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 度
LGBT群体对孩子的未来，期待多过担忧。提供一份和孩子的DNA亲子证明，再上缴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宝宝就可以顺利落户，没有人再会追问孩子的来源。除了孩子自己。
文◈赵子坤
男人大田和男友的代孕宝宝
「俺的娃啊，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配上最流行的捂脸emoj和孩子乖巧睡颜的照片。大田在哄睡了闹腾一晚的宝宝后，心生感慨地发送了一条朋友圈，吐槽自己的「甜蜜负担」。
大田是一名80后，孩子山山刚上幼儿园，他的朋友圈里除了偶尔的几条生意广告，满屏都是「晒娃」日常：目送孩子第一天上学、父子俩泰国七日游、山山大口吃面的可爱模样……初为人父的激动、忐忑和幸福，和天底下任何一个父亲没有什么不同。
大田长着一张娃娃脸，每当外人感叹「父子俩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时，他总是在心里乐开了花。
可是，就连大田父母也并不知道，山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代孕宝宝」，是男人大田和他的男友的「代孕宝宝」。
平常男女夫妻生育宝宝是一件计划中的事情，但对于男男或女女夫妻而言，却是一件艰辛的隐秘。
2012年年底，大田准备要一个「代孕宝宝」，给家里一个交代。
大田是家中长子，本想弟弟结婚后自己的传承压力会小一些，可这「美好愿景」随着自闭症侄子的出生而破灭了。
延续后代，大田有说不出的难处：当时和同性伴侣相处了九年，但重重压力下，他还是选择了形婚。
「本来是谈好了，孩子生下来我养。」没想到「形婚」对象在婚后反悔，不愿意为他生孩子。两人婚后不久就异地分居，只在逢年过节时例行公事地「问候」一下彼此父母。
「领养？根本不可能的。」大田苦笑说，他去打听过，领养条例中写得很清楚：有配偶者收养子女，须夫妻双方共同抚养。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回访，确保被领养孩子的生存状况。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领养孩子，大田则必须和形婚对象共同生活并抚养孩子；如果以单身身份领养，则要放弃和男友的感情。从法律上讲，目前同性恋家庭还不被承认。
看过了那么多同性恋家庭被领养中心拒绝的新闻，大田没有勇气再去碰钉子，「代孕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
2013年年初，大田和男友一起去了云南，经医学圈的朋友介绍，他们找到了云南昆明的一家医院做代孕，大田他们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按流程分4次交了40万。
当时被巨大兴奋和幸福感冲晕了头，出于对朋友的绝对信任，他们没有过问这笔钱到底怎么花，用在了哪些步骤上。面对重压在心头的家庭期望和自己年事渐高的事实，他根本没有心思考虑代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在一叠「孕母」的照片和简历中，大田挑了长得最高的那张照片，身高165m的大田要求不多。卖掉了自己的爱车凑足了钱，他和男友谁也没有告诉，便匆匆下了注。
2013年炎热的夏天过后，大田在云南昆明第一次见到了刚出生三天的宝宝，他已经记不太清代孕妈妈的模样，只依稀回忆起给她另外包了一个1000块的红包，再无交集。
没有喝过母乳的山山，体质稍微有些弱。但三岁的山山，和同龄小朋友比起来身高毫不逊色，大田觉得钱花得很值。
大田的父母恐怕永远无法得知，小孙子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更不会理解山山生物意义上的母亲，和那个十月怀胎生下他的女人也并不是同一人。
大田为解决家族「传宗接代」需求而选择代孕，也许有几分无奈，可也有不少「酷儿」是真的想要养育自己的孩子，过上最普通「一家三口」的生活。
跨性别者A哥的代孕机构
要找到散落各处的和大田一样有代孕需求的LGBT，并不容易，直到我们找到了A哥。
第一次见面，坐在沙发对面的A哥爽朗地笑着：「您是顺性别异性恋对吧？」
自从得知性别属性不只有男女二元性之后，A哥就习惯这么称呼别人。A哥一头精干的短发，宽厚的胸膛，紫色的男士polo衫，自然的双腿岔开坐姿。
