都是由医院外派给私营公司，检查费用往往由服务供应商订定，消费者(患者)没有发言权，也没有选择。至于医生在其中则扮演中介角色，负责提出要求进行这些检查。事实上，医生扮演中介角色并无不妥，因为其职责就是根据临床情况加上各项所需检查来做出正确的诊断。可是，这样做难免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医生做得越多，便可以赚取更多收人，帮助医院达到收支平衡的预算。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我们的医生在建议患者做这些外派检查时，必须先获得患者首肯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每项检查都要记录在医院的信息技术系统，作为问责和审计之凭证。由于这些检查通常都非常昂贵，假如在没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进行，患者可以拒绝付款。
过度开处方的现象，也可以用以上原因加以解释
。由于医生处方中的药物开得越多，医院的收入也越多，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医生便会开一些廉价却完全算不上药物的产品。这些收人有助于医院平衡收支。
过度开处方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习惯性。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是认为药物必须越多越好，而不是越少越好。假如有人去看医生，看完后，医生告诉他说不需要任何治疗或药物，患者一般都会觉得得到的诊症服务并非物有所值。因为
他们认为自已付钱看病，为什么没有得到任何药物?
!事实上，人们看病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医生的专业意见，而医生的意见可能需要处方药物，也可能不需要处方药物，但是患者往往不接受这个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