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随想录》
(英)W.H.奥登
所有诗人，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母语的热爱。这意味着“诗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形成的”的说法必然不成立，因为婴儿出生时并不会说话。是什么心理状况促成了这份对母语的热爱？谁也猜不透。也许，像“我的母语”“词语的乳汁”这样的短语别有一番意蕴。
***
我可能过于以己度人了，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的确认为对那些后来决定成为诗人的孩子来说，最吸引他们的诗歌会是滑稽诗或胡话诗，而不是“严肃”诗。就我自己而言，我早年最喜欢的是霍夫曼的《头发乱蓬蓬的彼得》贝洛克的《警诫故事》、哈里·格雷厄姆的《无心馆的残酷诗》，当然还有爱德华·李尔和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
语言的作用在滑稽诗中更为显而易见。似乎正是语言本身，它的韵律和节奏具有一种生成事件的力量，而不像严肃诗那样，是诗人脑海里的事件在寻找恰当的语言表达。例如：
在那口饮水井里
水管工为她打造的井里，
玛丽亚阿姨坠了下去;
我们得去买个过滤器。
***
不说别的，艺术创作其实是一种游戏形式，也就是说，它不像吃饭或睡觉那样是创作者必须要进行的事情，而是创作者觉得很有趣的事情。这就是格律诗成为常态的原因。我们知道，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规则，但他的全部乐趣和自由都以遵守这些规则为前提。有一些诗人，例如惠特曼和 D.H.劳伦斯，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必须用自由诗写作，但他们只是例外的情况。要想写好自由诗，诗人得有一只不会出错的耳朵，来确定收尾在哪里算是适可而止。随意处理收尾的诗作屡见不鲜，看起来它们本该被写成散文诗。
***
我相信，在大多数但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神圣或神秘的存在与事件在诗人的想象世界中激发的敬畏和好奇的感受，是促使诗人形成写一首严肃诗的原初冲动。这种反应是无意识的，它不可能被有意识地召唤出来。有些存在，古往今来对所有人的想象而言都是神圣的，例如，月亮、四元素，以及那些只能被界定为“非存在”的存在——黑暗、寂静、虚无、死亡。有些存在，例如帝王，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被视为神圣。
一首诗，哪怕是一首爱情诗，都很少只以一次这样的邂逅为基础。在诗人的记忆中，通常会有许多这样的经历，它们之间没有显著的关联，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群体。诗人试图将这个群体转变为一个以语言社群为形态的共同体，如果他的努力成功了，那么一切情感都会成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它们不但彼此热爱，还热爱着共同体。一首诗可能以两种方式失败：它可能排除了太多，以至于平庸；也可能妄图同时体现一个以上的共同体，以至于紊乱。
***
就我自己而言，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我的大脑都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其一是主题，其二是形式或语言、韵律、措辞等方面的问题。主题寻找最能体现自己的形式；形式则围绕主题寻找最适宜处理的层面。当两者最终达成一致的时候，我就可以动笔写诗了。
***
不仅在青年时期，而且在创作生涯的各个阶段，大多数诗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榜样，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真正道路的前辈。在寻找榜样的过程中，外人几乎无法提供帮助。
偶尔，一个知识更渊博的年长者可能会向青年诗人提出富有成效的建议，但前提是他非常了解后者，熟悉他的性情与志趣。
***
我们可能会在选择自己的榜样时犯错。我最开始的榜样是托马斯·哈代、爱德华·托马斯和罗伯特·弗罗斯特，他们于我而言大有助益，但我不得不坦言，尽管叶芝和里尔克是当之无愧的大诗人，却对我产生过负面的影响，前者诱使我运用了过度夸张的修辞，后者导致我写出了一些太过文艺的诗，一些过于“名副其实”的诗。不用说，这完全是我的错，而不是他们的错。
***
我觉得男人和女人在写诗时面临截然不同的问题。女人很难把自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抽离出来，很难写出华兹华斯所界定的那种“宁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的诗歌。男人则很容易成为唯美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进行表达，不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所表达的言论是真实的，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些言论听起来充满了诗意。
***
大诗人和小诗人的区别不在于诗歌的质量。事实上，大诗人在其创作生涯中写出的坏诗极有可能多过小诗人。他们之间的区别应该是这样的：拿出小诗人的两首同等优秀但不同时期写成的诗，我们无法单从诗歌文本判断写作时间的先后；然而，要是换成大诗人,我们往往可以勾绘出他的发展轨迹,他在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
***
诗人不太关心他们自己缘何或如何开始写诗。他们最在意的是接下来要写的东西。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和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诗人的这种倾向存在危险性。柏拉图曾试图将政治生活建立在艺术虚构之上，正如我们所知，这只会导致政治暴政。今天，太多艺术家犯下了恰恰相反的错误，他们试图让艺术虚构建立在政治行动的基础上，如此一来，他们不再尽力创造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对象，而是屈服于当下的暴政，制造出毫无意义的“时新作品”。政治史和艺术史是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只有一种替代方案，那就是另一种政治行为。
就艺术作品而言，它有两种替代方案，要么是另一件艺术作品，要么是艺术作品不复存在。
***
阿喀琉斯只能杀死赫克托耳一次，而且要在特洛伊将他杀死，但《伊利亚特》可以被反复阅读，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
同样，虽然科学史呈现了一种进步的态势，但艺术史并没有显露这个迹象。任何一件艺术品都不能取代另一件艺术品。
每一件成功的新艺术品,迟早都会在传统中占据一个永久的位置。
***
诗歌主要是述说给他人的个人话语。一首诗的含义是页面上的语词和恰好阅读它的人之间对话的结果，也就是说，它的含义因人而异。然而，个人话语不能与自我表达混为一谈。诗人试图在诗歌中呈现的经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现实，而他能够从一个只有他自己才拥有的角度来看待这份经验。从诗人的角度而言，读者对他所写的东西的理想反应是这样的:“天哪，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了。”
***
无论它能发挥什么样的实际功用，一件艺术品无异于一个梦。
***
既然诗人是人类的一员，那么每个诗人都必然同时作为个体和人而存在。诗人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处于漫漫历史长河中的特定时期，无论他的见解多么独到，他所看到的世界以及他用以阐释这个世界的大多数看法，都离不开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和时代。在这一点上，他必须修习批判性的超然客观，以免习以为常的反应左右了他的视域。当然，他必须接纳作为事实的社会和时代，并且与之打交道。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融人当代的风尚，事实上，他可以也应该拒绝他人接受的很多东西。
