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柯象峰与20世纪中国社会学
——《柯象峰文集》编者序
陆 远
在20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柯象峰（1900～1983）是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和地位的学者。尽管柯象峰留下的学术论著篇幅不多，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亦少（杨雅彬，2001：581～596；庞绍堂，2005；吴敏，2005；张越，2014；钟荣帆，2015），但他的治学经历、学术成果与心路历程具有丰富的学术史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他一系列的学术论著中，特别是两部代表性著作《中国人口问题》（1934）和《中国贫穷问题》（1935）上——前者是20世纪上半叶介绍人口理论与资料最全面翔实的著作之一，后者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贫穷问题的专著”（杨雅彬，2001：582）。这种价值也体现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柯象峰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的组织、建设和学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上。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柯象峰的学术生涯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下观照和解读，不难发现其留学经历与学术背景、学术方向的转向、社会角色与学术旨趣的内在关联等诸多问题，都颇具学术史反思价值。而他的一生正可以看作20世纪中国社会学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
一
1900年11月11日，柯象峰出生于安徽贵池县城西门一户中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是当地县衙文书，父亲有过秀才的功名，民国以后担任当地小学教员。在家乡接受了旧式传统教育后，1913年，柯象峰前往距离家乡最近的近代都市南京继续求学。因为家庭清贫，他选择进入设有高额助学金的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大”）附中就读。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柯象峰的早年经历，与中国社会学史上另一位著名学者吴景超（1901～1967）极其相似。两位早期中国社会学家“生命史标本”的学术价值在于，一方面，从教育史的角度揭示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西潮冲击下的“现代化”路径，另一方面，体现了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教育体系转型过程中的影响（Zen Sun，1986；卢茨，1988）——从下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柯象峰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因素。
进入中学后不久，柯象峰与吴景超的求学轨迹开始发生变化——吴景超在入学的第二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北京继续完成中学教育，随即于1923年赴美，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而柯象峰因为身为长子家累甚重，在金大附中毕业后，考入金大经济系——主要原因正是经济系课程安排相对轻松，有余暇打工赚取学费（柯宁美，2005：60）。大学二年级开始，柯象峰把年仅10岁的二弟柯象寅（1911～1998）接到身边，以半工半读的薪水支付两人的开支。1924年，柯象峰毕业后留校，成为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位助教（金陵大学，1948：20）。这年暑假，柯象峰回乡，在乡绅崔国因家担任西席，因此与崔氏孙女崔靖华结婚，并获得崔家财力支持，于1927年赴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经济学”博士学位（柯宁美，2005：8）。
20世纪20年代的里昂大学，是巴黎之外的学术重镇，也是除巴黎大学之外第一个设立中文讲座的法国高等学府（刘厚，1981：392）。在柯象峰之前，中国早期社会学者张竞生（1888～1970）、许德珩（1890～1990）等都曾在此求学。就在柯象峰抵达法国前，里昂中法大学（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开办，成为留法中国学生的主要聚集地。柯象峰携妻挈女，生活安定，他在里昂的公寓一度成为当地中国留学生聚会的中心（柯宁美，2005：15）。当时，在里昂有好几位攻读社会学的同道，如萧子昇（1894～1979）、崔载阳（1902～1991）等，柯象峰与杨堃（1901～1997）交往甚多，1929年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会”（中国社会科学会，1930：64～66）。此后不久，这个研究组织活动重心转移到上海，蔡元培曾专门表彰其“注重于书报译述，谋增进民众社会常识”的成绩（蔡元培，1988：86）。