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早已习惯了灰蒙蒙的天气，罕见的环境灾难并未立即在市民中产生大恐慌或戏剧感。几周后人们才发现，城里棺材脱销，鲜花断货，伦敦人的死亡率是平时的3到4倍。此后为抵御极端雾霾天气，煤灰蔽日的伦敦用了30年，烟雾弥漫的洛杉矶用了60年。
文 / 杜祎洁
做了六十年殡葬员的斯坦·克里布(Stan Cribb)只停下过两次送葬火车。一次是纳粹的战斗机在他周围丢下炸弹时，一次就是在1952年的烟雾中。3万名伦敦居民死于德军的闪电空袭，而近年的研究表明，伦敦烟雾事件造成了逾1.2万人死亡。
斯坦·克里布始终记得他看过的第一缕灰色颗粒物，在空中打着旋儿，就像汽车轮胎着了火。那是1952年12月5日，窗外寂静无风，家家户户烟囱里的煤烟与天然的雾气融为一体，在气温骤降的湿冷冬日，更多的煤炭被人们点燃。入夜之后，雾变得愈发厚重，能见度下降到只有几米。
12月7日这天，能见度只有一英尺。
空无一人的轿车被三三两两遗弃在街头，原本正午演出的音乐会因为漫天黑暗不得不取消。浓烟在大英博物馆层层书架上弥漫开来，甚至穿透了人们衣物的针脚，染黑了内衣。银白色的圣诞节饰品变得污浊不堪。煤尘飘进了萨德勒威尔斯剧院，歌剧《茶花女》在第一幕之后因为观众看不见舞台被迫停演，电影院里的观众也看不清银幕。路面上的公交和出租车都罢了工，救护车在白天需要警察手擎火把引路。街道这边的人看不见对面，在伦敦东部的道格斯岛，人们甚至看不见自己的脚。
家长被建议让孩子们待在家里，因为他们很可能在烟雾弥漫的街头走丢。盗贼和土匪大行其道，制造了逾100起打砸抢事件。
但真正能夺人性命的，是空气中煤炭燃烧产生的粉尘和二氧化硫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浓度。
从中世纪开始，伦敦城里就堆满了海运来的煤山，几个世纪以来都具有世界上最高的煤炉密度。
大烟雾期间，伦敦的烟囱每天向空中排放的污染物总计包括1000吨烟尘颗粒、2000吨二氧化碳、140吨盐酸和14吨氟化合物。还有370吨二氧化硫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800吨硫酸。
最早死亡的是史密斯菲尔德表演秀(当地著名的牲畜和农用机械展览)上参展的牛，350头牛中有52头严重中毒，14头奄奄一息，1头当场毙命。在烟雾中病倒的人们因为
嗜烟和
长期暴露在污染下，肺部非常脆弱，空气里的颗粒污染物和硫酸引发了大规模感染，死者实质上是窒息而亡。
这场举世罕见的极端雾霾天气持续了5天，成为人们口中的“1952大烟雾”(The Great Smog of 1952)、“大浓烟”(The Big Smoke)。
烟雾事件后的第二年初冬，“豌豆汤”似的浑浊烟雾再度飘荡在伦敦街头，伦敦当地医疗委员会的6000名医生强烈建议人们花六便士硬币，买块纱布，折叠成一个六层的口罩，利用网眼和呼出的热气阻隔煤尘和有害物质。
这一建议得到了伦敦医疗协会的支持。两天后，很多药店的纱布都售罄了。伦敦西部上流住宅区的女帽贩子急忙开发出一条新产品线：薄纱、天鹅绒和雪纺制作的吸霾口罩“smoggles”。在托特纳姆法庭地铁站外的晦暗中，24岁的货物运输工丹尼斯(Dennis Michaels)戴上了纱布面罩，三两路人瞪着他笑了，一个人冲他喊道，“医生，手术情况怎么样啊?” 十五分钟后，觉得自己是异类的他羞赧地拿下了面罩。
伦敦居民早已习惯了灰蒙蒙的天气，这场罕见的环境灾难并未立即在市民中产生大的恐慌或者戏剧感。过了几周后伦敦人才发现，城里的棺材脱销，花店的鲜花断货，这段极端天气期间的死亡率是平时的3到4倍。很多人因此患上肺炎、支气管炎、肺结核和心脏衰竭。
“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雾都孤儿》中对19世纪工业城市伦敦的这段描绘，在Netflix的史诗新剧《王冠》中也能觅得踪影，整个第四集，伦敦笼罩在煤烟密布的黑暗之中。
这片源自罗马时代的浓雾营造了犯罪小说桥段里浪漫诡谲的氛围：《福尔摩斯》里夜行的莫瑞亚提、希区·柯克拍成电影的《房客》、罗伯特·史蒂文森的《自杀俱乐部》都以此为幕布。
这些笼罩在经典作品中衬托氛围的烟雾，最终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可怖的凶手。
“雾霾是洛杉矶发明的。”2015年10月，在洛杉矶格里菲斯天文台，加州州长杰瑞·布朗略带戏谑地告诉台下的听众。他刚刚签署完加州气候变化法案，该法案要求确保在2030年之前，全州一半的电产自清洁能源。
