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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我们的混沌蜕变为宇宙星辰

凤凰网读书 · 公众号 · 读书 · 2025-02-26 08:30

正文

声音是一座城市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它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又像风一样难以捕捉。我们习惯了用眼睛去丈量一座城市的高度，用脚步去感受它的温度，却很少停下脚步，闭上眼睛，聆听它的呼吸。

在小说《失踪孩子档案》中，声音不仅是叙事的媒介，更是一种情感记忆。故事围绕一对从事录音纪实工作夫妇的重组家庭的旅行展开，并通过旅行在声音记录中探索家庭、记忆和被遗忘的社会正义，“我是如何把你弄丢了，你也把我弄丢了” ，“有一天你或许会感觉自己像是走失了一样，但你要记住，你并没有。我和你会再次找到彼此的”。

本文摘选自《失踪孩子档案》，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启程

他们睡着了，仰面朝向太阳，嘴巴大张。男孩和女孩的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脸颊泛红，满是道道白色涎渍。他们占据了后排车座的全部空间：身体舒展，四仰八叉，酣然入梦。

坐在副驾位置的我，时不时回身查看，随后继续研究地图。我们随着如熔岩般缓步移动的车流驶向城市边界，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后，汇入州际高速。一架飞机自我们头顶上方飞过，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上颚留下一道长而笔直的疤痕。开车的是我先生：他扶正帽子，用手背擦干了额头的汗水。

家庭词库

我不知道，在未来某一天，先生和我将会各自和两个孩子说些什么。我不确定我们故事中哪些部分，会被我俩各自择取、删节，哪些会被我们打乱顺序、重新排列后生成最终版本—虽然对声音的择取、重新排列和编辑，大概最确切地概括了我先生和我的工作。但孩子们会提问，因为提问恰恰是孩童的习惯。我们将不得不为他们讲述故事的开头、中间和结尾。我们将不得不为他们提供一个答案，为他们讲述一个有模有样的故事。

昨天，也就是我们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恰好是男孩的十岁生日。我们为他准备了很棒的礼物。之前他曾向我们明确提出：“不要玩具。”

女孩现在五岁，最近几个星期不断地问我们：“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到六岁呀？”

无论我俩作何解释，她终归觉得答案不够称心。因此，我们通常只是给出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比如说：

“快啦。”

“还有几个月。”

“没等你反应过来就到了。”

女孩是我的女儿，男孩是我先生的儿子。一个是我亲生，而另一个，我是他的继母；两个孩子的母亲都是我，这在法律上是既定事实。我先生既是生父又是继父，但说来说去就是个父亲。

因此，女孩和男孩所拥有的身份，包括继妹、儿子、继女、女儿、继兄、妹妹、继子、哥哥。诸如“我们”“他们”“我们的”“你或你们的”等日常语法的指涉，常因为连字符的使用以及表述上的细微差别变得难以判断。

因此，我们搬到一起住没多久，也就是男孩快六岁、女孩还在学步时，我们决定使用物主形容词“我们的”来指涉他们俩，更为简洁明了。他们，变成了“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也被唤作“男孩”“女孩”。

两人很快便掌握了我们家庭的私密语法规则，学会使用类属名词“妈妈”和“爸爸”，有时候简化为“妈”和“爸”。至少直到现在，正是我家的家庭词库，将我们共同世界的范围和边界定义得清晰可见。

家庭故事

先生与我相识于四年前一次纽约市声景录制任务。

我们的小组，效力于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发展中心的大团队。声景录制任务的目标，在于节录和收集所有作为城市基调与象征的地标式声音：地铁靠站时刺耳的金属摩擦声，42 街长地下通道中的音乐声，牧师们在哈莱姆区街头的布道声，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开市和收盘的钟声、流言与低语。

但项目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调查和分类城市里常常被当作噪音并因此被忽视的其他声响：熟食店收银机开关时发出的“咔顷”声，百老汇某个空无一人的剧场里操练台词的人声，哈得孙河面下暗流的潺潺声，成群的加拿大鹅在范科特兰公园肆意便溺时发出的噪声，阿斯托里亚儿童游乐小广场秋千的摇摆声，年长的韩国女人在上西区为富太太修锉指甲的声音，布朗克斯区某座年久失修的群租房着火时的嘈乱，一名行人冲另一名行人大喊“浑蛋”的连续咒骂。

