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精英笔下愚昧的中国人

文 | 王笛

历史是精英写的，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上的民众，都是透过精英的眼睛才能看到。在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被启蒙”的时代，民众是怎样被精英所描述的呢？

在精英的笔下，民众就是“乌合之众”，无论是行为，还是思想和信仰，都存在严重问题。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讨论的不是20世纪初民众的真实历史，因为这样一篇短文不可能说清楚的。我要谈的是：在精英的眼中民众的形象，民众是怎样被精英所描述的。

晚清时期，一场由新型的和西化的社会改良者领导的，旨在抨击大众文化和大众宗教的激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20世纪初的中国城市经历了一个“改良时代”。但这些改良者究竟怎样理解“改良”和“维新”这样的词呢？他们的标准和模式又是什么？

1909年成都的《通俗日报》上一篇题为《说新》的文章，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写道，“新”是“旧”的反意词，作者认为以过去为基础的事物代表“旧”，以现在为指向的事物代表“新”，因此既有的传统和风俗都是旧的和不可靠的，需要改革，改革的结果就是“新”。

按这篇文章的说法，所有的传统都是愚昧落后的，因为它们是旧的东西。“文明”这个词在晚清流行一时，但它主要是指西方的观念和行为，改良者把这些观念和行为介绍到了成都。这一认知反映了改良者追求西方的紧迫感。

精英们留下的描述和批判公众行为的记录，是我们考察他们对普通民众和大众文化态度的极好资料。他们对普通人和大众文化总是持批评态度，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穿着到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抨击。

在他们眼里，普通市民卑下、愚昧、空虚、不诚实，“镇日斗牌无别事，偷闲沽酒醉陶陶”，便是他们对民众的画像。

他们也批评那些行为不端“街娃儿”：蓄着长发，与狗逗乐，酗酒赌博，结交妓女。街娃儿经常到某个固定场所聚集，比如御河岸边。因此，他们就告诫：“莫向御河边上去，染成逐臭一班人。”

▲成都御河

20世纪初，精英们总是将普通民众与西方“文明人”进行比较，批判的调子达到了新的高度，似乎无论在哪一个方面，民众的行为都难以接受：上了年纪的人在茶馆里散布流言蜚语，年轻人藏身于城墙上偷看妓女（妓女集中的新化街靠近城墙，在城墙上可看见妓院里的动静），女人们被算命先生或江湖郎中的瞎话弄得神不守舍等等。

▲晚清成都《通俗画报》上所画新化街的妓女

精英们甚至对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也看得很重，1914年《国民公报》的“时事评论”栏有一篇题为《可恨》的短文，严厉谴责了那些折断树枝的人。作者声称，在上海的公园里，外国人挂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牌，并不是蔑视和羞辱中国人，而只是希望借此杜绝国人对树苗的损坏。

▲上海租界内公园的有关规定

虽然这样的论点未免牵强，但可见他们对民众所谓落后行为的处心积虑。这篇文章还提到了“文明”这一概念，指出攀折树枝的举动与动物无异。

我们知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标志，历来就被中国革命家们用作例子，证明洋人是怎样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中国人进行污辱和歧视，从而激起国民的反帝情绪。然而这篇文章从“文明”的角度着眼，反其道而用之，来揭示改革和教育下层人民的重要性。

改良者认为大众娱乐是造成公众“丑恶”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眼里，所有男女演员的表演都是“故作丑态”，“俗不可耐”，其表演是“不健康”的。街头表演的相声吸引了数以百计的人观看，但语言却“下流”、“放荡”。

“柳连柳”被他们认为是“最下流”的表演，唱者拿着一根挂满了铜钱的竹棍，边唱边用竹棍敲击身体作为伴奏。他们经常使用一些很粗俗的方言，让精英们觉得“不堪入耳”。其中最常演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精英们认为这种节目十分“丑陋庸俗”。

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20世纪初的精英们猛烈抨击所谓的“迷信”思想，诸如邪神崇拜、惧怕厄运、笃信巫医等等，并且不遗余力地嘲笑贬低那些所谓“迷信”的人们。

