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广西特聘专家，镇江市政协委员）
电视里又见那浩浩荡荡的摩托车大军，才知道又要临近过年了。一年一度春运开启的时候，就是在外辛劳了一年的农民工像钟摆一样摆回家乡方向的时候，回家总是心切切，路迢迢！费孝通先生说，中国是乡土社会，这种乡土气息最为集中的体现，恐怕就在于过年的年味了：村里有人杀猪，你就有机会吃上一顿杀猪饭，不管你家是穷还是富；年初一至十五，你就有机会在村礼堂看一场村民自导自演的大戏，不讲究水平是专业还是业余；从年初二一大早开始，你就得精心安排走亲访友，不管手上的礼物是轻还是重，也不管亲戚是远还是近。俗话说，“远亲不如紧邻”，“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因此，一到过年，邻里之间的矛盾烟消云散，亲朋之间的问候接踵而至，为的就是那份乡土之情！
可如今，年还在过着，因此家还是要回的，但是回到家中，已经很少有人招呼你吃杀猪饭了，除了围着电视，原来村里那些天才的业余演员也已不知去向，提起那些原本同宗同族的至亲，也大有骨已断筋不连的感觉。千里迢迢回到家乡，见过一年未见的老父老母，兄弟妯娌，接下来的日子大多耗费在酒桌上，牌九中，年味就像那锅忘记了添酱油的红烧肉，貌似是在过年，味道却越来越淡了。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日子好过了，物质丰富了，年味却没有了呢？有人说都怪那该死的智能手机，害得现在的人最亲密的不是乡邻，不是亲朋，而是手机，因此气呼呼地抱怨“现在大家普遍都用手机聊天”；也有人说都怪现在生活压力大，尽管大家都是外出，但一年到头有人赚钱，有人亏本，有人腰缠万贯，有人勉强糊口，彼此见面之后发现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为了保住彼此的面子，只好以沉默代替交流，过年就少了几份热闹。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肯定不是年味变化的关键，因为手机能够阻断的乡土之情是脆弱的，心系收入多寡的人际交流是势力的，这都说明人情早已淡薄。事实上，年味的变淡，是二元结构下的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城市化推进使然，这样说是基于三个理由：
首先，二元结构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造成了乡民交往的时空分割，使交往频率大大降低。
中国的社会是二元的，即存在着发达的城市工业社会和传统的农村农业社会。以前这二元的社会各自并行着，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乡土的农村乡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工作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交往甚密。一方面，农耕社会里的农业分工程度很低，完成耕作的任何环节都得自己亲自到场，花钱也买不到服务，交易的频率很低；但另一方面，个体的技能与能力，面着对浩瀚的大自然，又显得非常渺小，凡事都有请乡里近邻帮个忙搭个手的可能性，因此，每个人都不敢轻易得罪了彼此，交往的频率就变得很高。我们发现，
凡是花钱能够买到服务而使交易频率高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率就会很低，没有交往频率，当然就没有人情味了。与此相反，凡是花钱买不到服务而使交易频率很低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率就会变高，凡是要请人帮忙，一来二往，人情自然就变得浓郁起来。
记得小时候，家里分田到户，每到插秧季节，像我家这样读书人多的家庭，由于孩子在外读书，农活总是干得相对较慢，插秧要赶时令，就幸得左邻右舍的帮忙，自然地如果年关杀猪宰羊，就少不了请来邻里相亲吃个杀猪饭，表达感激之情。在乡土的农村里，人们工作与生活在时空上是统一的，因此彼此的交往是必须的，正是这种密集的交往频率，形成了彼此难以割舍的乡土之情，也正是这种浓郁的乡土之情，给年味增添了佐料，让年味浓郁清香，经久不散！然而，二元结构下的工业化城市化，是以打开城乡之间的闸口让农村人进入城市务工的方式推进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本在村落空间聚在一起的村民，现在已经各奔东西，形成了高度的时空分割，交往频率大大降低。与此同时，由于在外的收入增加弥补了农业收入的不足，大家已经不再指望来自农业的收成，因此即便遇到困难，宁可撂荒，也不再请村民帮忙（也是因为村里已经走得没有人能够帮得上忙了）。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今天的农业技术也已经与过往不可同日而语，有了收割机、抛秧技术，这些都是可供购买的服务，一旦花钱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乡民们彼此之间的需求就有了替代品，交易频率增加了，交往频率就降低了，人情的纽带就慢慢由粗变细，甚至回到乡里，很多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了，哪还有乡土人情味呢？过年也因此仅仅成为一种仪式感的存在而已。
