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时常混迹于当下各类社交媒体与网络——如微博、抖音与小红书等——就会发现一个普遍且在如今似乎也已经越来越习以为常的现象，越来越多人开始暗示、展现或操演自身的“性感”
（sexy/hot）。
一方面，这可以帮助人们设计与塑造公共媒体中的自我形象
（“人设”）
，另一方面，这显然也与点赞和浏览等流量诉求息息相关。甚至出现了一类专门做性感内容的“擦边视频”或“擦边博主”。
这几乎成为这个媒体化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而我们也都知道，在当下，流量即资本。因此，个体的身体以及以此为界面而展开的一系列关于自我形象、行为、特质以及性感的操演，开始不断地通过“性”
（sex/sexuality）
这一重要的媒介运作，并且也恰恰是通过它而得以逐渐累积成个体的“性资本”
（sexual capital）
。
区别于马克思在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所看到的状况，即劳动者身体——主要是其中的劳动力——成为生产
（以及再生产）
的重要原材料。在当代普遍“被性感化”的世界中，不仅仅只是个体的劳动力，他们的“性”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各种感受、体验与情感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与消费发展中的重要原材料与动力源。
“性”这个看似私人的、个体化的“内在自我”之真理，在20世纪晚期所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中逐渐被整合与挖掘，从而产生了达娜
·
卡普兰和伊娃
·
易洛思在新著《何谓“性资本”：关于性的历史社会学》中所着重讨论的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本文结合这本新书对于当代人的“性资本”如何形成及建构进行了回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性”一直游走在个体与他者之间，它被收编为商品与资本的同时，也对个人的主体性带来了威胁
。
就如卡普兰/易洛思于书中开宗明义所指出的，“性总是处在‘社会之中’，并会受到不断变化的社会力量的制约和影响”。从福柯《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到托马斯
·
拉克尔的
Making Sex：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中文版译作《身体与性属》）
，西方现代“性”
（sexuality）
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便是：性并非如传统中所认为的仅仅是身体的某种生物属性
（sex）
，而实则一直都是文化与制度性的产物。在拉克尔看来，现代人们把生物学作为性/别特征的起源点这一观念本身实则是19世纪晚期产物。在西方历史上，人们对性的理解总是建立在“身体与文化的关系”上，是一系列外部的各种文化规定——拉克尔指出，主要是通过各种二元对子，如父权/母权、男性/女性、男人/女人、文化/自然、阳刚/阴柔等——“被置于一个本身并没有明确标出这些区别的身体之中”，而“性”的“秩序和等级被从外部强加在它的上面”。因此，拉克尔得出了一个在现代性知识/观念看来是匪夷所思的结论，即“从历史方面来看，性属
（gender）
的区分先于性别
（sex）
的区分。”
《何谓“性资本”》，作者
: [以] 达娜·卡普兰 / [法] 伊娃·易洛思，
译者
: 汪丽，
版本:后浪｜
上海三联书店
2025年1月
Sex与Gender的区分与关系既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性别研究的重大贡献，但同时也为此留下了让人头疼的问题。首先，这一新的二元对子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西方二元论的典型特征，如彼此依赖但不对等；但另一方面它也由此造成了一种往往极具迷惑性的惯性理解，即把sex看作是生物学与解剖学上的特征，而gender则是围绕其上而建立起的庞大但却无形的性别制度
（我们也可以从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翻译上看出一种典型的二元论，即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
。因此，sex被看作是gender的某种前提与基础，而最终再次落入了拉克尔在西方历史上所发现的种种文化“惯习”
（habitus）
，最典型的便是二元论模式的延续，尤其是“生物/自然与文化”在现代“性”知识论中的核心地位。
而这也恰恰是福柯以及其后朱迪斯
·
巴特勒在其《性别麻烦》中主要针对的问题，即——我们借用拉克尔的说法——“到了大约1800年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作者都决定把他们所坚持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即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基本差异建立在可以发现的生物学区分上”。生物学上“男性”与“女性”的发现直接决定了其在文化与社会场域中的显现，即男人与女人。所以，这里的性/别差异
（gender）
被认为是建立在各种“硬科学”上，尤其伴随着科学主义在19世纪逐渐占据认识论/知识论的霸权地位，生物学、生理学与解剖学成为认识“人”这一物种之“真理”的首选工具。而也恰恰是在这里，福柯所谓的“人的科学”开始诞生且迅速建制化，而在其中发展出的一门新科学便是性学