项目组成员包括记者、声音艺术家、地理学家、城市规划专家、作家、历史学家、声音认知学家、人类学家、音乐家。甚至还有测深技术人员，带着一种叫作多波束测深探测仪的复杂仪器：这种仪器被投入城市四周的水域，用来丈量水下地层的深度、轮廓以及其他一些天知道的数据。不论成对还是成组，每名成员都在对城市里各种波长的声音进行调查和节录，像是在记录一头巨兽生前最后的声息。

我们俩当时被指配为搭档，负责在四年时间内记录这座城市中人们使用的全部语言。职责内容具体如下：“调查地球上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最具多样性的大都市，为该市成年人和儿童使用的全部语言绘制地图。”

结果我们合作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得心应手——一个完美二人组。共事几个月后，我们相爱了，爱得彻底而荒唐，预料之中却义无反顾：就像是一块石头和一只小鸟，还未搞清谁是石头、谁是小鸟，便双双坠入爱河。再后来，夏天来到了，我们决定同居。

女孩对于那一段日子的记忆，毫无疑问基本为零。男孩说，他记得我那时总是穿一件旧旧的蓝色毛线开衫，丢了几个扣子，长度到膝盖；他还记得，有时候，我们一起坐地铁或者公交车时，每当阵阵寒风吹入车厢，我都会把毛线开衫脱下来，像毯子一样裹住他和女孩；他还说，那件衣服上有股烟草味，扎得皮肤痒痒的。

同居这个决定，做得挺草率——混乱、莫名其妙又急迫，如抛开后果去拥抱生活般美好而真实。我们组成了一个部落，后果也随之而来。我们结识了彼此的亲属，结婚，婚后联合报税，成为一个家庭。

清单

车前座：他和我。副驾驶位储物箱：保险单，车辆注册证，驾驶员使用手册，公路地图。车后座：两个孩子，他们的双肩背包，一个纸巾盒，一个装有瓶装水和易变质零食的蓝色便携小冰箱。

后备厢：一个小号旅行袋，装有我的索尼PCM-D50 立体声录音机，以及头戴式耳机、数据线和备用电池；一个大号波塔– 布瑞兹录音器材整理包，里面装有他的可折叠吊杆、麦克风、头戴式耳机、数据线、齐柏林式航拍小飞艇、麦克风防风毛罩，以及美国声音设备公司生产的702T 型便携式双轨录音机。

另：装有一家四口衣物的若干小行李箱，七个15×12×10 英寸、有加厚盒底和加固盒盖的银行家牌文件存储盒。

共价

尽管每个人都为维护家庭的完整而努力，但是每个人对于自己在这个家庭中所处的位置都时常感到焦虑。

我们就像是化学课上学到的，那种由共价键而非离子键连接的问题分子—也可能我说反了？男孩的生母是在他出生时过世的，这个话题在我家是个禁忌。在我和先生交往初期，他简单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立刻意识到，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到此为止。我也不喜欢别人打听女孩生父的种种。因此，关于我们各自以及两个孩子的过往生活，我和先生始终恪守沉默协定，相敬如宾。

或许也正因如此，孩子们总想听听限于四人小圈子范围内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俩何时成为我俩的孩子，我们何时成为一个大家庭，这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想知道。除去些许自恋，孩子们的那股执着劲儿像是研究宇宙创生传说的人类学者。女孩要求我们不断重复相同的故事，一遍又一遍。男孩希望了解和妹妹成为家人之后，两人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似乎那段旧时光距今已有几十载甚至数个世纪。

在他们的要求下，我们给他们讲故事。只要我们能够记得的故事，我们全部讲给他们听。但是，他们一旦发现内容有遗漏和细微调整，或与印象中的版本有出入，便会打断我们、做出更正，并要求我们好好从头再讲一遍。我俩不得不在脑海里倒带，从头回放。