然而，精英文人最猛烈抨击的是所谓“迷信”活动。例如，每年正月十五，人们都会拣回一些象征金元宝的鹅卵石，以驱除“穷鬼”。精英以一首竹枝词嘲笑这种行为曰：

牛日拾来鹅卵石，

贫富都作送穷言。

富家未必藏穷鬼，

莫把钱神送出门。

对那些大众宗教仪式的批评则更为猛烈，认为人们烧香拜佛都是“不文明”的愚昧行为。一次，一个女人在家里给观音菩萨烧香时引着了火，当地报纸以一种讽刺的口吻报道了这件事：“拜观音请到火神。”

在成都，人们认为菜油撒在街上是不吉利的，谁要是不小心把菜油洒在街上，就得买来“纸钱”放在油上，点着火，嘴里还念念有辞，求神灵保佑避祸，当地叫“烧街”。有一次，“烧街”的火势蔓延，堵塞了交通，而人们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精英对此愤慨不已：“正当烈日，偏有十余人围观烤火，真是不可解。”

他们还嘲笑许多市民每当新年将至，就在自己的家门上贴门神，真是愚蠢至极：

街头爆竹响愁人，

肖像桃符彩换新。

堪笑成都迷信久，

年年交替说门神。

农历7月22日是供奉财神的日子，那时街上要放鞭炮，市民忙着敬神烧香。如此做法又引起了改良者们的讥讽，《通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责道：

每年七月二十二，是佛教人敬财神的日子，大街小巷爆竹连声，磕头烧香，大家忙乱，究竟这件事极是一段笑话。……

可笑各店铺各住户，年年到那一天全都拿敬财神为最要紧的一件事（也有人不信这个，但不能不随俗的），请问敬财神的准可以发财吗？近来穷人一年比一年多，难道说是没有敬财神吗？……

要说不敬财神就不能发财，凡是不敬财神的就该全是乞丐，怎么教人不敬财神的，也有发财的呢？怎么外国人不敬财神，人家国家合商人，多有比中国富足呢？可叹愚民不信真理，偏信假话。

其实敬财神发不了财，反倒先破财。你们看街面店铺，要是讲究一点的，这敬财神一天的费用，如买爆竹、买贡物、买香烛等件，热闹一日点灯一夜，就须二三十两银子。

那穷家小户，也敬财神，这一天的费用，足够过三天的。这不是没发财先破财了吗？要说是这是下本钱，以后必可以发财，怎么中国的商民，都一年比一年穷呢？怎么大家都不醒悟呢？

要是果真坐在屋里什么都不干，专敬鬼神，自然就会从天上落洋钱，我就信那财神真有灵。到底哪里有什么财神，哪里有这个事呢！

这样的观念也反映出社会精英的信条，即成功来自于劳动，而不是烧香敬佛。但他们却不懂得对物质生活贫乏、辛勤劳作而难得温饱的贫民来说，这样的精神寄托有多么重要。

端公是改良者经常攻击的对象。端公号称有超自然力量，可以驱恶除魔，救治病人。当时成都许多人都相信巫术，精英对此多有批评。他们指责端公施法过程中，午夜时分方圆几里都可以听见鬼神哭嚎的声音。端公跳神时还要敲锣打鼓，却全然不顾病人恐惧得全身发抖。

端公在屋顶上挂上符咒，所谓驱散游魂野鬼，但精英却揭露，他们未能驱散鬼魂，却使病人情况恶化，还趁机敛钱，因此端公实际是“阎罗”的帮凶，因为他们“无刀会杀人”。

当时有一家报纸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端公在一天晚上驱鬼回家路上掉进了水塘，他抱怨说自己是被魔鬼缠上了身，报纸称他为“水端公”，质疑道：“端公自谓为鬼所祟，能为人取鬼，而不能自御其鬼，该端公之法术，亦可想见矣！”

虽然精英的激烈批评，巫医治病的习俗一直延续下来。我们在巴金的小说《家》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20年代端公驱鬼仍然流行。在主人公觉慧的祖父临死之前：

