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雷｜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斯科特？

文｜田雷

对于这次翻译上的冒险，脱离自己在学科上的舒适区，贸然闯入一个陌生领域，作为译者，我不需要理由说服自己，毕竟，这可是詹姆斯·斯科特的书，甚至普遍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一本书。整个翻译的过程，于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智识上的愉悦，一次精神的“神游”，主要的文字劳作是在2021年春节过后的半年中进行的，很长一段时间，一大早到办公室打开电脑，译者就沉浸在书里，跟随作者肆意汪洋却又体贴入微的妙笔，译者也移步换景，仿佛穿越到了人类文明曙光初现的时刻，直到中午肚子抗议，才返回到现实。

当然，面对本书的读者，译者对此次“冒险”却要做必要的自辩，也许一个机智的办法就是向作者学习，斯科特教授在交待整本书的缘起时不也曾有一番自辩吗？他这么一位田野深耕于当代东南亚农村的政治学家，怎么一下子转向关注数千年前发轫于两河流域的人类早期文明了？！当然，以斯科特的学术地位却对所谓跨界进行辩护，更多是一种态度或修辞，毕竟， 身处一整套学科本位的学术建制内，严肃的学者要懂得如何置身事内，不能动辄掀桌子，但话也要说回来，美式社会科学所凝固的将知识分门别类的系统，在斯科特的视野里，又何尝不像本书意旨所示，不过是一种“作茧自缚”呢？

“新冠”疫情爆发后，经常听到人类由此被进入到一个新纪元的说法，畅销书如《黑天鹅》或《灰犀牛》，大意都是在说未来于我们而言的“不确定”，所谓“未知”，不仅是不知道，也即知道自己不知道，甚至是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与此同时，曾经被我们奉为坚定不移、四海皆同的社科真理，却纷纷瓦解，没有经得起小小“新冠”病毒的检验。 一个短短的“乱纪元”，似乎颠覆了我们在上一段“恒纪元”中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认知体系，原本讲起来理直气壮的诸多理论，现在被打上了问号——从来如此，就应当如此吗？“从来”是从何时起算的，“应当”又是谁的应当……

2021年春季上网课的那个学期，我受邀参加了本校面向本科生的一次荐书活动，面对来自不同学科的同事，记得当时就心生感慨，至少在我所处的法学以及政治学领域，太多理论未能通过“新冠”病毒的检验，若是我们敢于舍弃附随于学科建制的利益，真诚面对现实，不少此前在学科范围内呼风唤雨的大牌学者、高引论文，也许到了“下架”的时候了。其中道理也是能说通的，奠基于“现代性”秩序上的一整套学问， 只有在历史的这一页翻过之后，我们才能意识到，此前所谓的“从来”如此，不过是某个具体时空内的地方性经验而已。

想一想，美国通过一部成文宪法而建国，不过两个半世纪；美式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形成，不过一个世纪；再具体到政治科学和法学里的那些“普遍”学说，即便它们确曾主导过我们的思考，充其量不过两三代学者的时间，在此打个比方，绝无任何不敬，只是要讲清楚其中逻辑， 在分门别类积累知识的漫长过程中，学者一代接续一代努力着，但历史在其自身的行程中却始终停留在一个酷暑难耐的夏天，而现在，凛冬已至，翻翻典籍的书本，我们的理论中却从来没有提到过风雪。

斯科特教授也许不知道“夏虫语冰”的典故，不过他在书的“导论”章中就说过，“就好像鱼儿不会意识到水一样！”，如何揭示这些日用却不自知的习性，让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意识到水的存在，斯科特教授的方法就是进入到他所说的“深层历史”（deep history），如他所言， “最好的历史学，应当是一门最具颠覆力的学科，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那些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怎么才能让鱼儿意识到水的存在，在“历史学”的意义上，就需要展示出鱼儿不是从来都在水中悠哉游哉的，或许在它们还没有成为“鱼”之前，也曾有过岸上生活的时光，又或者说，未来某一阶段，它们可以与水作别，成为陆地上的生物——不是有本畅销书就叫《你身体里有条鱼》（Neil Shubin, Your Inner Fish）么？ 总之，要让鱼儿意识到水，就必须告诉它们，它们不是从来就在水中，当然也不会永远在水中 ，它们在水中划来划去的动作，人类有首歌称之为“一天到晚游泳”——由此，意识到了在水中游泳，它们就从自为的鱼晋级为自觉的鱼。斯科特所说的“深层历史”，在我看来，就是同夏虫语冰，与鱼儿谈水，而 本书所要做的，就是这么一趟“深层历史”的旅途，只不过故事的主角不再是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东南亚的狡黠农民，而是近万年前在两河流域刀耕火种的先民们。