但当他拒绝的时候，他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拒绝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拒绝。如果他试图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脱离了肉体的天使，不受任何约束，不与时人发生任何关系，那么他的创作只能沦为虚假。
***
因为创作者是一个个体，所以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出“现在性”的品质，这使得艺术史家可以据此给出大致的创作时间和地点。因为创作者是一个人，所以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出“永久性”的品质，在创作者及其所属的社会远逝后，它依然具有价值。
***
艺术无法改变历史进程。即使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提香、米开朗琪罗、莫扎特、贝多芬等人从未存在过，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历史也依然会是这个样子。
***
约翰逊博士说：“写作的唯一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享受生活，或者更好地忍受生活。”对此，我只想补充一点，艺术作品是我们与死者分食面包的主要手段，而如果离开了与死者的交流，就不会有完整的人类生活。
***
让我用语言的话题结束，正如我以语言开始。无论诗人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是什么，他作为一个诗人只有一个政治职责。他写下的一切作品都应该成为正确而精妙地使用其母语的典范，因为语言已经被新闻业和大众传媒败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我之所以称之为政治职责，是因为一旦词语失去了意义，肉体的蛮横就会取而代之。
(《诗人之舌：奥登文选》，有删节) @明室Lucida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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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W.H.奥登
所有诗人，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母语的热爱。这意味着“诗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形成的”的说法必然不成立，因为婴儿出生时并不会说话。是什么心理状况促成了这份对母语的热爱？谁也猜不透。也许，像“我的母语”“词语的乳汁”这样的短语别有一番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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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过于以己度人了，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的确认为对那些后来决定成为诗人的孩子来说，最吸引他们的诗歌会是滑稽诗或胡话诗，而不是“严肃”诗。就我自己而言，我早年最喜欢的是霍夫曼的《头发乱蓬蓬的彼得》贝洛克的《警诫故事》、哈里·格雷厄姆的《无心馆的残酷诗》，当然还有爱德华·李尔和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
语言的作用在滑稽诗中更为显而易见。似乎正是语言本身，它的韵律和节奏具有一种生成事件的力量，而不像严肃诗那样，是诗人脑海里的事件在寻找恰当的语言表达。例如：
在那口饮水井里
水管工为她打造的井里，
玛丽亚阿姨坠了下去;
我们得去买个过滤器。
***
不说别的，艺术创作其实是一种游戏形式，也就是说，它不像吃饭或睡觉那样是创作者必须要进行的事情，而是创作者觉得很有趣的事情。这就是格律诗成为常态的原因。我们知道，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规则，但他的全部乐趣和自由都以遵守这些规则为前提。有一些诗人，例如惠特曼和 D.H.劳伦斯，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必须用自由诗写作，但他们只是例外的情况。要想写好自由诗，诗人得有一只不会出错的耳朵，来确定收尾在哪里算是适可而止。随意处理收尾的诗作屡见不鲜，看起来它们本该被写成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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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大多数但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神圣或神秘的存在与事件在诗人的想象世界中激发的敬畏和好奇的感受，是促使诗人形成写一首严肃诗的原初冲动。这种反应是无意识的，它不可能被有意识地召唤出来。有些存在，古往今来对所有人的想象而言都是神圣的，例如，月亮、四元素，以及那些只能被界定为“非存在”的存在——黑暗、寂静、虚无、死亡。有些存在，例如帝王，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被视为神圣。
一首诗，哪怕是一首爱情诗，都很少只以一次这样的邂逅为基础。在诗人的记忆中，通常会有许多这样的经历，它们之间没有显著的关联，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群体。诗人试图将这个群体转变为一个以语言社群为形态的共同体，如果他的努力成功了，那么一切情感都会成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它们不但彼此热爱，还热爱着共同体。一首诗可能以两种方式失败：它可能排除了太多，以至于平庸；也可能妄图同时体现一个以上的共同体，以至于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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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自己而言，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我的大脑都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其一是主题，其二是形式或语言、韵律、措辞等方面的问题。主题寻找最能体现自己的形式；形式则围绕主题寻找最适宜处理的层面。当两者最终达成一致的时候，我就可以动笔写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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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青年时期，而且在创作生涯的各个阶段，大多数诗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榜样，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真正道路的前辈。在寻找榜样的过程中，外人几乎无法提供帮助。