「我是逆性别异性恋，我的爱人是直女（顺性别异性恋女生）。」A哥说这句话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在生理性别上是女性。
和至今没有向家里人「出柜」的大田不同，自从A哥意识到自己不是les后，就立马向父母出柜坦白：「我内心就认为我是一个男性，喜欢女生不是正常的吗？」
2016年年初，A哥开始服用激素，准备实现「女跨男」的梦想。
「不是变性手术啊，这叫‘性别重置’」，他敏感地再三强调。
LGBT里的T, 跨性别者（transgender），在心理上无法认同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
A哥和爱人MM相识五年，相恋两年，认准了想要度过一生的人，他便动了要孩子的念头。在去年9月举办「结婚」仪式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渴望地想要一个宝宝。
生理性别是女性的「他」如果想要和同性伴侣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只能采取「A卵B怀」的方式——将自己的卵子和精子结合，再放入爱人的子宫中孕育。这是「代孕」中比较特殊的一种。
代孕妈妈不是别人，而是一对couple中的P（相当于异性恋中女性一方）。
「这将会是我们共同的孩子。」 A哥满怀期待。
国内隐伏在暗处做代孕中介的机构不难找，可是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随之附加的一系列要求，想要找到合适的医疗方太困难了。
「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尊重、被理解。」异样、探究甚至鄙夷的眼光是一道难以忽略的冷光，刺在心口。
A哥便萌生了成立一家专门为LBGT+性少数群体做助孕的机构的想法，「如果是圈内人来做，就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016年年底，A哥和爱人在广州成立了一家专门只为LBGT群体提供生殖助孕服务机构。咨询网站的介绍页面上飘扬着彩虹旗，指引着自己的特殊客户。
受生理结构限制和社会制度约束的LBGT群体，如果想要孩子，只能选择代孕这条路。随着LBGT群体自我认同度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的人希望能够过上最普通的家庭生活，和伴侣共同养育下一代。
A哥认为，这是代孕市场中被忽略的隐形刚需。很多眼光敏锐的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打起了「粉红经济」的主意。
陈医生是广州某医疗机构的「名医」，有着丰富的生殖医疗经验。他做A哥的代孕机构医疗方的负责人同时，自己还在国外经营着多家生殖医院。
据他透露，业内很多同行也会私下提供「代孕」的医疗服务，这早已不是什么行业秘密。
毕竟，这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陈医师算过一笔账，即使是在占据中国人口总数5%的同性恋群体中，仅有1%的人有代孕需求，乘以14亿的人口基数，数目也相当可观。每一单代孕生意，求孕方最少也要投入近40万——这是走国内「绿色通道」的冒险做法，保险一些的准备则通常是「100万起底」。其中，医疗方和中介能够获取的利润相当诱人。
中国有关机构对LGBT群体的消费情况调查始于2014年。在2014和2015年，由面向职场同志人群的非营利平台「同志商务」牵头做的《中国LGBT群体生活消费调查报告》和一家同志企业ZANK也牵头发布过这两个年度的《中国LGBT群体消费调查报告》。
报告的调研人群取样和调查内容有一些差异，但立场和结论有不少共性，比如大多说明LGBT群体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呼吁企业和商家关注到该群体的特殊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更多元、更周到的服务。
「我就是看中了这块的商业价值。」程医师坦率地说。
昂贵的特殊代孕产业
LGBT群体想要一个代孕宝宝，要经过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他们隐秘潜行在法律之外。