创世神话

我们家庭建立于一个热浪袭来的夏日，地点是一间几乎空空如也的公寓。搬到那间公寓（也就是因这次旅行而不得不离开的那间公寓）的第一个晚上，热得只剩下内衣裤的一家四口坐在客厅地板上，大汗淋漓，疲惫不堪，不断试图将手掌上的比萨角托稳。

这一幕之前，我们刚刚把行李解包，取出部分家当以及那天早些时候买回家的若干日用品：开瓶器，四个新枕头，窗玻璃清洁剂，洗碗液，两个小号相框，若干钉子，一把锤子。

接下来，我们量了量孩子们的身高，在走廊过道的墙上分别为他们画下在新家的第一个标记：33英寸和42英寸。

随后，我们在厨房墙上钉了两个钉子，挂上分别从各自家中带至新家的两张明信片：一张是马尔科姆·X被刺杀不久前照的肖像照，头靠在右手上，目光热切地看着某人或者某个东西；另一张明信片上，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站得笔直，一只手举着步枪，另一只手握着马刀，肩披仪式肩带，弹匣带交叉背在胸前。

保护着萨帕塔明信片的玻璃上，附着了一层在我旧公寓厨房积下的尘垢—也可能是油烟渍？两张明信片被我俩挂在冰箱旁。但就算这样，新公寓看上去还是太空寂，墙面太白，依旧令人感到陌生。

男孩嘴里嚼着比萨，瞅瞅客厅四周，问道：

“然后干吗呢？”

那时只有两岁的女孩随声附和道：

“是呀，干吗呢？”

虽然我和先生努力寻找答案，却无言以对。或许因为这句设问，也同样是我们静静悬挂在空荡房间里的一丝细线。

“然后干吗？”男孩又问道。

我终于开口：“然后你该去刷牙。”

“可我们的牙刷还在行李箱里呢。”他说。

“那就到洗脸池那儿漱漱口，然后睡觉去。”我先生回答道。

他们从洗手间出来，说害怕，不敢独自睡新卧室。我们便同意他们在客厅里一起待一会儿，但前提是他们必须睡觉。他们爬进空纸箱，像两只小狗一样挪来动去，争抢最公正的纸箱空间分配。之后两人倒头便睡，睡得很沉。

先生与我打开一瓶红酒，在窗边分享了一支大麻卷烟。之后，我们坐在客厅地上，什么都没有做，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静静看着孩子们在硬纸箱中酣眠。从我们坐着的地方，只能看见他俩挤成一团的脑袋和屁股：他的头发被汗水浸湿，她的卷毛乱如鸟窝；他屁股扁扁如药片，她屁股圆圆像苹果。

两人像是那种过腻日子、提早步入中年的夫妻，相互厌烦，但生活还算安逸。兄妹俩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入睡，唯剩下彼此的相互陪伴。先生和我在吸烟后略感呆滞的沉静，不时被男孩醉汉般的鼾声和从女孩身体发出的悠长洪亮的屁声打断。

当天早些时候，在我们乘坐地铁从超市回到新公寓的路上，兄妹俩进行了一次相似的“协奏音乐会”。车厢里的一家人，被一堆白色塑料购物袋团团围住，袋里装满了双薪家庭升级版新食谱所需要的各类营养丰富、品质升级的食材：巨大的鸡蛋、粉嫩的火腿、有机杏仁、玉米松糕，以及超小号盒装有机全脂牛奶。

坐上地铁也就两三分钟，孩子们便睡着了，脑袋枕在我俩各自一侧大腿上。他们打了结的头发潮乎乎的，散发出咸咸的味道，令人愉快：这味道，像是那天更早些时候，我们在街角快餐车上吃到的暖烘烘的巨型布雷结碱水面包。

两人可爱如天使，而彼时的我们也足够年轻，四个人组成了一个美好的部落，一个令人羡慕的小群体。突然，兄妹俩其中一个开始打鼾，另一个开始放屁。这引起了地铁上为数不多没戴耳机的几名乘客的注意。他们看看她，看看我们，再看看他，微微一笑：不知这微笑是出于怜悯，还是如同谋般为孩子们在公共场所的羞耻行为叫好。

