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研究人员中出现高发的焦虑和抑郁，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彻底改革科研环境，以免为时过晚。科学界正面临着一场精神心理健康危机——跨越所有职业阶段，遍布全球各地。研究生们被骚扰、被歧视，薪酬微薄、受欺凌、加班加点，甚至有时遭受性侵害。青年研究人员也没好多少，他们难以获得长期合同。而资深研究人员们也面临巨大压力，拿基金、发高影响因子期刊、要在竞争激烈的研究领域中维护自己的声望。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关注这些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但近几年的一系列研究现在提供了确凿数据。结果表明，情况非常严峻。研究人员比一般人群更易患上抑郁和焦虑。尽管新冠疫情造成了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但许多人认为这只是加剧了已有的问题。最近的研究对全球数万名研究人员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科学家的心理健康问题正是科研界有毒文化的直接结果。这对于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尤其严峻，包括女性、非二元性别人士、有色人种、性少数和性别少数群体（LGBTQ+）及低收入学生。但这些问题也影响着不同国家的高级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幸福感和怎样设定生活工作的健康边界，是一项基本技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内培训和教育办公室主任 Sharon Milgram 表示，“我觉得我自己和许多人存在盲区，这些数据让我们意识到问题。”有了数据，一些人认为科学界面临一场运动的开端，鼓励系统性改变以改善未来几代研究人员的心理健康。另一些人则认为，对于已经逃离科学的年轻科学家来说，变化来得太慢了——这种影响可能已经对科研的未来和社会本身产生了可怕的后果。2015年，Teresa Evans 就职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德克萨斯健康科学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为研究生们在生物医学领域的职业发展提供指导。她发现学生们正在苦苦挣扎，但当他们向她寻求建议时，她却觉得自己能帮的忙很有限。于是Evans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发现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非常匮乏。不仅在如何帮助学生方面缺乏资源，而且心理健康问题有多广泛也不明确——这促使Evans开始了自己的调查以量化这个问题。她收到了2279份回复，大部分是博士生，来自全球26个国家的234所机构。这项研究结果于2018年3月发表，是当时同类研究中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结果揭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41%的受访者报告了中度到重度的焦虑，39%的人有中度到重度的抑郁【1】。这一水平是普通人口的六倍之多。数据还表明了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可能的原因——焦虑和抑郁通常与工作生活失衡及与和导师关系不佳有关。
来源：左，参考文献1；右，参考文献9比例的性别差异显著：女性、跨性别和非常规性别者比男性同行更容易面临心理健康问题。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的研究生们的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患病率分别为55%和57%，女性为43%和41%，男性为34%和35%。这并不令Evans惊讶，因为女性本就比男性更易遭受焦虑和抑郁【2】。但这里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因素在起作用：科学界的性骚扰不成比例地严重影响女性。2014 年，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人类学家 Kathryn Clancy 记录了田野研究中高发的性骚扰现象【3】。然后，在2017年，她和她的同事调查了474名天文学家和行星科学家，发现30%的女性因为其性别而感到不安全（相比之下，男性为2%）【4】。这些研究促使美国国家科学院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学术工作中的这一问题。2018年6月，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揭示了科学界中普遍存在的且恶劣的性骚扰问题【5】。这不仅是美国才有的问题。2020年，伦敦生物医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之一Wellcome基金会对来自87个国家的不同性别、职业阶段和学科的4200多名科学家进行了调查，发现43%的参与者曾遭受过欺凌或骚扰，61%的人曾目睹过这种情况【6】。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系统性文化”，33%的人认为领导者对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Nature 在2021年调查了3200多名在职科学家，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曾在当前工作中目睹过同事受到歧视或骚扰。次年，在 Nature 对3200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另一项调查中，发现有35%属于少数种族或族裔群体的科学家在研究生阶段曾遭受过骚扰或歧视。