经典的洛杉矶雾霾漫无止境，人们无处遁形。它从天而降，遮蔽了阳光，渗透进大地的每一个缝隙。法官早早休庭，市政委员会有次不得不中止了会议，因为一朵可见的雾霾云团飘进了会议室。路上的行人和伏案工作者不时用手帕遮住自己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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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1月6日，洛杉矶市区被雾霾笼罩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当地人对于雾霾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今的牢骚，而是恐惧。报纸上的相关报道里列举着一系列关于疼痛的形容词，“灼烧般的”，“令人窒息的”，“极端压抑的”。早期雾霾下人们双眼灼痛，喉咙刺痛，头痛欲裂。
彼时的洛杉矶人似乎总是“眼含热泪”。在碳氢化合物和臭氧笼罩下长大的居民都有过两眼泪汪汪的体验，穿着精致礼服裙的短发摩登女郎和黑色西装的中年男性在街头停下来擦拭眼泪，有时候痛得睁不开眼，驾车的人们不得不把车紧急停靠在路边。
1943年7月26日清晨，突如其来的雾霾第一次震惊了洛杉矶人，就像一块肮脏的灰色洗脸布席卷而来。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数以万计的市民感受到眼鼻和喉咙的刺激，能见度在商务区部分地段不到三个街区，《洛杉矶时报》报道称这是“毒气袭击”。
谣言四起，人们起初以为是日军的生化武器袭击。时逢太平洋战争期间，就在几个月前，日军才轰炸了加州的圣芭芭拉。之后当局将其嫁祸于一家生产人造橡胶的石化公司厂房，当这家厂子停工后，又把矛头指向了炼油厂和重工业。战争年代洛杉矶县的橡胶、飞机制造厂整日加班加点，方塔纳市新开的凯泽炼钢厂也正火力全开。
谁也不曾料想，凶手来自家家户户。
最先发声的是媒体。当地最大的媒体《洛杉矶时报》雇用了一个空气污染专家展开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空气中的大部分污染物来自汽车尾气中没有燃烧充分的汽油,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工厂废气和焚烧炉。这一结论很快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围攻。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的工程师宣称，汽车尾气会立刻消散在大气中，不可能制造雾霾。
埋首于实验室的科学家成为了破题者。1952年，通过分析空气成分，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荷兰生化学家阿里·哈根·斯米特证明，不同于伦敦充满煤渣味道的“烟雾”(smog)，雾霾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是汽车尾气。汽车尾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和二氧化氮，在阳光中紫外线的照射下，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含剧毒的光化学烟雾。这一发现日后缓慢地催生了市内最早的大气污染控制区、管制条例、执行、公关、执法官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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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南加州大学的研究者在进行空气污染研究
政府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只是建议居民尽可能地少用汽车出行来减少尾气排放。1955年9月，洛杉矶发生了最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两天内因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的老人达400多人。这时政府才开始意识到雾霾的严重性。