A哥自成立机构以来，接待了近百位咨询对象：被黑中介骗了几十万的单身男同，抱回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不肯同床，选择DIY授精而造成宫外孕的高龄产妇；16岁的潮汕富家姑娘，想要提前冷冻受精卵……
「很多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倾诉口。」因为和A哥同是「圈内人」，天然的信任感和归属感让求孕方很容易卸下心房，本是对于陌生人难以启齿的话题，在这间挂满彩虹元素的小屋里轻易能够得以释放，在别人的故事中找到安慰，看到希望。孩子，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像。
A哥机构给客户的承诺是：给我一个精子，还你一个健康宝宝。
对于男性求孕方来说，他只需要体检过关并提供精子，剩下的流程则由中介公司全程负责把控：联系专门提供卵子的「卵母」公司和贡献子宫的「代母」公司，再加上合作的医疗方、保险公司等等，A哥得整合各方资源。
口头保证之外，中介公司和求孕方也会签订协议，合同里会标明清楚，是否选择「包成功」。
「包成功」的意思就是无论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由服务机构来承担责任。
「哪怕是代孕妈妈怀孕都到第8个月，流产了，我们也重头再给你做一遍。就是保证你两年内一定能抱上baby。」A哥打了一个极端的比喻。
这种方案要比「不包成功」贵至少20万。
美国是没有这种「包成功」的选择方案的。「代孕也是一个医疗行为，是医疗行为就存在一定的风险。」陈医师说。投入几十万最终无功而返的求孕方，只能自咽苦水。
「我们敢说包成功就是去为客户挑选最优质的卵子和代母，这在美国是涉及到人权问题的。老外会认为，你怎么能拿评价物的标准去衡量人的‘优劣’呢？」A哥说，最终选择「包成功」的还是少数，价格是一道不低的门槛。
但法律人士提醒说，在中国代孕不合法的大前提下，双方签订的这份明细清晰的「合同」实际上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应。
根据我国辅助生育技术的管理条例，合法接受试管婴儿技术助孕治疗首先需要具备「三证」：结婚证，准生证和身份证。在我国同性婚姻不合法的情况下，LBGT群体想要通过正规渠道做试管婴儿根本无法实现。
「过程不合法？生下来就合法了！」只要有技术支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国内有些先进的医疗机构就能够保证你能怀上，国家没有不允许你怀孕嘛。」 陈医师说。
在针对LBGT群体的助孕方案中，除了最简单的供卵方代孕（gay只提供精子）有「包成功」方案，其他的诸如供精自怀（les提供卵子、子宫）、供精代孕（les只提供卵子）、供精自取对象怀（T卵P怀或反之）以及形婚试管，因为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没有人敢保证结果。
「三代PGD技术——基因诊断，基因筛选，100%所选性别宝宝」这样的话语赫然挂在网站介绍上。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本来主要用于检查胚胎是否携带有遗传缺陷的基因，性别筛选是一项附加的「福利」。
多花几万采用这项技术的客户，大多数会想要和自己同性别的宝宝。
「自己比较了解这个性别方便照顾，加上就是喜欢同性别的那种气质吧」，A哥最初和爱人也希望要一个女孩，「现在觉得只要是自己宝宝哪个性别都很好」。性别选择会使成功率下降一半，即使这样，30%的客户还是会选择采取这项技术，确定孩子性别。
接下来就是一个单向挑选的过程。
2016年，英国伦敦精子库开发了一个手机App——London Sperm Bank Donors，人们可以像挑选一件喜爱的商品一样为自己未来的孩子「定制一个爸爸」。
不同于这种公开、透明的信息选择，无论是想要做试管婴儿的les想要挑选精子，还是寻求代孕的gay，都只能通过中介机构被动地选择自己孩子的另一半基因。
一张照片、一份无法确认真实性的简历是求孕方所能得知的全部信息。
「我只能选择相信他们。」经历过选择的大田回忆，当时自己求孕心切，认为自己也不懂医疗情况，更不想「问东问西显得自己不信任」。抱着赌徒心态的大田，决定逼自己一把：「赢了，赚了；输了，就当做生意失败。」
