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 高考如何改变了中国楼市的命运

来源：骥观天下（ID：jiguantx）

作者：孙骁骥

搬砖的民工举着牌子，上面写着“高考加油，我们在工地等你”。这是近日流传在朋友圈的一张图片，用意无非是调侃今天的高考。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现在的高考很难再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命运。参加高考的结果，无非是要么考不上，提前去工地搬砖；要么考上了，挥霍几年时光和金钱，再去工地搬砖。高考改变的不是命运，而是搬砖的时间。

当然，这样的说法纯属调侃，参加高考的结果不同，对于个人未来的发展走向还是会有阶段性的影响的。只不过，随着大学生人数在这些年不断增多，大学毕业生的边际效用大为减少，因此在就业市场上大学生越来越不值钱。长此以往，“读书无用”，“高考改变不了命运”的说法就开始逐渐流行起来。

其实，在整体的意义上，高考确实改变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最终，高考一定程度上也改变着中国的房价走势。从这个角度来讲，高考切实地影响着居住在中国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有没有参加过高考。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参加高考的人数自从高考恢复那一年开始，就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1977年，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仅仅为570万人，最后录取了5%的人，共计27万人。在当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农业占据28.2%的比重，而城市里边，国营工厂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可见，社会上根本不需要太多的大学生，市场也无法提供很多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因此，当时录取27万大学生完全够用了。

之后，高考录取比例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整个八十年代，高考录取学生人数一直呈现缓慢的增加，实际录取人数最多的1988年，也不过67万人而已。然而，时间来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高考报考人数很快达到百万级，并且在2007到2009年之间突破千万级人数。录取比例也从最初的5%，达到了20%以上，并且在2000年以后，大学录取比例猛增到超过50%。

这意味着，每两个考生里边就有一个能考上大学，读大学至此变成了一个大概率事件。到2016年，大学的录取比例已经超过82%，考不上大学的难度已远高于考上大学的难度。

城里的大学越来越好考的同时，城里的商品房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多。一遍搞大学扩招，一遍搞房产开发，城市化的这种套路使得地产商和教育产业成为最大的赢家。中国楼市的第一波涨价潮与高校的扩招几乎同步。

2000年，中国一共有1041所大学，在十年之后的2010年，大学数量翻倍，达到2385所，录取人数从221万猛增到657万。可以说，这十年是中国大学数量增速最快，也是高考学生数量最多的十年。

与此同时，这十年也是商品房量价齐高的十年。据统计，全国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从18637万平方米，上升到104764万平方米，全国均价从2100元左右上涨到6500元，北京上海的均价更是达到14577和19001元每平。

这些新成立的大学、新建住房以及考进大学的大学生，一半以上都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这造成了从新世纪至今，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985和211重点高校密度最大的地区，都集中在一二线。可以说，高考的扩招与大学的产业化在前，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在后，三者相互配合，促成了今天严重结构失衡的中国城市化，也造成了城市之间房价的鸿沟。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数据上的巧合，就是当高考录取比例升高到20%以上时，中国的第一产业占比下降到了20%以下；而当考大学成为大概率事件，平均录取率超过60%以上的时候，中国的第一产业占比进一步下降到了10%左右。

也就是说，高考录取人数越多，进城务工者就越多，第一产业萎缩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同时第三产业的占比也加速增加。当第一产业占比下降到10%左右的同时，第三产业占比已经从当初的23.9%上升到44.6%。大量的农村户籍考生们通过高考，实现了一个最为实际的愿望——进城，并且有机会在城市继续扎根生活下去。

对考生而言，高考最大的一个实用价值，就是让农村的考生有机会进入城市；让小城市的考生，有机会进入大城市。

进入大学学习的他们不仅能够比高中生、专科生有更完备的知识结构，并且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也会给予他们更强的竞争资本。而在过去，大学实行扩招政策以前，大部分的进城务工者是低学历人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廉价劳动力。

这些低学历务工者人数量、虽然众多，但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往往在工作几年后，都会回到村里，结婚生子，并不会成为城市的长期居民。然而，通过考大学出来的人则完全具有不同的观念，十个人至少八个不愿意回原籍，都想留在大城市打拼奋斗。

据某研究机构的调研，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当中，有超过93.8%的人把所在城市作为其首选的工作地，只有不足7%的人愿意回到县城、乡村就业。即使回到乡村，他们也不会农活、不会种地，面临着大学专业知识和农村就业严重不匹配的窘境。