先生也冲着面带笑容的陌生人们微微一笑，作为回应。我脑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是否应该转移众人的注意力，将他们的视线引到别处？方法呢，就是用责难的目光死死盯着隔着几个座位睡觉的老头，或那个身着全套慢跑行头的年轻女士。

当然，我没有这么做。我只是点了点头，以此表示招认或无奈，然后冲地铁陌生人们笑了笑——嘴唇抿紧，像纽扣缝一样。当时那种感受，就像是在梦里回到学校却忘记穿内衣时那种怯场的感觉。 这是一种在短暂窥入我们崭新世界的陌生人们面前感受到的突兀而深刻的脆弱 。

但是，等到夜深，当我们回到新公寓的亲密空间，当孩子们已经步入梦乡、发出各种美好的噪音时——真切的、毫不刻意的美好——我终于可以卸下自觉意识的负担，专注去听两人发出的声响。

女孩肚子里咕咕作响，声波碰到箱子硬邦邦的纸板后被放大，如薄薄蝉翼般飘过几乎空空如也的客厅。过了一阵，沉睡中的男孩似乎因为听到了动静——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嘴巴嘟囔了几句作为回应。这时，先生提醒道，我们刚刚所见证的，难道不正是这城市声景里诸多语言的一种，在一场终极“环形”对话里的实践么？

“嘴巴在回答屁股。”

我忍住没笑，但还没过一秒，发现先生正憋着气、闭着眼，强忍住不发出笑声。瞬间我便功亏一篑，声带猛颤爆发出好似猪叫的非人类笑声。他随后也憋不住了，笑到呼哧带喘，鼻孔猛张猛合，挤出满脸皱纹，眼睛都笑没了，整个身子像是快被打烂的皮纳塔般前后摇晃。

大多数人步入中年后，笑起来的时候面目极为恐怖。我向来害怕那些笑的时候把上下牙敲得咔嗒作响的人，那些闭口不发出一丝声音的人同样令我感到十分不安。我父亲家族里的人，都有一种相同的毛病，我觉得是遗传的。

这病表现在，在一轮完整笑声的结尾处，我们会像猪一样发出喷鼻声或哼叫声。或许是因为这个怪声太像动物发出来的，所以通常又会引发众人新一轮大笑。每个人都笑到眼泪汪汪、颇感难为情为止。

我深吸了一口气，抹去脸颊上的泪水。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先生和我第一次听到彼此笑。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笑声：彻底发泄，放开手脚，毫无保留，傻里傻气。或许，那些不了解我们如何笑的人，也不会真正了解我们。稍后我们终于缓过神来，恢复平静。

“孩子们在睡觉，我们还要笑出声，蛮坏的，你说是吧？”我问道。

“是，坏得很呢。”

我们决定不再使坏，而是去把这些声音录下来。于是，我们取来各自的录音设备。先生举着吊杆麦克风，将全屋横扫一遍；我把手持录音机紧紧贴向兄妹俩。女孩吮吸着大拇指，男孩嘴中冒出断断续续的话和奇奇怪怪的呓语，钻入我的话筒；楼下驶过车辆的噪声，被先生收入麦克风。

我们像是两个串通一气的孩童，为他们的声音做了节录。我并不清楚，在那一晚，到底是何种更为深层的原因，促使我们将孩子们发出的声响录下来。或许，仅仅因为夏日的炎热，加上啤酒，乘以搬迁之喜的兴奋，除以所有亟待被我们回收处理的硬纸箱。

或许，我们仅仅是遵从内心冲动而去抓住当下，抓住这个像是某个时代开启的瞬间，令它留下印迹。毕竟，平日我们总在训练头脑去抓住记录的机会，训练耳朵像空白磁带般去倾听我们每日的生活。