因此，研究人员表示，科学界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一项研究甚至发现，科学界中疲劳、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与健康护理等“高风险”职业中的比例相当【7】。Wellcome的研究发现，70%的受访者在日常工作中感到压力很大，34%的人曾因心理健康问题寻求过专业帮助。除了骚扰，许多参与者将责任归咎于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重视出版物和获得基金的数量而非质量，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工作与生活失衡【6】。研究【6】中提出的另一个解释是，许多科学家将他们的工作视为一种使命，而非仅仅是一份工作。天文学家 Eric Pellegrini——他在去年离开这个领域并成为了一名独立的数据科学家——认为尽管这意味着研究人员充满激情，但同时也带来了独特的挑战。“他们让这份工作成为了你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因而深为其所苦——它不是一份工作，甚至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人生选择。”他说，“你多年深信不疑，直到你真正搞清它是什么。剥离掉这些外衣，让它更加平常一些，然后就会发现它就是一种虐待关系。”这是2020年之前的情况。然后新冠疫情来袭，随之而来是更大的困境风暴。在2020年对美国9所机构的5247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生进行的调查中，有38%的人报告了与焦虑症一致的症状，35%的人患有抑郁【8】。与同一团队在2019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这些比例有了大幅增加。患有抑郁的学生人数翻倍，焦虑上升了50%【8】。“我们的发现说明这真是一场灾难。”领导这项研究的 Igor Chirikov 说，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Chirikov的团队发现，心理健康方面的难题常与经济压力有关，这对早期研究人员尤为严峻。比如，美国的生物科学博士生的薪水远低于生活成本。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平均年薪为47500美元，仅略高于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薪的一半。此外，博士后们要面对长期的不稳定生活，因为他们通常每隔几年就得换一个新岗位。一些研究人员会在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在各个短期合同中跳来跳去。然后，尽管科学家们已经过数年科研培训，但许多人仍难以在大学找到一份长期工作，这可能会将青年研究人员彻底赶出科学领域。Wellcome在2020年的调查【6】发现，近半离开科研领域的受访者表示，找工作困难是离开的一大原因。另外两个常见原因，一是认为科研影响心理健康，二是希望获得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科学家们即使获得了永久职位，竞争也永无止境。2020年，印度孟买的科学传播和技术公司Cactus Communications设计了一项调查，分析了160多个国家的13000名研究人员的意见。他们的发现包括：65%的受访者面临巨大的发论文、获得基金和完成项目的压力，以维持他们在科研界中的声誉【9】。Cactus Communications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Abhishek Goel 表示：“这些回复大多来自更资深的研究者，因为他们需要被视为一如既往地才华横溢。”除了出成绩的压力，该研究还确定了导致研究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其他几个因素，包括长工作时长以及将压力和焦虑常态化的工作风气。许多科学家提到的另一个因素是工作环境中的欺凌和歧视。这对于女性、同性恋者和混血种族的研究人员来说尤其常见。例如，混血人群中约有60% 的人报告说他们在工作中遭受过歧视、骚扰或欺凌。尽管这项研究是在 2020 年进行的，但其中大部分问题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例如，一项研究调查了英国、美国、意大利和印度的3000多名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并对200多名科学家进行了深入访谈。研究发现，大流行只是加剧了已经存在的问题【10】。“在我们的访谈中，科学家们说疫情只是一个临界点。”研究共同作者、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社会学家 Brandon Vaidyanathan 说。“像倦怠和情绪耗竭这类问题早在疫情前就已经存在，而疫情只是将它们显露出来。它放大了这些影响。”随着所有这些问题的证据不断增加，科学家们开始寻求解决方案。但到底需要改变什么还远未明确。“当看到研究结果时，我们其实感到非常沮丧，还有一点愤怒——甚至还有无助。”Goel说。“我们只是觉得改变将会极其困难。”尽管如此，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第一步是要让心理健康成为一个主流话题——这一变化可能已经在酝酿中。自Evans和她的同事在2018年发表研究以来，他们和其他科学家已经受邀到许多机构和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每隔十年会进行一次调研以确定基金资助重点，在2021年，在对美国天文和天体物理领域的最近一次十年调研中，讨论了解决科研社区中骚扰和歧视问题的必要性。Jennifer Wiseman 在西雅图市美国天文学会的1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是巨大的进步。