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高中教材“选必1”第11课《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第3子目“元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讲到明朝对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时说：
“
明朝在东北设都司、卫、所，对女真等族进行管理；在西北设赤斤蒙古、沙州、哈密等卫
；在西南设土司。
卫所
和土司
官员由各族酋长世袭任职，统领部属，按时向朝廷进贡土物，接受朝廷征调军兵。
”
这段话共两句。第二句中的
“卫所”之前应该加上指示代词“这些”
，是指第一句中在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卫、所”，否则会引起误会。因为明朝在全国范围普遍设立卫、所，而从全国来看，不是所有卫、所的“官员由各族酋长世袭任职”，“官员由各族酋长世袭任职”的卫、所只在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
有学者认为，就性质而言，明初设立的卫所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
汉军卫所
，基本分布在内地，故亦可称为
内地卫所
，
其官皆为流官
，为纯军事性质的机构，与地方行政区划互不相干；第二，
羁縻卫所
，分布于西北和东北地区，
其官均土官
，以当地少数民族酋领任职，兼管军民，拥有较大的自治权；第三，
土流参治的卫所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处于边疆和内地之间的缓冲地带，
土官与流官同任职于其中
，但以流官为主，土官副之，这类卫所姑且可称之为半羁縻性质的卫所（彭建英：《明代羁縻卫所制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另外参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第69页。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24页。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02页。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第381页。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第128页、第132页。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7-288页、第328页。彭勇：《明代卫所的辖区属性及其管理权》，《光明日报》2020年5月18日 14版）。可见，
“
这些卫所”就是学术界所称的“
羁縻卫所”
——也有学者把明朝设立的具有羁縻性质的都司、卫、所、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站、地面、寨等名目繁多的机构统称为“羁靡卫所”（因其中卫、所居多，故名，见许立坤：《浅述明代羁靡卫所制——明王朝民族政策研究之二》，《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指示代词是用来指示或表达特定的人、事物、情况的
，“这些卫所”就是指明朝在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
“羁縻卫所”，指示代词“
这些”起着限定、指向的作用，不能省略
。
对教材上的这段话有三点需要强调和明确。
第一，
明朝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立两个都司，这里的“羁縻卫所”只是指奴儿干都司所辖的卫所。
第一个都司叫“辽东都司”，洪武八年（1375年）在东北地区南部辽河流域设立，治所为辽阳，因为这里主要居住着汉人，辽东都司及其所辖卫、所的官员都是“流官”，不属于“羁縻卫所”体系。第二个都司叫“奴儿干都司”，约永乐九年（1411
年）在东北地区北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设立，治所为奴儿干，这里居住的主要是女真、吉里迷、苦夷、达斡尔诸族，奴儿干都司
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要职由“流官”充任，其所辖卫、所都是“羁縻卫所”
，这些卫所的
官员都是“土官”
（参见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0页。彭建英：《明代羁縻卫所制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杨旸、李治亭、傅朗云：《明代辽东都司及其卫的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6期。郑天挺：《明代在东北黑龙江的地方行政组织——奴儿干都司》，《史学集刊》 1982年第3期。蒋秀松、王兆兰：《关于奴儿干都司的问题》，《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
。也就是说，
教材所说
“明朝
在东北设都司、卫、所，对女真等族进行管理”，应该是指“奴儿干都司及其所辖卫、所”，不包括“辽东都司及其所辖卫、所”，而且奴儿干都司属于“流官体制”，其所辖的卫所属于
“羁縻卫所”
。
第二，
明朝在西北地区设立的卫所包括两类卫所——“关西七卫
”和“西番诸卫”
（胡小鹏 程利英：《1978-2003年问明代西北政治史研究概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
这里的“羁縻卫所”只是指“关西七卫
”
。“关西七卫”是指哪七卫，和“春秋五霸”一样，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说法（杨林坤：《论明代西北羁縻卫所的民族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教材所列“赤斤蒙古卫、沙州卫、哈密卫”是其中一种说法中的三个。“关西七卫”设立于西域，
全部都是“羁縻卫所”
（杨林坤：《论明代西北羁縻卫所的民族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河州、西宁、岷州、洮州、必里等“西番诸卫”设立于河湟地区，是典型的土流参治、以流管土模式，即卫指挥使这一要职由“流官”担任，卫指挥同知及其以下官职则由“土官”充任，确保主要权力掌握在汉族流官手里，从而保证明朝对这些地区的有效统治（参见王继光：《明代的河州卫——研究之一》，《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l期。彭建英：《明代羁縻卫所制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程利英：《明代关西七卫与西番诸卫》，《西藏研究》2005年第3期。李亚娟：《20OO年以来明代西番诸卫研究综述》，《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9期）
。从这个意义上看，西北“西番诸卫”的官员与东北奴儿干都司类似，主要官员由“流官”担任，其他官员由“土官”担任，以“流”管“土”。
教材上所说“在西北设赤斤蒙古、沙州、哈密等卫”，应该是指“关西七卫
”，不包括“西番诸卫”
。
第三，明代的土司除了进贡土产之外，还要缴纳赋税，而“羁縻卫所”仅须进贡土产。
这里先介绍一下土司制度确立的时间问题，学术界有“唐或宋”说、“元代”说和“明代”说等（白耀天：《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说》，《广西民族研究》1999 年第4期）。高中老通史教材持“元代”说，部编新教材则持“明代”说——这是教材编写者的权力，但“教参”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仿佛从来就如此——不在话下。土司需要缴纳赋税，《明史》卷310《土司传·序》说对各土司“额以赋役”，光绪《长乐县志》卷4《沿革》称明代土司“完粮赋而不食俸禄，听征调而不用军饷”，今人多有论述（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第9页、第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