之后数十年间，“车轮上的城市”洛杉矶成为了现代雾霾的同义词。东海岸移民蜂拥至这个三面环山的工业基地，南加州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比其他地方都高。在1950-1970年代，雾霾状况每况愈下。从市政大楼的高塔上望下去，这座以充沛的阳光、白雪覆盖的群山和茂密的果园著名的“天使之城”，部分地区一年200天都弥漫着黄褐色的烟雾。
在令人恶心作呕、眼睛刺痛的雾霾之中，“Hollywood”标志性的牌子始终若隐若现。父母不再让孩子上学，运动员改为在室内训练，种植橘子和甜菜的农民们望着枯萎的农作物神情沮丧，头痛、喘不上气的老人和孩子簇拥着挤进了医院急诊室。远离洛杉矶市100公里以外、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大片松林枯死。
1970年代，当查尔(Char Miller)还在洛杉矶郊区的匹泽学院(Pitzer College)读书时，雾霾预警连绵不断。这位波莫纳学院环境分析学教授如今透过办公室窗户眺望的山脉，在当时一失踪就是好几个月。
在南加州，雾霾预警分为健康预警、一级、二级、三级，严重程度递增，最近的三级预警在1974年阿普兰市拉响。最近的二级预警出现在1988年，1998年之后只出现过1次一级预警。而在1979年，一级警报几乎每三天一次。
从1950年代开始，洛杉矶当地政府开始向居民发出光化学烟雾警报，以臭氧浓度高低作为警报的依据。 1955年到1960年间，有39天，臭氧浓度达到了最高三级警报的门槛，按照现在的标准，学校、办公室和工厂将会被关闭，高速干道上将禁止通车。
在一级预警期间(臭氧浓度每小时约0.423mg/m³)，工厂被要求降低排放，司机被建议缩减行程，儿童和敏感人群应避免外出。二级预警时(臭氧浓度每小时0.74mg/m³)，部分工厂需要减少烟囱排放，部分设施需要从燃煤和汽油转换为燃气。学校通常会减少如橄榄球等剧烈体育运动。
查尔教授的案头摆放着一张拥有40年历史的古董明信片，那是他1972年秋天刚到匹泽学院读书的时候。明信片正面印着广角镜头鸟瞰下的洛杉矶市中心，以及它当时并不起眼的天际线。映衬在圣莫妮卡海滩和港口高速公路之下是一片灰褐色的烟雾，远处覆盖着白雪的圣安东尼奥山在厚重的雾霾中难以分辨。
明信片背面的文字则是雾霾发生的完美诠释：数百万人开着数百万的轿车，洛杉矶盆地上空的逆温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锅盖，倒扣在烟雾、居民和游客之上。
漫天的尘埃一直延续到了八十年代。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回忆，1979、1980年自己在洛杉矶西方学院上学时，“人们有段日子足不出户”。
极端天气下，人们有着原子般的情感体验和应对方式。
一些人不管是开车还是步行，都戴上防毒面具。穿着制服的警察和童子军在街头积极地替人们擦去眼角溢出的眼泪。还有小贩兜售号称装有新鲜干净空气的气球，每个售价50美分。
1954年10月，持续17天的污染使得整座城市一个月都无法正常运作。那一年的年度宴会上，当地一个民间俱乐部(Highland Park Optimists Club)的成员们西装革履地端坐在铺着白色桌布的长桌前，大部分人都头戴着防毒面具，极富戏剧性地面对着眼前的餐盘。
1958年，63岁的阿尔比恩(Albion Nelson)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被雾霾毒害”的日子选择自杀。
兴许是受到了五六十年代核辐射防空洞的启发，在洛杉矶郊区的曼哈顿海滩，比尔(Bill Bounds)在地下建造了一个雾霾预警专用密室，入口是一个砖砌的大烟囱口，探出地面半个人高。
愤怒的母亲们成为率先挺身而出的斗士。上世纪50年代，一个自称“消灭烟雾”（Stamp Out Smog，简称SOS）的西洛杉矶家庭主妇组织开始加速治霾的进程。她们做研究，开出了一份监管空白的清单，动员人们去参加听证会，要求官方给出解释，游说政界人士。
当地的医生也开始讨论肺癌、心脏疾病和雾霾的联系。1954年，6000人来到玫瑰碗体育馆所在的帕萨迪纳市集会抗议。当年空气污染控制部门(Air Pollution Control District)的主任自愿坐进科学家哈根·斯米特用有机玻璃隔绝的雾霾实验室，以证明臭氧的危害性。之后他得了支气管炎。
好莱坞明星也加入抗霾之战。1951年，人见人爱的海伦·斯坦利出任洛杉矶的“驱除烟雾小姐”(Miss Smog Fighter)，唤醒人们的抗霾意识。在迪士尼经典动画片《仙履奇缘》中，灰姑娘造型的模特就是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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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斯坦利出任洛杉矶“驱除烟雾小姐”