1929年，柯象峰完成了题为《中国的生产、信贷与交易组织（1894-1914）》（L’Organisation de la production，du crédit et de l’échange en Chine de 1894 à 1914）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转赴伦敦大学进修。半年后，柯象峰带着妻女，自巴黎启程，取道欧亚铁路，经德国、苏联等地回国。此前，他已接到母校金陵大学的聘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此时的系主任，正是柯象峰的安徽同乡、金中校友，先期自美回国的芝加哥大学博士吴景超。不久，吴景超北上赴清华大学任职，临行前推荐柯象峰接任系主任一职。此后的五六年，是柯象峰学术生涯中最安逸的一段时光——他住进了新建的小桃园联排别墅（金陵大学，1948：20；柯宁美，2005：68），并在这里完成了两部代表著作——《中国人口问题》和《中国贫穷问题》（柯象峰，1934、1935），两部书的版税足以使他在南京城内购置宅基地造屋（柯宁美，2005：90～93）；他组织师生完成多项社会学调查和社会服务工作；在他的设计和安排下，抗战前金大社会学系的课程安排与教学体系已相当完备（金陵大学秘书处，1933：196～199），在中国社会学社第六届年会上，柯象峰被选为副理事（即副会长）（孙本文，2012：327）。
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沪宁震动。11月18日，金大宣布停课，西迁成都。慌乱之中，教育部无法妥善安排搬迁事宜，主要靠师生自谋办法，此时柯象峰兼任学校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常委，是搬迁工作负责人之一，数月流离的艰险辛苦，可以从柯象峰长女柯宁美多年后的回忆中略窥一二（柯宁美，2005：102～112）。
1938年3月，金大在成都华西坝正式复课。鉴于战时实际需要，社会学系划分为五组：普通社会学组、都市社会学组、乡村社会学组、边疆社会学组、社会福利行政组。抗战期间，在柯象峰的擘划之下，金大社会学系在日常教学科研以外，把更多精力投注于满足战时大后方实际社会需求之中。对柯象峰本人，在日常教学和社会实地调查之外，他的社会角色与学术旨趣也因战争而开始发生变化。
一方面，此时的柯象峰开始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学界的活动，从单纯的学者逐渐成为战时后方重要的学术组织者、评论人与活动家。鉴于战争形势，根据1939年全国基督教教会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的安排，金大与另外三所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联合办学，“虽分四校，实则合作为一”。柯象峰与四校聚集的社会学者如徐益棠（189～1953）、蒋旨昂（1911～1970）、龙冠海（1906～1983）、姜蕴刚（1900～1982）、胡鉴民（1896～1966）等彼此切磋学术，可以视作一个小型的学术共同体。从1940年开始，柯象峰陆续担任国立编译馆社会学科专门名词编订委员会审订委员、社会部“社会学设计委员”、中国社会学社第七届理事会正理事（即会长）等职，还一度应邀筹备组建战后社会建设委员会（金陵大学文学院，1943：21；孙本文，2012：326～327；黄炎培，2008(8)：164）。
另一方面，正如下文将详细阐述的，除原有的人口与贫苦问题研究专长之外，柯象峰此时又根据战时“边疆学”的新兴研究趋势，开拓了边疆民族研究的新领域，留下了一批学术遗产。
抗战胜利后，金大回迁南京，柯象峰的学术涯迎来了又一个短暂的“春天”。1947年9月底，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和国民政府社会部的委托，柯象峰赴英国考察社会行政与福利事业，为期三个月，这是他自1930年毕业回国后首度出国访学。当年年底，柯象峰又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讲学（Editors，1948：159），还代表中国社会学家出席了国际社会学会（ISA）成立之初的几次会议（Platt，1998），同时以“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特别顾问”的身份联络美国人口研究机构安排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事宜（柯象峰，1948：53，包惠僧，1948：54）。
在美国讲学的半年期间，柯象峰获聘普林斯顿大学的固定教职，后帮助两个女儿申请到了攻读学位的奖学金（柯宁美，2005：167），不料国内局势骤变，他辞去教职，于1948年底回到金大，五个月后，南京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高校的主要工作是强化政治教育，金大自不例外。尽管当时社会学系因为属于“方针及观点有待转变与明确而必需整编教材之系科”，已经暂停招生，但柯象峰作为旧金大的知名教授，开始时仍受到礼遇，还被选为政治教学委员会委员。然而政治形势变化之快令人始料不及，1951年元旦刚过，柯象峰被通知参加金大土改学习工作，在此后近一年时间里，柯象峰参加了高强度的土改运动（柯象峰，1952）。随后的1952年，社会学学科在全国范围内被取消，他本人也被作为金大三个“反动教授”典型受到批判。
此后的20余年，像绝大多数他的同道一样，柯象峰被迫远离了社会学研究，在南京大学外语系任教。直到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柯象峰与原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言心哲（1898～1984）一道，作为20世纪上半叶南方社会学界硕果仅存的代表，参加了重建过程中一系列工作。在耄耋之年，他幸运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学在沉寂1/4个世纪之后的复苏。