一天晚上天刚黑，高家所有的房门全关得紧紧的，整个公馆马上变成了一座没有人迹的古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尖脸的巫师。他披头散发，穿了一件奇怪的法衣，手里拿着松香，一路上洒着粉火，跟戏台上出鬼时所做的没有两样。巫师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做出种种凄惨的惊人的怪叫和姿势。他进了病人的房间，在那里跳着，叫着，把每件东西都弄翻了，甚至向床下也洒了粉火。不管病人在床上因为吵闹和恐惧而增加痛苦，更大声地呻吟，巫师依旧热心地继续做他的工作，而且愈来愈热心了，甚至向着病人做出了威吓的姿势，把病人吓得惊叫起来。满屋子都是浓黑的烟，爆发的火光和松香的气味。

尽管巴金以一种写实的笔触描写了这个片段，但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对端公的反感态度，其实当时的新知识分子都存在类似的看法。西化的社会精英认为，大众文化和宗教是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还有人竭力主张禁止“迷信”的作品出版发行，这其中包括《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以及所有与妖怪神鬼、佛教、道教相关的书籍。

改良者在他们的文章中始终鼓吹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传统愚昧落后，外国的文化则文明进步。例如，《通俗日报》曾撰文指出，日本人和西方人经常会在各种场合阅读报纸，不管是在火车站、商店，还是在理发店、人力车上或餐馆里。

据这篇报道说，1908年，有些新型茶馆开始给茶客提供报纸，这其中有怀园、宜春茶楼等，一些餐馆也纷纷加以仿效。新兴的精英们认为这是一条文明之道。

成都有一家人突破传统习俗的束缚，举行了新式婚礼，当地报纸称赞“此举极端文明，既能破除旧习，又复节减金钱。”

同时，他们嘲笑旧式婚礼，称用喇叭吹奏助兴是“形式腐败”，而用西式乐队举行娶亲，“彩舆之前，列军乐队，十余人随走随奏，”则是“文明可喜”。

可见西方文化在这些精英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对西方的崇拜和中国传统的蔑视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与这一趋势相反的是，另一些精英成员则不赞成一味地崇洋媚外。他们看不惯那些穿西式服装的人，《通俗画报》上曾刊登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位男人因为服装样式不中不西，被骂为“中西人”，作为“社会百怪”之一种。

《通俗日报》刊登一篇题为《真阴沟跌假洋人》的消息，作者嘲讽一个穿着洋服装的人，掉进了土坑，弄破了衣服。记录者没有表示同情，反倒取笑“假洋人”的不幸。

在晚清，崇拜西方已非常流行，《通俗日报》上的一则故事讥讽的就是这类人。有一个人到国外旅行，带回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他的亲戚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发现他的外貌改变了不少，他剪掉了长辫子，着西服，蓄西式小胡子，“文明的了不得”。

亲戚朋友们问他去了一趟外国，都有哪些收获。他一边从箱子里拿出东西来炫耀，一边说：

“你们诸位看，人家外人的东西，够多好！咱们中国人是不能的。……临末了拿出一个小藤子枕，遂对众人说道：“你们诸位看，这藤子枕做得多么精致！又凉爽，又轻秀，大概是机器做的。我们中国人是万万不能的。”

旁边有一年老人，实在闷不住，遂插口道：“先生这藤子枕，是阁下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你临上外洋去的时候，带了走的。如今你把它当作外洋作做的了。”

某甲面红过后，遂说道：“虽然是中国做的，可是从外洋游了一趟回来，可就显得高得多了。”闻者无不大笑。

从这个“枕头”故事，我们可以觉察到文章对盲目崇洋的批判态度。关于成都的描述中，反映出在当时确实存在很深的代沟，年轻人多提倡接受西方观念和文化，而老年人更倾向于维持传统。

在新旧两极之间，也有人力图找到一个中西方文化的平衡点。虽然西化的精英们对传统文化抱有偏见，但大多数改良者既沿袭了中国传统儒教的价值观，亦同时认为西方观念并不与之冲突。

尽管他们接受了不少西方新思想，但传统价值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换句话讲，不管是源于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只要对改革有用，他们都会试图加以运用。

总的来讲，精英改良者对中西的价值取向所持的是一种现实和适用的态度，因此他们的改良措施经常都表现出新旧兼具的特点。然而，无论他们是西方派，还是传统派；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他们对民众的蔑视、对大众文化贬斥的态度，却是一致的。

原标题：新旧交错的“改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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