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解体后，作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塔吉克斯坦正式独立。自此，我国学者开始把塔吉克斯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民族、社会经济等各领域开始了对塔吉克斯坦的全面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113篇关于塔吉克斯坦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并借助CNKI以及CiteSpace进行可视化分析处理，通过计量可视化分析，对国内关于塔吉克斯坦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一个综合评述。
在数据的选取方面，本文使用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功能，以“塔吉克斯坦”作为主题输入，共检索得1418篇期刊论文，将学科限定在“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来源类别限定为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期刊，得到共计130篇相关文献，在剔除论文索引、会议信息等无关文献后，得到的有效文献数量为113篇。
一、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成果分布
本文这部分内容主要借助中国知网的可视化分析，以及CiteSpace软件中的关键词（Keyword）分析功能，对检索所得国内涉及塔吉克斯坦研究的核心期刊文献分别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进行一个简要概括。“数量”方面主要涉及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的发文量趋势、作者与机构分布状况等，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目前国内关于塔吉克斯坦研究的现状；“质量”方面主要涉及对关键词的分析。关键词作为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通过将中国知网检索所得的113篇文献导入CiteSpace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国内关于塔吉克斯坦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以及关键词聚类图谱，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相关内容进行一个概括与总结。
（一）已选文献的总体趋势分析
依据中国知网检索出的113篇文献的可视化分析结果—发文量发表年度趋势折线图（图1）来看，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最早开始于1992年，这在时间上与塔吉克斯坦独立基本相吻合。在此之后，国内有关研究总体上呈现递减趋势，从一开始每年十多篇一直递减到一篇，且近两年中文核心期刊未曾发表这一主题研究。通过对发文量发表年度趋势折线图的进一步分析，即可发现国内学者关于塔吉克斯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92-2003年期间，并在此期间出现过三个峰值，分别是1993年（13篇）、1997年（11篇）、2001年（10篇）。联系当时塔吉克斯坦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这三个时间节点很有可能分别对应塔吉克斯坦独立[1]、塔吉克斯坦内战结束，以及上合组织成立。据此来看，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热度一般与时事热点之间联存在联系。从发文量来看，2003年以后，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成果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仅有2-3篇的核心期刊论文发表。
（二）作者分布与机构分布分析
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与专业的研究机构，是推动某一议题研究不断深入的关键条件。根据中国知网检索出的113篇文献的可视化分析结果—作者分布（图2）与机构分布（图3）来看，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具有一定的规模。根据作者分布（图2）可以得知，在1992—2023年间，杨恕、李琪二位学者各自发表3篇以塔吉克斯坦为主题的有关研究。高永久、徐海燕、汪金国、常玢、石婧，以及陈柯旭等六位学者则各自发表过2篇涉及塔吉克斯坦的相关研究。除此之外，多数学者仅仅发表过一篇相关文章。图3则是根据发文作者所在单位生成的机构分布图，表示某一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1992-2023年期间，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以塔吉克斯坦为主题研究文章总数。
研究机构发文总量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相关机构在塔吉克斯坦研究方面的权威性。由机构分布（图3）可知，国内研究塔吉克斯坦的机构多为高校，例如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研究所。总体来看，在1992-2023年期间，兰州大学发表高达8篇关于塔吉克斯坦研究的核心期刊文章，居于国内研究机构第一梯队。其次是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各自发表过4篇。再次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新疆师范大学，各自发表过3篇。上海金融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则各自发表过2篇。其余机构发文量则为1篇。
（三）关键词共现分析
本文将113篇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然后把阈值设置为“2”（关键词出现次数≥2），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4)。图谱中的节点表示关键词共现频次，节点越大意味着共现频次越高，线条则表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程度。具体来看，国内有关于塔吉克斯坦的研究文献多涉及“中亚”“伊斯兰教”“中塔关系”“俄罗斯”等内容。
同时，根据关键词出现频次表（表1）来看，在检索所得的全部文献中，“中亚”一词出现过10次，“伊斯兰教（伊斯兰）”一词5次，“中塔关系”“俄罗斯”“中国”“民族关系”“民族主义”“国际关系”等词出现过2次。此外，其余文章多有涉及“边界问题”“社会稳定”“国内政治”等方面。
表1 关键词出现频次(2次及以上)
综上所述，结合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以及关键词出现频次表来看，国内关于塔吉克斯坦的研究覆盖范围较为广泛，但并不深入，除了在“中亚”“伊斯兰教（伊斯兰）”“中塔关系”等问题上有至少2篇文献共同研究过以外，其余问题的研究篇幅仅为1篇。
（四）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度研究，能够更加精确地找出研究热点。聚类分析后会生成数个类团，类团是由多个紧密相关的关键词组成的，每个类团都会有一个聚类标签，而这个聚类标签就是该类团里代表性最高的一个关键词。本文通过运行Cti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到如下关键词聚类图谱(图5)。
根据该图可知，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热点主要围绕“中亚”“俄罗斯”“中国”“伊斯兰教”展开。具体来看，以“中亚”为主要议题的塔吉克斯坦研究主要涉及“社会进程”“世俗国家”“政治稳定”“国家民族”等内容。以“俄罗斯”为主要议题的塔吉克斯坦研究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力量”“突厥”等内容。以“中国”为主要议题的塔吉克斯坦研究主要涉及“合作关系”“地缘态势”“政治制度”“援助方式”“美国”等内容。以“伊斯兰教（伊斯兰）”为主要议题的塔吉克斯坦研究主要涉及“逊尼派”“复兴运动”“宗教复兴”“社会稳定”等内容。其中，根据图谱还可以得知，各个团类之间还存在相关交叉部分，即以不同议题为主的研究文献在内容上有重合。
二、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主要内容