1983年10月23日，柯象峰在南京大学二号新村家中逝世。
二
人口问题是20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因而也成为中国社会学主要关注的领域之一。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就此发表了大量论著译述，中国社会学社一本正式出版的年会论文集，关注的核心就是人口问题。50年代中期，一批社会学者试图恢复已被迫取消的社会学学科时，也是通过强调社会学在人口问题研究方面的价值而寻求学科恢复的合法性（费孝通等，1980）。到70年代末，重建社会学的历程，依然以对人口问题研究的复兴作为先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9）。
作为一个学者的个案，柯象峰的学术生涯，几乎与上述脉络同步。1934年，他完成的第一部专著就是《中国人口问题》，也是20世纪上半叶，对人口问题论述最全面、数据和资料最丰富的著作之一。到1956年，费孝通还一度设想调柯氏北上，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专门进行人口问题的研究（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而柯象峰晚年公开发表的最后几篇文章，也都涉及人口问题研究（柯象峰，1979，1981，1982a），可以说，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贯穿柯象峰学术生涯的始终，而他此后关于贫穷问题和社会救济问题的研究，也是从人口问题衍生出去的，因此，“人口-贫穷-救济”构成了柯象峰学术思想的一条主线。
尽管中国自古对人口增减的关注就不乏其人（柯象峰，1934：44～45），但学术界开始认真思考和热烈讨论人口问题，主要是从20世纪初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传入开始的（柯象峰，1934：41）。核心议题有两个，首先，对中国人口状况的基本评价，即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其次，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途径有哪些。
与同时期其他许多关注人口问题的学者不同，柯象峰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观照，首先是自觉地在世界人口变迁的大格局下进行的（柯象峰，1934a，1934b，1934c）。他认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一是人口分布不均，二是生活资料分布不均，三是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问题突出，四是出生率分布不均，五是优生问题，六是极端都市化问题，七是进入20世纪依旧严重的殖民主义对人口问题的影响。
针对以上问题，柯象峰提出了“适中人口”的概念，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目标。所谓“适中人口”，指的是“在某种自然资源及存在某种生产制度或社会及经济的组织下，能使每一个人口均能获得充量的经济收入或经济物的人口数量”（柯象峰，1934c：417）。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四条路径：世界人口分布合理化、各国产业分布合理化、各国人口增加合理化以及优生的法制化与合理化。
在柯象峰看来，最令人担忧的是人口已经过庶，但因为文化落后，对此浑然不觉，因此，他特别强调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在于改进文化。上述四条路径，实际上都以文化进步为基础。正因为如此，孙本文对柯象峰人口问题研究给予高度评价，“自来人口论者大抵不出马尔萨斯之窠臼，注重纯粹生物的与经济的因果之探讨……而人口问题之重心，在文化而不再人口与食品……故研究吾国人口问题者，其注重之点应在如何改进文化环境。……柯象峰教授此书，其所持论，大率近是”（柯象峰，1934c：1）。
从本国人口问题出发，将其置于宽广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讨论，将其视作社会大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加以考察，并以世界性的眼光来寻求解决之道，即使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也不失为一种先进的研究理路（庞绍堂，2005：165）。
人口问题之严重性，集中于贫困问题的产生。柯象峰随即将其对民生的关注转向贫困问题。贫困问题虽乃人口问题的直接后果，但其成因则具有多重性。所以贫困问题并非某一单纯因子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柯象峰认为中国贫穷问题成因有三方面：其一，地理因子即地理环境因素，包括人均耕地面积不足，矿藏资源不丰，森林资源荒废，气温在地域、时间上分布不均匀，旱灾水灾频仍等。其二，生物因子，指生物环境的弱点，包括蝗灾频仍、各种病虫害多发，恶化了农业生产环境；各种疾病频发、流行，恶化了人的生存环境；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及设施又极度落后，两者交相作用，导致恶性循环。其三，人口过庶。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百年来人均寿命不足35岁。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还追求多子多生，又是一种交相作用，导致恶性循环（庞绍堂，2005：166）。