（sexology）
，而其主要工作便是探索人类个体的“性真相”。
伴随着“sex”成为人类主体性真相的主要集聚地，对其的探索也逐渐为性别差异的“科学性”奠定了基础，即男/女两性不仅仅只是性别
（sex）
不同，就连“在肉体和灵魂的各个可以感受到的方面、在物质和道德的每一个方面，他们都有差异”，因此，“对于医生或者博物学家来讲，女人和男人的关系是‘一系列的对立和对比’。”
（拉克尔）
男人与女人不再仅仅是身体形象在程度上的差异，如今他/她们显现出了一种种类上的绝对差异，即生物学上的同种二形，而决定这一差异的恰恰是其自然/生物本质。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对“sex/gender”这一区分以及由此所建构的现代性/别认识论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在她看来，无论是这一二元对子还是sex/gender的区分，本身就是特定文化与话语的产物，尤其是这一看似有着生物属性的“sex”，实则也在话语的场域中被语言化
（即意义化）
，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对其进行谈论。它实则是gender的述行性
（performativity）
产物，即通过回溯性地预设与建构一种关于起源的理想而获得了自身得以不断展演与诠释的合法性。从人类个体在
诞生的那一刻，具有话语
（不能忽视话语本身的建构性/对象化力量）
权威的医生
（或其他接生员）
就已经为我们规定了一种性/别，而sex和gender在这一刻同时产生并同时运作。
这也就是福柯在其《性经验史
·
认知的意志》中所发现的，性
（态）（sexuality）
的出现与现代个体主体性的建构息息相关。区别于传统封建社会中严格的等级制，即通过一系列外部的“名”与“位”对个体进行三六九等的详细规定与规范，伴随着启蒙运动而开启的现代社会一个最核心的工作便是对从各种大小共同体中剥落的个体进行主体化。而就如查尔斯
·
泰勒在其《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所指出的，现代个体之所以能够仅凭自身存在于世，一方面与其被逐渐认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其“内在性”的发现有关。所谓“内在性”的发现，指的便是个体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内在心灵/灵魂深度的存在，其感知、情感和欲望都为其赋予了一种自主与独立的合法性，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有情主体”。而也恰恰是在这里，它遭遇了19世纪末诞生于德国的性科学。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作者
: (加) 查尔斯·泰勒，
译者
: 韩震，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2年6月
卡普兰/易洛思对此进行了精简的概括，即现代的性
（sexuality）
呈现双线进程特征：“一方面，性在科学知识体系中被日益理性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性变成了一种个人属性、一种身份，也因此成为个人的、私密的财产，成为构成个体核心身份的一个方面。”然而，这两方面并非独立发展的，而是彼此依赖且不断结构化，最终使其逐渐“自主化”。而性在现代的这一双线进程，最终不仅建构了性别差异的“有性主体”，而且也为其合法化提供了某种本质的保障，即“性”成为个体的核心属性，成为“我之所以是我”的重要构件。由此开启了其后对于个体性权利与性自由的争取。
正是诞生自19世纪末具有性别差异的“有性主体”的建构——其核心在于“性-个体内在性-主体性-自我”的一系列关联——而使得现代主体对于自我及其身份的理解开始不断地“性化”
（sexed）
，并由此建构了一套完善的性别制度，而其主要特征便是“异性”
（hetero）
的。
在芮塔
·
菲尔斯基的《现代性的性别》中，她便指出男女两性在现代性别制度中被建构以及赋予其性态
（sexuality）
的方式并不相同。“女性不再象征无分化的自然和无意识的欲望；相反，由于女性的地位由他者的凝视决定，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我意识，而这恰恰是男性不具备的”，因为“现代式男性主体怀旧地抓住那个单一的、和谐的虚幻自我不放。”在卡普兰/易洛思的《何谓“性资本”》中，作者虽然意识到现代两性性别的差异
（尤其在批判社会学家凯瑟琳
·
哈基姆的“情欲资本”（erotic capital）这一概念时）
，但却又不断地忽视这一差异对于现代两性“性资本”累积中的不同影响。最终她们再次落入传统窠臼，即不由自主地把现代“有性主体”男性化，从而导致其在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时，其所预设的性主体及其特征中往往带有强烈的男性色彩。
《现代性的性别》，
作者
:
[美] 芮塔·菲尔斯基，
译者
:
陈琳
/
但汉松（校译），
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守望者
2020年6月
无论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现代二元性别制度的建构，还是现代资本主义对于男/女两类“有性主体”不同形式的规训与剥削，它们的核心都建立在“性”上，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凯瑟琳
·
麦金农会把“性”
（sex）