“深层历史”，首先是长时段的，大历史的也因此是“简史”体例的写作，在作者笔下，数千寒暑不过弹指一挥间。如斯科特教授所说，关于“人类世”的讨论虽然聚讼纷纭，但几乎都拘泥于某种“深”的人类世版本，最远不过追溯至两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他在本书中一如既往地打破束缚我们思考的茧房，要把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放到一个“浅”的人类世中去理解，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从原始人类掌握了用火开始……在这种智人简史的大视野内， 斯科特真正关注的是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尤其集中于其间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大致两千年的时段，正是在五六千年前，两河流域冒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初形态的“国家”，其中杰出代表就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崛起于此的乌鲁克城。

读到这里，译者推己及人，相信本书读者也会赞叹，你永远可以相信斯科特教授的想象力！对于言必称民主、宪政、人权这些学科关键词的当代政治学者来说，斯科特一下子又冲破了学科设置的茧房，脑洞一旦打开，就好像原来2D的理论遭遇到了3D的现实，方才明白 此前思考的单薄，归根到底缺失在于少了历史维度的大纵深。

斯科特之所以以政治学家的身份去孤军深入至这段“深层历史”，就是要与鱼儿谈论水，把现代观察者日用却不自知的隐含预设给挑明，同时又与夏虫语冰，颠覆政治学以及相关学科基于单薄历史的残缺之见。书中点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于二十万年前，以此作为尺度，则农耕社群在近一万年前的形成不过只是人类简史上的最近一页，而欧美国家所代表的“现代性”秩序，更是一眨眼的功夫而已，对于本书读者来说，只要你看过美剧《生活大爆炸》，想一想那个迅速加快到目不暇接的片头曲，就是这个感觉了，我们还在纠结到底有没有终结的“历史”，在人类物种的尺度里，甚至连一帧画面的定格都抓不到。 在此意义上，很多社科理论之所以脆弱，经不起折腾，就在于其历史维度的单薄，错把历史的一帧画面当作历史本身，由此去推演某种社会的理想秩序及其构建之道，往往又是一种“作茧自缚”。

如此，我们就遭遇到贯穿斯科特一系列学术论述的一个思想内核，熟读斯科特此前著作的读者对之不会陌生，就是 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学说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斯科特之所以要跨界涉足这场“深层历史”之旅，就是为了宣扬他个人所推崇的一种政治学说，斯科特出生于1936年，出版本书时已经81岁高龄，作为学者，他从不天真烂漫，当然也不会无聊到相信“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系统可以被灌输。 细读本书，斯科特的“无政府主义”，恰如其分地构成了作者去凝视这段人类文明破晓的一种方法，也是在这种脑回路里，不断涌现出本书诸多最精彩的论述。

斯科特作为学者的卓越就在这里，他从别人以及别的学科中拿来最新的研究，融会贯通在自己的思考中，从中提炼并释放出原创者都未曾意识到的威力。这其实就是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所说的，若说有“雄心壮志”，就是要将现存的知识“整合出新的图景”，凝聚知识以反思理论，在书中是两面一体的，在此意义上，专家在学科疆域内靠头脑生产出知识，而斯科特教授则赋予了这些知识以灵魂，没有斯科特的综合、解析并随时辅之以脑补的想象，这段文明破晓、农业奠基、城镇初现、国家诞生的历史怎么能在当代人笔下如此妙趣横生？ 翻译时，我经常为作者的分析所折服并被说服，心底的潜台词此时大致如此：他怎么会这么想，好吧，请收下我的膝盖……