柯象峰为防治贫穷指明的途径，其一为预防，包括改善自然环境与改善社会环境。其二为发展社会救济事业。预防乃治本，但须假以时日；救济为治标，可立竿见影。诸多贫穷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因此救济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以预防做基础，行救济之实践，二者齐头并进，标本兼治，贫穷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柯象峰先生立足于社会实际，对中国社会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救济范围、对象，并对之做了科学分类，研习了发达国家的各种社会救济模式，还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必须由政府和社会共同进行、共同发展，才能趋于完善，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救济的功能，才能推动中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之道。他还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措施与对策建议，包括树立正确观念、筹措资金制度、培养专业人才等，完整地架构了当时条件下中国救济事业的理论与实践及制度框架。
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客观上为中国民族学发展提供了契机，对柯象峰及其所在的金陵大学而言，这种契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战争的危机使西部边疆对新兴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各级政府主导或资助的各种实地考察为边疆民族研究的兴盛提供了动力。第二，战时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西迁，为学者实地考察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如上文所说，战时五大学在成都联合办学，当时居住在此处的民族学家最集中，学术活动最活跃，客观上使成都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学的中心之一（王建民，1997：218）。第三个方面来自金陵大学的教会背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华基督教会的发展经历了重心从沿海通商口岸转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在抗战中体现为基督教会倡导的边疆服务，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对金陵大学边疆民族研究的持续深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杨天宏，201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后，柯象峰的学术重心发生变化，从社会学转向民族学，特别关注对西康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
从1938年开始，柯象峰连续三年深入藏、彝两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金陵大学文学院，1943：13～14）。1938年8月至10月，柯氏偕徐益棠等前往甘孜、炉霍、道孚、泰宁、康定、泸定、汉源、雅安等地，对当地藏民生活进行了历时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沿途搜集文物标本52件，拍摄照片283张。事后柯、徐二人分别发表了长篇旅行日记（柯象峰，1941b；徐益棠，1940），柯象峰还撰写专著对西康社会进行了全景扫描（柯象峰，1940a）。1939年11月，柯氏带领学生赴峨边县对彝族社会生活概况进行初步调查，所采用的方法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1940年7月至11月，柯氏再赴雷波、马边、峨眉、屏山各县彝族聚居区进行考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有关边区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报告（柯象峰，1940b）。1941年，柯象峰陆续参加了边疆学会、边政学会等机构的活动（顾颉刚，2007：638）。1942年，由金大社会学系主办的《边疆研究通讯》创刊，柯象峰专门撰写了“发刊辞”（柯象峰，1942）。
抗战结束，金大回迁南京，柯象峰依然与一批民族学家保持密切往来，1947年启程赴英国前夕，他专门邀李安宅（1900～1985）、徐益棠、凌纯声、卫惠林、马长寿（1907～1971）、韩儒林（1903～1083）等民族学家聚谈（顾颉刚，2007：90）。1948年在美讲学期间，柯象峰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上发表了有关彝族婚俗的论文（ko，1949），还发表了书评，对长期在西南彝族聚居区进行传教和研究的传教士海恒博（A.J. Broomhall，1911～1994）有关黑彝研究的专著进行点评（Ko，1948）。