举例来说，像是中国高考的著名城市黄冈这样的地方，高分考生考取名牌大学以后几乎没有人愿意回来。这也导致了黄冈除了具有亮点的高考产业，其他方面乏善可陈。中国广大的农村、县城、城镇，在高考场上为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大学输送了大量高智商学生。

这些学生，未来都具有留在学校所在城市工作的潜力，他们并不想放弃这样的宝贵机会。据统计，高考日益庞大的考生当中，超过70%以上的人都为农村户口。每年好几百万的农村考生通过高考涌向城市，并日益坚定了留在城市打拼的决心。

这就是中国高考的真相：农村的最优秀人才在不断流失，削尖脑袋加入到大城市的激烈竞争中。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从乡村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人才流向决定了中国的农村和县城必然凋敝，大城市必然繁荣并且出现过度拥挤的现象。

大学生流向最多的地方，房价也必然高涨不下。中国的大学，正在为房地产市场培养新一代的刚需。不信你可以自己查阅一下数据，哪些城市大学数量多，重点大学集中，这里往往是房价高的城市。

如果说民工进城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阶段，那么，大学考生进城读书工作，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城市化，制造了大量的楼房供给，第二阶段的城市化，则制造了大量的楼市刚需。高考的政策变化，决定着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发生的时间和规模。

但现在，这个第二阶段的城市化也已经快被招生越来越多的大学玩坏了。

众所周知，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社会不可能再无限量的为市场提供廉价劳动力。高考录取比例越来越高的现实，意味着大部分年轻人都被赶进了大学。当他们毕业走向社会时，人力资本也就逐渐被稀释。随着社会普遍的学历越来越高，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对薪资的期待也在逐年增高。

中国的大学录取人数自从2009年以来超过600万人，之后每年的就业市场都有近千万级的人在迫切地寻求工作。这帮刚毕业的孩子，要买房，要安居，要在城市成家立业。这一切都需要极高的成本，但是就业市场提供的工作往往不符合他们的薪资预期。这种落差，造成了今天大学毕业生的集体焦虑。

僧多粥少，貌似是大学毕业生愈加不值钱的原因。但实际上，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学生民工化”的深层原因，不在于供需，而在于结构。中国的大学通过扩招制造出了天量的大学毕业生，但不知道哪里有就业岗位等着他们。这就好像央行制造了天量货币，却不知该向哪里投放，最后必然造成货币贬值。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中反思了亚洲所谓的经济奇迹，他发现，亚洲新兴经济体在20世纪后半叶的高增长，实际上是依靠的“资本扩张”，而不是“知识扩张”。资本得以高速扩张的原因恰恰在于劳动力的低学历，低智慧。

例如新加坡在1966到1990年经济每年以8.5%增长，三倍于美国，人居收入每十年翻一番。但是这种经济奇迹的背后，靠的是汗水而不是智慧。新加坡在1966年超过一半工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到1990年，只有2/3完成了中学教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

作为亚洲新兴市场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发展路径其实也是遵循着亚洲奇迹的路径。低学历、低劳动成本的中国，发展速度比当年的所谓四小龙有过之而无不及。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使得中国长期保持9%以上的经济增长，也使得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

然而，当城市化的进程源源不断制造出新的大学毕业生，廉价劳动力的后代开始逐渐对生活抱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的时候，依靠低人力成本的资本扩张式发展也就走到了尽头。克鲁格曼认为，这也就是亚洲奇迹最终停止、消失的缘由。

如果亚洲奇迹的发生、发展和消失遵循着这样的规律，那么，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地处亚洲的中国会是一个例外。随着高考的录取比例越来越高，大学生数量与经济结构之间的持续错位，必将倒逼中国的经济进行结构调整，从之前低端的“资本扩张”逐渐转变到依靠技术创新的“知识扩张”。

在这个调结构的艰难过程中，如果不能将已经被高考和城市化合力推高的房价严格控制下来，同时开启新的城市准入门径，那么推进城市化的第三阶段，即“知识型”的城市化便只是一个不会实现的梦。

“高考加油，我们在工地等你”，这句调侃的话并不值得考生期待。真正值得期待的情况是，未来的工地数量大为减少，压根就没有人在工地等考生，人们应该在研发机构、创意部门等待高考考生。不是大家一起搬砖，而是大家一起来一场头脑风暴。这个期望，有可能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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