这一切的一切，我们与他们，此处与彼处，室内与窗外，均被标识、收集、存档。或许，和为寻求独立或因爆发社会革命而遭受多年暴力战乱的年轻邦国一样，新组成的家庭同样需要把共同生活的初始， 稳稳泊靠于某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 并将这瞬间牢牢抓住。那一晚，便是我们小小城邦的创世之日；那一晚，我们的混沌蜕变为宇宙星辰。

夜半更深，疲惫困倦、丧失动力的我们将孩子们抱入怀中，送到他们的新卧室，屋里的床垫并没有比他们刚刚睡的硬纸箱大多少。随后，我俩来到自己的卧室，钻到自己的床垫上，四条腿纠缠在一起。

两人虽相视无言，但身体却像是在向对方保证：“或许过会儿，或许明天，明天我们一定要做爱，还要做计划，嗯，明天。”

“晚安。”

母语

最初被邀请加入那个声景项目时，我觉得项目本身有些俗气和虚妄，很可能过于说教。虽然当时的我不比现在年轻多少，但还算年轻，仍视自己为专业严肃的政治新闻从业者。

最初的不悦背后有另一个原因：这个项目虽然名义上是由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发展中心策划组织的，其最终成果也将被纳入该中心的声音档案资料库，但项目资金部分来源于大型跨国集团的资助。

我试图调查这些集团的CEO们，看看是否可以挖掘他们的丑闻、诈骗行径，或是否效忠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可那时，我带着年幼的女儿。他们告知我合同福利涵盖医疗保险；另外，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份工作的薪酬可以让我摆脱之前那些任务无比繁重、薪水仅能糊口的新闻报道差事。

因此我停止了调查，不再假装自己是个生活养尊处优、有闲心去质疑企业道德伦理的大小姐——我签了合同。我不太清楚先生加入项目的缘由是什么，在几乎和我相同的时间，他也签了合同：对我来说，他当时仅仅是个专长声音认知研究的陌生人，还未成为我的先生或者孩子们的父亲。

我们两人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声景项目的制作。每天，当孩子们待在各自的托儿所和学校，我们跑遍了整个城市，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但确信我们会遇到新奇的事情。我们在纽约市五大区游走，采访陌生人，请他们用母语说几句话，再说几句关于母语的话。

他喜欢两人在交通站点录音的那些日子，比如说火车站、机场和公交车站。我呢，更喜欢在学校节录孩子们声音的那几天。

他喜欢穿梭在人头攒动的咖啡馆，将波塔– 布瑞兹录音设备包固定于右肩背带，举着吊杆失并固定在某个特定角度，录制嘈杂的交谈声、碟碗餐具的碰撞声以及脚步声。我喜欢在学校的走廊和教室里，将手中的录音机靠近每个孩子的嘴巴，捕捉他们在回答我问题时说的话和发出的声响。

我邀请孩子们回想在家中听到的歌曲和谚语。孩子们在那个年龄段所呈现的口音，常常是一种被英语思维改变过、被驯服的口音，父母口中的母语反而对他们来说已是外语，变得陌生。

我依旧记得，孩子们的舌头粉粉嫩嫩，但发音时对舌肌运动的控制，认真卖力而且训练有素，努力将离他们愈来愈远的母语发音包裹得严严实实：例如，发西班牙语多颤音r时，舌尖在口腔中的正确位置难以掌控；克丘亚语以及也门哈里夫地区语言使用的所有多音节单词，发音时舌头需快速拍打口腔上颚壁；在发阿拉伯语h送气音时，舌床要松弛并下压。

就这样过去了好几个月，我们录下了各种人声，收集了各路口音。两人积累了若干小时的录音带，记录人们交谈、讲述、停顿、说谎、祈祷、犹豫、忏悔、呼吸。

时间

我们同样积累了若干物件：植物，盘子，书籍，椅子。我们从富人社区马路边捡来破烂。但后来回过神，发现家里并不需更多椅子或书架。

因此，我们把捡来的家具又扛到屋外，搬至我们不大富足的社区路旁，感觉自己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看不见的左手”运动的参与者，在人行道和街头专门和亚当·斯密对着干的人。

那一晚，我们的混沌蜕变为宇宙星辰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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