看作是压迫女性的核心场域的原因。而这一权力与剥削形式本身也置身于更加复杂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之中，因此“性”从来就不是“私人的”，而始终为各种力量所形塑与攫取。
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卡普兰/易洛思才能够把“性”看作是资本的一种类型。由于“性”自始至终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
中被建构的，比如
19世纪的科学认识论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家庭与爱情意识形态，因此它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不平等结构往往是平行且交织的，
如性别制度、阶级与种族等
。所以，并非像卡普兰/易洛思所指出的，这种性的不平等形式“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下以种种方式被制度化”了，而是在其被建构之初，它就已经在不断地制度化了。因此才会出现她们其后所讨论的四种不同类型的“性资本”。
“性资本”这一概念显然受到布尔迪厄等社会学家的影响，它指的不再是古典的经济概念，而是对其包含的范围进行了扩展，从而使其核心意义转变为任何“有助于创造财富的资源”，如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因此，“性资本”或可简单地概括为“以‘性’——不仅包括身体的性感
（sexiness）
和吸引力
（attractiveness）
，也泛指性体验和性表达的领域，即‘能够唤起我们性兴奋的一切’——作为一种资源所创造、累积和投资而获得的资本”。它既是非经济领域的，但却又与之息息相关。
在卡普兰/易洛思看来，“性领域仍是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被视作是“社会再生产与资本积累之间的矛盾的特定历史形态的表达”。由此，她们确立了四种类型的性资本：
（一）默认的性资本：贞洁与家庭内部的性
（chastity and domesticity）
；
默认的性资本建立在盖尔
·
鲁宾所谓的“好/坏”性的区分上，而这一区分在空间上的表现即“家庭与街道”。前者的性往往是“好的”，它不仅意味着某种具体的形式——如家庭内部的、夫妻之间的或贞洁的
（这三者其实是紧密相连）
——而且也具有相应的道德价值；而这一规范往往具有针对性，它主要属于家庭内部的女性。因此，贞洁作为一种被宗教父权制所赋予的资本，不仅“揭示了女性身体被男性标记并加以控制的方式”，而且其中“好”的道德价值还能够“转化为传统社会中由婚姻所表征的经济资产的方式”，即女人的“性”越“好
（贞洁）
”，那么她们在婚姻市场中就能获得更高的经济价值，这既是对女性的父权制家庭而言，也是对她们自身而言。所以恩格斯才会说资本主义制度化的“婚姻是合法的卖淫”，而这里也就涉及卡普兰/易洛思所确立的第二种性资本，即它针对的是作为身体的剩余价值。
对于第二类性资本，卡普兰/易洛思的讨论十分简略。这一类型的性资本的核心是“将性感的身体转变为一种商品”。除了典型的卖淫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婚姻制度中对妻子身体的商品化，并且这一商品化过程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即从对“好（贞洁）”的性的购买到家庭内部对其有性身体的再生产——家务劳动与生育——的投资，“性的货币化属性是直接而明确的”。而这也是资本主义通过“性”进行性别与阶级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电影
《某种物质
》
剧照。
第三类性资本与易洛思所谓的视觉资本主义
（scopic capitalism）
息息相关，即现代大批产业通过从“性化的身体和性自我中榨取剩余价值”。性买卖
（sex sell）
的范围在现代开始迅速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性产业，而开始在各类文化形象和文化产品中出现，同时也不断地渗入亲密关系之中。在这类性资本中，性接触不再是如传统性产业般可供交易，它成为性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像个体的性吸引力、性感和性技巧等不但成为现代个体需要不断实践和累积的性劳动，而且它也与个体对于自身处境的感觉和认知息息相关。
卡普兰/易洛思认为具身的性资本“带有性别化、种族化和阶级化特征”，因此它往往会涉及不同性场域内十分具体而又复杂的性规范，如什么样的人是性感的？性吸引力主要有哪些表现？塑造这些具体“观念”的主要是复杂的社会力量，而它也再次暴露出性资本对于不同性别、阶级与种族的个体而言是极具差异性的，并且即使是在同一种族、阶级和性别之中，性资本的分配也是不均匀的。由此，我们也就不得不更加灵活地去看待这些概念，而不能把它们当作某种僵化的规定，否则就会忽视具体的个体处境中更加复杂与幽微的东西。
具身的性资本在当下我们常见的社交媒体中普遍地存在，如小红书中发布的各类男女性感相片或是抖音直播里的各种“擦边”行为。什么样的男女身体是性感的
（sexy/hot）
，既取决于不同个体的具体处境所塑造出的认知与欲望模式，同时它也遵循着一种主流的“性感”规范，否则我们就不会在其中看到如此多的相似性。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与经济逻辑已经不仅仅如其早期那般依赖于普遍性，而是转向了独异性
（singularity）
，即一种“独特的、手工艺的、量身定制的商品”，除此之外还有个体的形象
（“人设”）