综合而言，柯象峰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藏族研究方面，概述了西康地区的历史、地理、人口、种族、社会、文化等变迁状况，同时以游记形式生动白描了20世纪30年代西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形（柯象峰，1940a，1941b）。特别是从人口、家庭领域入手，柯象峰详细分析了西康居民人口分布、结构、迁徙和变迁过程，认为虽然西康地区人口密度低，且有出生率低、死亡率高、结构不合理、受教育程度低等弱点，但“决非如吾人想象为一弱小民族”，而是自有其优秀品质，所谓“人生如演戏，地境如舞台布景，人口如演剧人才”，戏剧表演的成功与否，要看舞台与演剧者的协同配合。这种生动譬喻，似乎与十多年后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Goffman，1922-1982）提出的“拟剧理论”遥相呼应（柯象峰，1940a：55～57）。对西康地区在性与婚姻方面迥异于内地的风俗（如普遍存在的未婚先孕、一妻多夫现象），柯象峰也认为根源在于经济背景，“若谓此为自然现象，或批评其淫乱，则系皮相之谈也”（柯象峰，1940a：62）。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波诡云谲的变化，无论沿海都市地区，抑或偏远民族地区，都不同程度上卷入时代变动的洪流之中。通过研究柯象峰对西康地区的考察，可以从中洞悉时代变局与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在西方探险家的刺激和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下，西南边疆才逐步进入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野，建设边疆的愿景才逐步得以实现。同时，柯象峰结合早年留学法国的学术经历，将西方社会学理论应用于西康实地考察，通过交谈、摄影、调查问卷、收集民俗文物及查阅档案资料等方式丰富了考察内容，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风气与进程（钟荣帆，2015）。
第三，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和改善藏、彝少数民族边疆治理的策略建议。对于西康藏区，柯象峰拟定了一份详尽的“西康经济政策刍议”，提出“因俗为治”、“因时因地制宜”和“执简驭繁”的社会治理原则，制定了西康地方的“土地政策大纲”、“贸易政策大纲”以及生产、教育、殖民等政策大纲（柯象峰，1940a）。对于凉山彝区，柯象峰则通过对西康省立马边小学的个案考察，总结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在教材、师资、经费、生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边区教育不能采取寻常办理教育的方式（柯象峰，1940b）。
第四，在实地考察与经验研究基础上，对边疆研究进行了整体擘划。在柯象峰看来，系统的边疆研究应当结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类型学者共同参加，其中“人文重于自然”，而担任主角的则应该是民族学家与社会学家。因为所谓边疆研究，重点还是从了解边疆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入手，进而对其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变迁形态做出深切了解，最终寻求边疆问题的解决之道。他参考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出版的《人类学札记及询问要览》、耶鲁大学的《文化资料大纲》以及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文化论》，拟定了详尽的少数民族文化模式研究内容体系（柯象峰，1941a）。这篇文章此后经常被征引，成为对边疆研究进行宏观述论的代表作，被视作介绍20世纪上半叶边疆少数民族研究方法的经典文献之一。
四
由于种种原因，除了1989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和2009年大象出版社“民国史料丛刊”分别收录柯象峰先生的《现代人口问题》和《西康社会之鸟瞰》（均为影印本）之外，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尚未出版过柯象峰先生著作的排印本。
作为原中央大学社会学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余绪的继承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自2012年就在院长周晓虹教授的倡议下，启动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老社会学家著作整理工作，先后出版十卷本《孙本文文集》和一卷本《乔启明文选》，这本《柯象峰文集》也属其中之一，收录了目前能找到的柯象峰先生大部分单篇论文，并选择收录了柯先生三本主要著作《现代人口问题》、《中国贫穷问题》和《社会救济》中的核心章节。其他未收录的文章，统一在书后的“柯象峰著作年表”中存目。
在文稿整理过程中，编者始终得到柯象峰先生的女儿柯宁美老师、女婿潘君拯教授和外孙女潘永欣女士的关心和帮助。最令我抱憾终身的，由于本人的拖沓，柯宁美老师生前未能亲眼见到本书的正式出版。谨以本书作为心香一瓣，献给柯象峰先生父女，向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傲人风骨和家国情怀，致以深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