偶尔，一个知识更渊博的年长者可能会向青年诗人提出富有成效的建议，但前提是他非常了解后者，熟悉他的性情与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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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在选择自己的榜样时犯错。我最开始的榜样是托马斯·哈代、爱德华·托马斯和罗伯特·弗罗斯特，他们于我而言大有助益，但我不得不坦言，尽管叶芝和里尔克是当之无愧的大诗人，却对我产生过负面的影响，前者诱使我运用了过度夸张的修辞，后者导致我写出了一些太过文艺的诗，一些过于“名副其实”的诗。不用说，这完全是我的错，而不是他们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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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男人和女人在写诗时面临截然不同的问题。女人很难把自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抽离出来，很难写出华兹华斯所界定的那种“宁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的诗歌。男人则很容易成为唯美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进行表达，不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所表达的言论是真实的，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些言论听起来充满了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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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诗人和小诗人的区别不在于诗歌的质量。事实上，大诗人在其创作生涯中写出的坏诗极有可能多过小诗人。他们之间的区别应该是这样的：拿出小诗人的两首同等优秀但不同时期写成的诗，我们无法单从诗歌文本判断写作时间的先后；然而，要是换成大诗人,我们往往可以勾绘出他的发展轨迹,他在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
***
诗人不太关心他们自己缘何或如何开始写诗。他们最在意的是接下来要写的东西。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和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诗人的这种倾向存在危险性。柏拉图曾试图将政治生活建立在艺术虚构之上，正如我们所知，这只会导致政治暴政。今天，太多艺术家犯下了恰恰相反的错误，他们试图让艺术虚构建立在政治行动的基础上，如此一来，他们不再尽力创造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对象，而是屈服于当下的暴政，制造出毫无意义的“时新作品”。政治史和艺术史是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只有一种替代方案，那就是另一种政治行为。
就艺术作品而言，它有两种替代方案，要么是另一件艺术作品，要么是艺术作品不复存在。
***
阿喀琉斯只能杀死赫克托耳一次，而且要在特洛伊将他杀死，但《伊利亚特》可以被反复阅读，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
同样，虽然科学史呈现了一种进步的态势，但艺术史并没有显露这个迹象。任何一件艺术品都不能取代另一件艺术品。
每一件成功的新艺术品,迟早都会在传统中占据一个永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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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主要是述说给他人的个人话语。一首诗的含义是页面上的语词和恰好阅读它的人之间对话的结果，也就是说，它的含义因人而异。然而，个人话语不能与自我表达混为一谈。诗人试图在诗歌中呈现的经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现实，而他能够从一个只有他自己才拥有的角度来看待这份经验。从诗人的角度而言，读者对他所写的东西的理想反应是这样的:“天哪，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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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它能发挥什么样的实际功用，一件艺术品无异于一个梦。
***
既然诗人是人类的一员，那么每个诗人都必然同时作为个体和人而存在。诗人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处于漫漫历史长河中的特定时期，无论他的见解多么独到，他所看到的世界以及他用以阐释这个世界的大多数看法，都离不开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和时代。在这一点上，他必须修习批判性的超然客观，以免习以为常的反应左右了他的视域。当然，他必须接纳作为事实的社会和时代，并且与之打交道。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融人当代的风尚，事实上，他可以也应该拒绝他人接受的很多东西。
但当他拒绝的时候，他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拒绝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拒绝。如果他试图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脱离了肉体的天使，不受任何约束，不与时人发生任何关系，那么他的创作只能沦为虚假。
***
因为创作者是一个个体，所以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出“现在性”的品质，这使得艺术史家可以据此给出大致的创作时间和地点。因为创作者是一个人，所以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出“永久性”的品质，在创作者及其所属的社会远逝后，它依然具有价值。
***
艺术无法改变历史进程。即使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提香、米开朗琪罗、莫扎特、贝多芬等人从未存在过，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历史也依然会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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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博士说：“写作的唯一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享受生活，或者更好地忍受生活。”对此，我只想补充一点，艺术作品是我们与死者分食面包的主要手段，而如果离开了与死者的交流，就不会有完整的人类生活。
***
让我用语言的话题结束，正如我以语言开始。无论诗人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是什么，他作为一个诗人只有一个政治职责。他写下的一切作品都应该成为正确而精妙地使用其母语的典范，因为语言已经被新闻业和大众传媒败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我之所以称之为政治职责，是因为一旦词语失去了意义，肉体的蛮横就会取而代之。
(《诗人之舌：奥登文选》，有删节) @明室Lucida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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