其次，
二元结构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造成了乡民以工作替代闲暇，使过年的时间大大缩短。
年味是需要时间去打造的，在乡土的农村，一般进入腊月之后，土地里该收获的已经收获，该种植的尚未到时节，这就形成了一段很长的闲暇期。这期间大家聚在村里干啥呢？当然是筹备过年了：腌腊肉，做香肠，组建舞龙舞狮队，自导自演唱大戏，总之忙得不亦乐乎。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农业分工程度低，季节性强，因此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没有可以交易而形成的赚钱机会，就只能以闲暇来替代工作，结果就是收入少些，但自娱自乐的时间会多些，
“穷并乐着”
就是过去农村年味的一种最好表达。以我在农村的经验，那时过年一直要过到正月结束，甚至很多地方还把二月二当做龙抬头的日子，继续过年，直到大地复苏，可以下地干活，年才算结束。这么长的时间自然就造就了许多的节日，没有这些节日很难打发完这么长的日子。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闸门打开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城市里是工业社会，工业没有季节性且分工程度很高，使得每个乡民进入城市都基本能够找到一个岗位，通过劳动以换取收入。这样一来，呆在家里过年就变得昂贵起来，大家都在盘算着早回一天晚走一天该是损失多少钱。经济学里说人是理性的，而且是贪财的，在生活水平不高而又有机会得到钱财的时候，闲暇就变得相对便宜了，用闲暇换取工资收入变得很划算。所以如今在城里打工的乡民们，总是尽量推迟回家，尽早返回城市，以多换取两个铜板的收入，从而造成过年的时间大大缩短。这年一短，就啥事情也办不成：即便村里有猪可杀，招呼吃杀猪饭也找不到人；即便想排大戏，演员也还在城里上班；即便想走亲访友，也不能占用上班赚钱的时间。于是能省的就省，比如从初一到十五的村里自导自演的大戏，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我记得自己还是从村里乡民自演的《铡美案》里第一次知道陈世美的呢，现在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不能省的，比如走亲访友，是必须的人际关系，那就只能删繁就简，加之交通工具的进步，一天就可以把所有亲戚走完，只不过是形式多于内容，真的是“走”亲戚，走到为止了，以前那种住下来聊家常，在现在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形式之下的年，就像画纸上的美味，看似这么回事，本质已经完全不同！
最后，二元结构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造成了农村组织能力弱化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使交往平台缺失。
年味的泡制方法，是把许多个体的乡民，组织进村落的系统，通过不断搅拌，把各自的不同需求、不同技能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输出。因此，原子式的村民是打造不出年味的。没有那全村老少坐在一起吃杀猪饭，没有大家猫在礼堂里为自导自演的大戏齐声鼓掌呐喊，没有龙狮队到你家门口造访引得鞭炮声声，那年味就缺了一点东西。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村民组织是严密的，在南方除了村组织，还有宗族组织，大家平时因为交往频率高，就会想办法在村里专门为这经常的交往建起礼堂、议事厅等公共设施。这些设施平时议事，过年用作娱乐集中的场所，使用效率较高，不浪费。那当然也是因为平日里乡民们相互之间联系多，需要在一起讨论的事情也多的缘故。二元结构之下的工业化城市化推进，使村民各自以原子方式走进城市，原来的聚变成了现在的散，人散事也就跟着散，没有了事，公共设施也就派不上用场，也就没有人会去在意它。当然也是因为村民们之间平日里没有多少事情是相互联接的，没有事情需要处理，组织也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也就越来越涣散。一个涣散了的组织，在年关时要把大家聚起来，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现在回到农村看看，在许多没有什么公共资源可以掌控的地方，连村长都选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愿意干。在另外一些地方有人愿意当村干部，也主要是因为可以掌控资源获取额外收益，真正能够聚起村民干事业的村组织，较之以前是少之又少。村庄在原来是村民们日常赖以生存的组织单位，离开村庄就会没有身份从而失去收益，现在土地分了，有能力的人走进了城市，村民与村组织的利益连接少了，集体经济基本消失，组织的功能自然地退化。没有了组织者，也没有了公共品平台，活动自然就少，没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年味自然就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