演员卡尔顿(Carleton Young)有天在熏眼的雾霾中呛得不行，脑海里蹦出了把这些气体全部打包运走的荒唐念头。于是他成立了一家生产“雾霾罐头”(Smog in a Can)的公司，在农贸市场和迪士尼乐园面向游客销售，标价35美分。
花花绿绿的罐头上写着: 你有敌人吗? 省下买刀的钱，把这个罐头送给他吧! 绝对正品的洛杉矶雾霾。这是好莱坞明星呼吸的烟雾，成分包括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甲醛等。没有任何污染物被移除。为确保新鲜程度请将罐头一直保持封闭状态。
在冷漠和环境退化中，不断付诸行动的南加州人开始了美国最早的环保集会示威，迫使当局把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978年，长达23天的二级预警再次爆表，但到80年代中期，洛杉矶北部的圣安东尼奥山峰已经开始棱角分明。
对于1952年的烟雾事件，英国政府的应对起初并不积极，政府试图把大多数死亡的原因归于流行性感冒，拒绝承认雾霾对人的健康造成的影响。
大烟雾的遗产是英国在4年后出台的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空气净化法案》，以及对这份法案进行修订的1968年《空气净化法案》，这成为限制市民排放煤炉烟尘以及工业废气的最重要的法案。
1956年的《空气净化法案》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规定在城市里设立无烟区，区内禁止使用可以产生烟雾的燃料。发电厂和重工业作为排烟大户被强制搬迁到郊区。1968年的《空气净化法案》则要求工厂使用更高的烟囱。
1962年的黄色烟雾是伦敦最后一场大烟雾，当时伦敦城中的死亡率比往年升高了75%。到了60年代末期，伦敦广泛实行燃气集中供暖，空气品质进一步改善。
1974年出台的《空气污染控制法案》则规定了机动车燃料的组成，并限制了油品中硫的含量。在这些刚性政策面前，烧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减少放缓，空气污染明显好转。到1975年，伦敦的雾霾天已经减少到了每年只有15天，1980年降到5天。
从重度雾霾的第一次出现到突破性法规的制定，洛杉矶比伦敦多等了23年。
美国国会在1967就通过了最早的《清洁空气法》。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扩展了联邦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职能，但没有制定检测标准和强制措施，最终被证明是一部失败的法案。
1970年4月22日，2000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呼吁保护环境。这一草根行动最终直达国会山，立法机构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
这些努力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0年签署《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同年国会还授权政府组建环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来负责监督法案的实施。
这部新的法律明确了尾气排放标准，监管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控制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在内的6种污染物。此外，法律还规定加州出售的汽车要安装尾气净化器，老旧汽车必须及时报废。
这一法案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之前，洛杉矶的监管者在面对全国性的汽车和石油利益集团时往往力不从心，法案的出台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污染标准的制定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