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志愿者虽然是外来概念，事实上却一直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助人为乐、不图回报的仁人志士，自古史不绝书。战国末期齐国人鲁仲连，帮助赵国解除了秦兵的围困，但拒受千金之谢，他一语道出了志愿者的本质：“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简单概括就是：助人解困，不取报酬。
1990年，有这样一位“士”把旨在为患有唇腭裂及其他头面部畸形的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的“微笑行动”带到中国，开始了最美的里程。他就是韩凯。
27年以来，在韩凯的感召下，一批批医疗专家和医护人员成为专业志愿者，跟随他一起组成流动医疗队，开赴西部、边陲、以及被人们遗忘了的城市和村庄。一代代企业家和爱心人士，拿出真金白银，为“母亲微笑行动”提供必不可少的动力。越来越多热爱公益事业的城乡中产阶级、都市白领、青年学生加入到“母亲微笑行动”中来，成为非医疗志愿者，为这项长期持久的公益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究竟是什么力量吸引大家来做志愿者？答案是善念。
古丽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五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2006年开始，她就参加中国“微笑行动”，跟同事走遍了南疆，去筛查唇腭裂患者。十一年过去了，她的名字被很多唇腭裂患者记住。
由于唇腭裂患者需要序列治疗，古丽医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努力让那些孩子，得到最经济实惠的后续治疗。她会跟踪一个患者十多年，给他找最便宜的甚至免费的方案。
唇腭裂患者最关键的是语音训练，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在国内尚属前沿。而古丽医生， 自己无师自通，琢磨出了一套维吾尔语的语音训练办法，经过多年实践下来，效果显著。
有一个患者今年已经19岁了，在古丽这么多年的后续治疗下，他不但说话已经正常了，牙齿也整好了，啃个羊肉，吃个烤馕，都不是问题。
古丽医生说：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是相信福报。如果我们做了坏事，老天爷会谴责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的德行也是给孩子看的。
质朴，有爱，懂得敬畏，为病人力所能及谋福利，古丽医生就是全体医疗志愿者的代表。
卓玛是中国“微笑行动”在青海玉树的联络人。为了让高原牧区更多的唇腭裂患者们得到这个福音，她使用了最原始却也最有效的传播手段：发动志愿者利用庙会、学校放学等人群聚集的机会，发送“微笑行动”的宣传单。她不怨天、不尤人，把个人的遭际看得像高原上的草青草枯、花开花落一样自然。
卓玛负责把患者护送到手术室，她用恳切的话语和温和的微笑，安慰着焦虑的患儿和家属。只有亲身经过了伤病折磨的人，才能护送患者经过黑暗的幽谷，抵达可安歇的水边。
在母亲“微笑行动”志愿者当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无忧无虑的面容，他们来到这里，并没有带着过去沉重的历史，也不是为了来寻找救赎。是纯良的本性向他们发出召唤，来分担唇腭裂患儿们的痛苦。在帮助这些患儿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单纯的快乐，这快乐如同那些在沙滩上堆着城堡的儿童。
不止一位志愿者坦言，做公益会上瘾。这种瘾就是一种把个体融入集体的渴望吧。它让我们每个人不再是孤岛，也让丧钟不再为孤单的个体而鸣。
当然也有人对志愿者们说三道四。我看到的一个最常见的论调，就是志愿者有所图，“动机不纯”，“有人参加志愿者是为了扩大交际，有人是为了多认识人，也有人是顺道旅游，甚至不排除有人为了泡妞。”
这样的论调一点也不新奇。在中国发生地震的时候，就曾经有人质疑“好心”的志愿者，指责他们的“无序、帮倒忙、办坏事”等等。
对于说这些话的人，我想借用一出英国戏剧中的台词来回敬。在英国国家剧院表演的《天窗》中，女主角，一位在伦敦贫困社区教书的教师，对向她指手画脚的商人，发出了怒吼：
我厌倦了这些老生常谈。我厌倦了这些右翼混球。我们自己是连动动手指都不肯，就知道躲在办公室和银行里，坐在议会里，在报纸上对我们指手画脚，怀疑我们动机，质疑我们的判断力。可是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把比他们工作更辛苦的人踩在脚下，以保持自己的好感觉。
在这个国家，你只要提到“社工”、“志愿者”、“义务咨询师”，就会有人皱眉头。你知道社工做什么吗？每天每夜，他们在清理这个社会的下水道。他们在搬运这个社会的垃圾。他们在做别人不去做，也不愿意去做的事。但是我们可曾为此感激过他们吗？没有，不但不感激，反而用已经烂透的良心对着社工们指指点点：“如果？”“如果我做这个工作，那么当然……”“如果换了我……。好吧，我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