简史不简，概论也贴切入微，对作者的要求不只是异于常人的智商，同时还有与常人能共情的“情商”，凡是在斯科特发前人未有之所见的论述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种与“对象”共情的能力，这里的“对象”，可以是马来西亚某个村子里的农民，可以是数千年前乌鲁克城的一位无名收税官，甚至可以是生活在先民田间地头的驯养物种，不仅是羊、狗、猪，就连田地里的一株大麦、一棵伪装为农作物的稗草，在斯科特笔下都可以是有生命的，可以随时活起来。 或许可以说，之所以优秀的学者常见，有趣的学者却越来越少，就在于社会科学的训练变成了某种偏狭的智商拔尖，新一代的学者故而失去了斯科特的共情能力。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篇对教授的长篇专访，其间谈到他于1985年出版的《弱者的武器》，斯科特回忆起他为写作此书而在马来村庄近两年的田野调查，其中一番话令人感叹：

我会在晚上记笔记，就着煤油灯工作，快被小虫子咬死了，经常到午夜或一点钟才完成作业，而其他人早就入睡了。然而，终于上床转进蚊帐时，我会把手电筒放在肩膀上 ，读简·奥斯汀、左拉或巴尔扎克的著作，这些情节曲折的优秀文学著作让我心驰神往。

在访谈中，斯科特把做研究的这种体验称为“全神贯注”，想必在写作本书时，他也进入了那种“心驰神往”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个体学者来说不仅是天赋使然，如斯科特以上所言，后天的教养大概也不可缺少，扪心自问，当你要去某个偏远山区做两年田野调查时，规定你只能带三本书，你会在背囊里装入谁的著作呢？回到本书，人类最初形态的国家是如何在两河流域突然之间冒出来的，在整合现有研究并思考这个问题时，斯科特教授必定是置身其中的，他不只是在观察和评论，而是设身处地地尝试体验和想象，不仅求诸史学研究的传世文献，考古学发掘出的断壁残垣，而是要去听到沉默、发现空白，解读“潜隐剧本”，“努力避开国家自我呈现出的光芒，转而去探究那些隐藏起来的历史力量”。

前不久，我有一位朋友在微信上问，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斯科特？我想了想，给了一个回复：也许是他活得通透——一位研究人类政治的政治/人类学家在21世纪的那种通透。就此而言，本书对有心人来说，还随处可见一种豁达开朗的人生智慧。作者是悲天悯人的，故而他不断逼着我们去面对这种终极命题：人类从狩猎采集“进化”到春种秋收，到底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当人类驯化谷物、动物时，是否被驯化的对象也在驯化着人，说到底，究竟是谁在驯化谁呢？看看我们的周围，究竟是孩子在刷题，还是题目在刷孩子？年轻人究竟是在工作，还是“被打工人”？教授到底是在写论文，还是被论文所监工？在一个绩效为王的社会中，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宁可累死自己，也要卷死别人”的时候，那些因五谷不分而被我们嘲弄为愚昧未开化的先民们，难道他们的四体不勤不是处处闪烁着质朴的生命智慧吗？“在很多时候，成为一个蛮族人，就好像是一次逆天改命的努力”，斯科特教授书中的这句话，曾让译者会心一笑。在工作不息、内卷不止的竞争文化中，斯科特教授那种有事写作、无事放羊的生活节奏，难道不是活出了学者应该有的样子吗？

写到这里，作为译者，我完成了翻译一本书的最后一道工序，终于可以同一段绞尽脑汁、字斟句酌的日子说再见了。期待它在如期出版后能为读者所喜爱。感谢王绍光教授、王明珂教授、侯旭东教授推荐本书。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没有联系过斯科特教授，2019年秋，我的老同学欧树军受斯科特教授邀请赴耶鲁访问，我当时曾托他转去对教授的问候，以及对翻译过程不断延期的致歉。

最后，请允许我以中文的一首词来结束这篇译者的后记，这首词写于1965年春，词作者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缔造者，当时斯科特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学生，还有两年即将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首题名《读史》的词，不知道斯科特教授是否知晓，不过在译者看来，或许是本书读者打开这本书的一种适宜也诗意的方式：

贺新郎·读史

文｜毛泽东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