她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马里兰州格林贝尔市戈达德航天飞行中心的天文学家。其他项目也在努力解决代表性和平等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呼应着骚扰、虐待和精神疾病问题。例如，NASA最近对其哈勃研究员项目（这一项目提供优秀的博士后职位）进行了审查，以使其覆盖更为多元。重要的基金项目，如美国能源部的项目，现在会要求申请团队提供一个方案，概述他们将如何克服障碍，创造和维持一个包容的工作环境。“这些例子突显了我们天文学领域正在采取行动，以响应价值观的转变——如今我们优先将包容性和社区福祉作为科学成功的核心。”Wiseman在会议上说。Milgram一直将心理健康视为成功研究人员所必备的技能之一。自2020年以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机构内培训和教育办公室开设了一门名为“获得回复力的科学家”的课程，主题涉及从冒名顶替综合征到与导师建立更好的关系。这门课程有25000名学生，包括NIH和各种校外机构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和医学生——他们报告称焦虑、抑郁和工作中的出勤主义（因各种压力无法在工作场所正常工作但仍出勤）有所减少。在过去的两年里，Milgram的团队还开设了一个名为“培养科学家回复力”的并行课程，旨在帮助教职工和行政人员培养更好的辅导技能，并改善他们的个人心理健康。研究生和博士后们发起的基层倡议已经推动了各种活动和工作坊，还包括瑜伽聚会。在美国校园中组建博士生和博士后联合会的运动，也在寻求改善工作条件的保障。“这是一场运动的开端，它有希望在未来几代学者中带来长期的改变。”Evans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具备实现目标的所有条件，只是需要时间。”但也有人认为科学界需要更大的、系统性的变革，比如对虐待的零容忍。“虽然机构和学术会议不断加强价值声明、行为准则和执行力度，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Wiseman在美国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说。研究人员需要能够引起重视而不必担心报复或偏见。例如，在Goel的调查中【9】，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寻求支持，因为他们担心遭到报复。许多人认为需要对基金资助结构进行彻底的改变。“这些模式实在是过时。”伦敦皇家天文学会的教育、外展和多样性官员Sheila Kanani说。该学会在2020年调查了650名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发现存在整体性的欺凌问题。“整个体系需要进行全面改革。”作为其中一环，她和其他人认为，基金资助不应仅仅基于发表的论文著作，而应该基于健康的工作环境——应当考虑研究人员的心理健康和他们工作的艰辛，也接纳那些可能永远不会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想法。如果没有巨大的改革，年轻的研究人员可能会持续逃离这个领域。如果我们留不住年轻的人才，这真的会是个可能影响科学未来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未来的科学家创造更适宜的工作环境，让他们能够专注于科学研究。[1]Evans, T. M., Bira, L., Gastelum, J. B., Weiss, L. T. & Vanderford, N. L. Nature Biotechnol. 36, 282–284 (2018).[2]Eaton, N. R. et al. J. Abnorm. Psychol. 121, 282–288 (2012).[3]Clancy, K. B. H., Nelson, R. G., Rutherford, J. N. & Hinde, K. PLoS ONE 9, e102172 (2014).[4]Clancy, K. B. H., Lee, K. M. N., Rodgers, E. M. & Richey, C. J. Geophys. Res. Planets 122, 1610–1623 (2017).[5]Johnson, P. A., Widnall, S. E. & Benya, F. F. (eds). Sexual Harassment of Women: Climate, Culture, and Consequences in Academic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8).[6]Wellcome. What Researchers Think About the Culture They Work In (Wellcome, 2020).[7]Watts, J. & Robertson, N. Educ. Res. 53, 33–50 (2011).[8]Chirikov, I., Soria, K. M, Horgos, B. & Jones-White, D.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Univ. California, Berkeley & Univ. Minnesota, 2020).[9]Cactus Foundation. Joy and Stress Triggers: A Global Survey on Mental Health Among Researchers (Cactus Communications, 2020).[10]Jacobi, C. J., Varga, P. J. & Vaidyanathan, B. Front. Psychol. 13, 92394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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