、身份与生活方式等。而就如卡普兰/易洛思准确指出的，“无论是在主体性还是在市场中，性都是制定和复制新的独异性社会逻辑的关键场所”，前者表现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起云涌且到如今已经逐渐本质化且僵化的身份政治
（排斥与容纳模式）
，后者则表现为各种性化商品、消费与娱乐模式的出现。标新立异不仅成为个体追求自我独异性的目标，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运作模式。至此，“个体的自由不仅已与市场自由相兼容，实际上也成了它的一种延伸”，由此便出现了当代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
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与第三类性资本具有相关性，虽然具身的性资本主要是在消费领域中获得的，且有互动性，但它“并不具有再生产性”。在这里，卡普兰/易洛思区分了“性感”
（sexy）
和“性体验”
（sexual experience）
，前者往往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即它是建立在“集体的、阶级性的价值体系上”，因此总是面向他人的；而“性体验”则是主体性的，是自我内在所固有的东西，具有持久性且关乎自我修养。因此，“性感”和“性体验”是性资本两个相互独立的方面，但却也不能忽视它们的关联性。在卡普兰/易洛思看来，“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中，能够提高个体就业竞争力的，不仅仅是性吸引力，还有个人化的性经验”。
电影
《某种物质
》
剧照。
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主要与新自由主义所追求或形塑的理想主体——“理想品质，如自主、自尊和自我表达能力”——有关，而其核心便在于个体的“自我”。而这一积极“自我”的建构在当代越来越与个体的性体验相关，尤其是“利用性体验中的独异性来构成自我，而这一自我与总体而言决定了个人社交能力和职场能力的一些技巧与属性是完全兼容的”。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指的是，“个人主体从他们自己的性品质、性能力和性经验中所获得的经济价值”，因此它实则上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变体。而至于个体能从自己
（成功的）
性体验获得了哪些具体的技巧、经验、能力与品质，卡普兰/易洛思只是笼统地指出诸如“人们了解自己、培养自信和自尊、承担各类风险，以及最重要的通过自我主张和占据支配来经营人际关系的一般策略之中”；除此之外，在论及性与就业竞争力之间的可能性关联时，她们也指出如下四种：
（一）是“性会增强性主体的自尊心，而自尊心会增加自信心，从而提高人的能力”；
（二）性行为表达了某种支配形式；
（三）“性能够锻炼社交能力，而后者在服务型经济中是一项必备技能”；
（四）美好的性生活会带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除此之外，卡普兰/易洛思把这一从性体验中塑造与获得的品质和能力看作是“中产阶级人士的”，而忽视了这些品质与能力中所透露出的强烈“男性化”特质——如“更倾向于从性生活中斩获自我赏识，并能更好地在职场中使用他们的性资本”。这一由“床上功夫好”到个体自信，再到于职场中的指点江山，并非是当代中产阶级人士的“特权”，而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性别制度与职场制度中往往占据有利位置的男“有性主体”，从一开始就被不断形塑与赋予的特权，只是它们在不同时期和处境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因此，卡普兰/易洛思在此着重突出“阶级角度”反而会削足适履。因为就如她们自己所指出的，性资本在性别、阶级与种族等多重元素和结构中被建构，因此重要的是具体的处境，而非是根据外部规定性而划分的僵硬区域与主体合集，由此我们便会忽视相同集合内部的具体差异。
在《何谓“性资本”》的两位作者看来，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曾经作为个体主体性之“真理”，以及个体在私人领域中得以协调、体验和实践的“性”，在经济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们已经被客体化为展现生活方式的商品，可提高的能力和技巧，个人交流的方式，通往幸福的道路，甚至是拥有创造力、经验和可操演的独异性
（performable singularity）
的证明”。
这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正持续不断地将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吸引到它的掌控之下有关，即“一切皆可商品化”，尤其是曾经被看作劳动、生产和消费主体的“人”，也开始被置于商品化与市场之中，成为可交换的货物。
相比于早期对于人之劳动力的追求，当下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所追求的则是每个人的独异性，它不仅表现在我们的身体感受上，如体验、感受、情感与欲望，而且还与对其的操演息息相关，如选择怎样的性别身份和形象、性向和性偏好等，都在不断地把自己生产为一个“新的产品”。其目的便在于他人的点赞、评论和购买，其获得的回报既有快感的加倍，也有流量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
电影版《欲望都市
》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