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上述事实，绝非是要推卸责任，而是不敢贪天之功，我不仅接受前辈学人的判断，而且进一步推定拟折的日期，同时也对该折是否实际上奏倾向于否定。讨论此事，应当清晰分别拟奏、上奏以及公之于众等几个时间点，如果相互牵扯，就难免愈理愈纷。侯先生对此不无混淆，使得所讨论的问题出现诸多纠结，既无法贯通所有的材料与事实，也容易产生似是而非的推断。
拙文就奏折是否袁世凯与诸国务大臣联衔会奏的问题有所讨论，旨在说明由于形势变换，当时并未正式上奏。“定大计与决大计两份奏折应是先后拟定，定大计折在前，决大计折紧接其后，前者旨在解决被迫承认共和后必须面对的清帝下台问题。由于民军和谈代表突然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实际上奏并公布的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但是，虽然《请速定大计折》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也没有束之高阁，由于袁世凯已经就此与阁僚及部分亲贵暗中通气协商，并进而试探帝后的态度，可以作为应急权通的选项以备不虞。后来果然在国民会议受阻的情况下被重新提出，发生作用。”（2017年第6期，第8页）这样重要的国事奏折，如果已经正式上奏，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况且过了相应的时间点，该折就不能也没有必要上奏了。
侯先生引用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袁世凯“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按：1912年1月16日）”（2018年第6期，第108页）溥仪的回忆不足据，所谓原奏，应当就是张国淦提供或《大公报》公布的文本。这份奏稿后来的确被利用来逼迫亲贵同意清帝退位，但是拟稿的时间是在1911年12月底。同时被再度利用的还有一份《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侯先生说如果没有上奏，《大公报》披露的奏折从何而来，事情很简单，即从袁世凯方面得来。
侯先生认定该折已经上奏，是因为他判定时间在1912年1月16日。仅仅从上奏的角度，虽然牵强，尚有一定的讨论空间，但要进而认定奏折写于1月中旬，就很难成立。侯先生质疑拙文的主要论据，都出自《请速定大计折》的文本，只是解读全然不同。所提出的两条“至为关键的陈述”，一是开头一段“奏为和议难期，请速定大计以息兵祸而顺民情，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二是第二段“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二者相较，如果说关键陈述之一还属于辨证，那么关键陈述之二就是其心中的铁证。所以在批评我未仔细推敲引文之后，侯先生这样表达其意见：“事实上此处所云‘两月以来’，即袁世凯组阁后的两个月，明白无误地叙明了此折上奏的具体时间。袁世凯组阁在1911年11月16日，‘两月以来’恰恰是1912年1月16日，他与国务大臣就是在这一天上奏的。袁世凯与国务大臣都是头脑清醒的人，绝不会将组阁‘两月以来’的日期算错。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大公报》按语所云并非事实，1911年‘12月25、26日间’上奏之说亦难以成立了。”（2018年第6期，第108页）
乍看到这段文字，我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除去一再混淆拟折与上奏的时间点外，问题不在于袁世凯等人头脑清醒与否，而是中国人对于数字概念的日常表示，不一定非要计算精准。这不是一个非常学术性同时又不能完全超越学术认知的常识问题。
要破解侯先生心中的铁证，并非难事，拙文有一项重要旁证：“《请速定大计折》刊布五天前即1912年1月19日，《神州日报》刊登了一封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被媒体称为‘清廷实行逊位之先声’，函谓：
近因武昌乱起，不两月间，糜烂者已十余省。朝廷不得已而用兵，虽南克汉阳，西收晋鲁，然战域范围过广，而府库空虚，军需莫出，行政经费罗掘殆尽，用是停战媾和，特派唐、杨二大臣等前往沪上。帝德如天，为民请命，凡我臣民，莫不感泣。乃屡接唐大臣等电称，民军之意，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期限已满，复展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若一旦所议无成，危亡等于呼吸，常此迁延，前敌哗变堪虞，东西友邦，必有干涉。朝廷不私君位，公诸庶民，前已允监国摄政王退位归藩，时局所逼，迫于眉睫，若上法尧舜，实行禅让，则皇室尊荣，迈伦千古，迥非列朝亡国可比。自此旗汉同风，共建强国，凌欧逾美，指日可待。惟八旗兵丁，素鲜生计，经此政治更革之秋，恐有误会，务望贵衙门晓以大义，切宜镇静，必能妥筹生计，不可妄听谣言，致误前途，是所企盼，特此奉告，伏惟亮察。
与《请速定大计折》相比较，这封信同样应写于1911年12月底，属于旧文新刊，其目的也是公开披露清廷早就暗中谈判以退位换取优待的密谋，瓦解亲贵和将领的反对阻力，促使清帝退位尽快兑现。”（2017年第6期，第21—22页）
之所以重新引述这段史料以及原来的解读，是因为后续研究证明当时的推断不误。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王庆帅在1912年1月3日《正宗爱国报》第4版“本京新闻”里，找到了目前所见该函的最早版本。他还根据苏舆的《辛亥溅泪集》，发现其所标注日期为“十一月初七日”，即1911年12月26日。 据苏舆说：“此函由各报宣载，闻实未发。”
这封公函与《请速定大计折》的意思大抵相同，可以说是后者的压缩或精简版。由此可以证明四点：一、袁世凯内阁在1911年12月底以前，的确已经动议清帝逊位，奏折和公函即其载体。二、公函和奏折当出自同一作者之手，或经过同一人改定。作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至少要过目、修订并表示首肯。三、公函和奏折的具体拟定日期，应为1911年12月26日。四、公函的“不两月间”与奏折的“两月以来”，大同小异，都是表示一月有余的意思。
上述事实，使得另一条关键性陈述的辨证不攻自破。有关南北和议以及台前幕后种种博弈的详细过程，可以参见新出专书《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侯先生误判的症结，在于他认为：“实际情况表明，在12月27日以前，议和刚刚正式开始，双方谈得非常顺利，停战展期，没有战事，袁世凯与清廷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召开国民大会，根本不存在‘和议难期’和‘兵祸’的问题。”并进而论证：“‘和议难期’和‘兵祸’系指1912年1月上半月的形势，而非1911年12月25、26日间的形势。由此可证上奏的时间应为1912年1月13日以后。”（2018年第6期，第106—107页）
确定重判时间，上述质疑很容易解释，所谓“和议难期”，是因为民军代表一开始就宣布以实现共和为谈判前提，除非清帝退位，否则无法达成和议。这也是袁世凯不得不动议清帝退位的根由。而“兵祸”则是因为停战期限将至，能否展期或展期之后双方能否妥协，毫无把握。一旦战事重开，势必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侯先生开头一错，后面难免看朱成碧。否则，即使如商榷文所说，《请速定大计折》开头只是对派唐绍仪等南下议和原因的追述，何以通篇只字不提后来形势的种种翻云覆雨，反而要后来人煞费苦心地予以补述？既然是奏请清帝退位的头等大事，论及半月以前的前因铺陈不少，对于半月以来最重要的理据却含糊其辞，甚至略而不论，不仅有违常理，对于文笔老道的袁世凯而言，更是匪夷所思。况且“现期已满”之说，显然是指正在发生之事，很难以追述前因加以解释。
王国维说，证据不在多，只要打不破。《请速定大计折》的文本本来清晰易懂，只要按照人之常情解读文本，排比史料史事，即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前人之所以误判，主要是因为张国淦提供了错误的时间，造成假象，加之事出隐秘，以及稍后袁世凯等人故布迷阵，前后左右的材料和史事才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