作为「代孕宝宝」生物学上母亲的「卵母」，根据自己的卵子质量在市场上的评价等级，通常会获得20万左右的报酬。客户通过中介公司提供的照片来选择自己宝宝的「妈妈」，有时也会进行简单的面试，但第三方中介要求在场，保证双方不能留下联系信息。
颜值、身高、学历「三高」的卵子是则是金字塔的尖顶，「只要有钱，肯定能找到。」A哥遇到的一位「不差钱」的客户曾指明「选卵」标准：「要像高圆圆那样漂亮的！」
国内的「代母」十月怀胎，生下一个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宝宝后，能获得10至22万左右的报酬。如果去如美国、俄罗斯等部分地区代孕合法化的国家做，「代母」的价格几乎要贵两倍，还要包括各种路费、生活费、关系费等等。因而选择冒险走国内「绿色通道」的求孕方不在少数。
和「卵母」来源类似，这些「代母」也有专门的公司负责招聘、审核再送去医疗方接受胚胎移植，每一单从中抽取2至4万的中介费。
据A哥透露，今年年后的代孕生意随着国家生育政策更开放，乘着社会热议的风潮掀起一阵小高潮，「几乎是供不应求，代母的价格也提高了。」
生过头胎、年龄适中、身体各项指标优良的「代母」最受欢迎。
年龄是难以逾越的门槛。「30岁以内还有八九成希望，35岁以上的成功率50%都不一定有。」程医师说。这不是一个有投入就一定会得到回报的买卖，抱希望而来的人也可能失望而归。
在国外部分国家例如美国、印度、乌克兰等，因为完善的法律机制做保障，因此涉及到的信息都是相对公开透明。至于在国内这种特殊的医疗行为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伦理问题、权益纠纷，没有人再去深究。
进行这场不透明、不公开的私下交易，求孕方、代孕妈妈、医疗方和中介机构共同行走在一条晃悠悠的钢索上。
让孩子的未来「顺其自然」
LGBT群体对孩子的未来，期待多过担忧。提供一份和孩子的DNA亲子证明，再上缴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宝宝就可以顺利落户，没有人再会追问孩子的来源。除了孩子自己。
山山今年刚上幼儿园，对亲属关系的认知是他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必要一步。有时候，听见山山跟着小堂姐叫「妈妈」，大田有些心酸。好在孩子的姑姑很理解，也不会刻意纠正山山的「口误」。
「等他大了，慢慢再跟他讲吧。」年近不惑的大田，经历了上世纪末的南下打工潮，从湖南永州的小山村一路摸爬滚打到城市立稳脚跟。回忆起年轻时自己隐身在同性聊天室里畏畏缩缩不敢发声，到看到如今90、00后一代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和前所未有的包容度，「社会环境已经在慢慢开明了，我相信等他长大后会很容易理解的」，大田语气笃定。
2016年冬至，广州维多利亚广场上立起两个弯腰亲吻的圣诞老人巨型玩偶，一对对同性couple纷纷摆出相同的亲吻造型拍照，「真爱是没有界限的」，A哥举着麦克对着镜头大声呐喊，紧紧牵着MM的手，眼眶泛红。
「我是希望让更多圈内小伙伴看到一种可能性：我们能获得和常人一样的幸福。」A哥已经停用了一段时间的激素，想要养好自己的卵巢，取出优质的卵子，为孕育一个新生命做准备。
大田和A哥都关注了公众号「三男一宅」，贴有「中国式同志家庭」标签的三男一宅在圈内很有名，虽然微信公众号的日常推送的是家长里短的琐事，有时也晒晒美食顺便秀一波恩爱，更多时候是分享两位老爸和已经上大学的孩子Jack的生活点滴，可每篇阅读量都不低，留言中满满都是羡慕和祝福。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18年了。
「孩子现在就是我的全部」。今年刚刚和男友分手的大田，没有放弃寻找真爱，但前提是一定要接受山山。
最近，大田决心在小区附近多转转，希望认识些带孩子的家庭，给孩子找个玩伴，「最好是单亲或离异过的家庭，能尊重彼此隐私」，大田还是会有点担心。
「三男一宅」里记录的平淡幸福的小日子，就是大田羡慕的未来，而以后山山的成长，大田希望「顺其自然」。
近期引起广泛争议的关于儿童性教育的话题大田也在关注，课本中那句「不同性倾向的人都有权利为人父母」让他百感交集。听说课本下架了，大田觉得，花多少钱都要淘来一套。
编辑：陈显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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