通过对检索文献的进一步梳理，总体来看，国内关于塔吉克斯坦的主要涉及以下具体内容。
（一）中国—中亚国家关系视角下的塔吉克斯坦研究
中国—中亚国家关系领域对塔吉克斯坦展开研究，所涉及文献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任双平在《浅析中亚的地缘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从地缘政治视角论及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徐海燕《中国和中亚国家三次边界划分:历程与启示》一文、何羽《中哈、中吉、中塔边界问题圆满解决的历史过程及其启示》一文，均有涉及中塔两国边界问题的研究。中塔边界问题的解决，意味着中塔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3]肖斌在其文《中塔关系二十年的影响因素及历史启示》中，则系统性介绍了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建交以来,双方睦邻友好关系稳步发展,经历了稳步上升期、成熟稳定期和共同发展期三个阶段。并指出，中塔关系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是受国际体系、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共同繁荣发展、广阔的合作空间、上海合作组织凝聚作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肖斌指出，中塔20年的交往史为大国与小国、邻国之间,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与经济相对弱小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启示。[4]石泽在《试论全方位发展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一文中，在论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时，对中塔的政治互信与经贸合作有所涉猎。[5]
郝振耕在其文《伊朗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借助型联盟》中指出，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不稳定会波及伊朗和俄罗斯，对中亚安全的共同忧患促使伊俄关系由趋异向趋同转变。[6]
（二）塔吉克斯坦国内政治研究
国内学者介绍、研究影响塔吉克斯坦国内政治稳定的几大要素，这其中包括“伊斯兰教”与“地方主义”。例如，常玢在其《中亚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宗教因素》《苏联解体前后的中亚国家伊斯兰教状况》两篇文章中，在论及中亚国家独立后的世俗国家建设时，对塔吉克斯坦坚持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体制与社会政治形势做了一定的研究。[7]张来仪在《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一文中，对塔吉克斯坦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塔政府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维护其政治稳定有一定的研究。[8]陈小沁在其《从塔吉克斯坦民族和解进程看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一文中，则主要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为例，分析了伊斯兰教对塔吉克斯坦国家政治具有重大影响。[9]黄陵渝的文章《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教》细地介绍了苏联解体前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教状况，尤其是塔吉克斯坦独立后伊斯兰教政治势力的形成及其对国家内政的影响，并且对塔吉克内战结束后，塔吉克政府宗教政策的改变及伊斯兰反对派势力在当时的状况有一定的研究。[10]此外，高永久、李洁《论中南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对塔吉克斯坦高度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宗教极端势力——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有所介绍。[11]
邓浩的《地方主义与塔吉克斯坦冲突》一文，则从地方主义解读塔吉克斯坦内战。该文认为，塔吉克斯坦冲突的焦点表现在对世俗政体或政教合一体制的截然不同的对立选择上，而推崇这两种政体形式的分别是不同的地方势力。也就是说,地方主义是造成塔冲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对塔冲突的起伏起着关键作用, 并且严重影响着塔政局的长期稳定。[12]
（三）塔吉克斯坦民族、国家构建与社会治理研究
国内部分学者对塔吉克斯坦民族国家、民族、民族主义等有所研究。例如，曾向红、杨恕在其文《中亚各国国家民族的构建:以塔吉克斯坦为例》中，以塔吉克斯坦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介绍了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通过整合国内具有分裂性的政治文化，构建一个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国家民族尽管取得一定成效，但国家民族在中亚各国出现的前景仍不明朗。[13]陈联璧的《中亚五国民族关系问题》以及高永久、徐亚清的《论中亚的民族主义问题》两篇文章，则从民族视角为切入，讨论了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国内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对中亚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两篇文章都指出，中亚国家的稳定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14]孙超《我们是谁?——塔吉克斯坦的认同政治》一文，注重论述了塔吉克斯坦的认同政治，并指出，部族政治、伊斯兰因素、民族主义成为塔吉克人认同形成的三大重要因素,同时这三大因素之间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塔吉克斯坦的民族国家建设产生不同的影响。[15]
张雪宁、杨恕在《塔吉克斯坦禁毒斗争简述》一文中，对塔吉克斯坦的禁毒斗争做了一个梳理与研究。该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塔吉克斯坦成为阿富汗毒品外溢的贩运量最大的中亚国家之一。塔政府实施了积极而严厉的禁毒政策和措施,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在禁毒斗争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多种原因其禁毒效果很不理想,禁毒形势依然严峻。[16]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塔吉克斯坦研究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以“一带一路”为背景，对塔吉克斯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例如，邓新《孔子学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法与途径研究》一文，以塔吉克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为例，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的建设实践经验，就孔子学院发展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总结出六条具体的方法与途径,并提出有助于两者相互支持、有效结合的三点思考建议。[17]张帅、朱潇静等在《塔吉克斯坦畜牧业现状与中塔合作发展前景》一文中，通过在对塔吉克斯坦畜牧业发展历史与现状、中国畜牧业状况的研究基础上，阐明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塔双方在畜产品进出口贸易、优良畜品种开发、畜牧业产业化、异地养殖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18]郝瑞锋《“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潜力探析》一文，基于中国与中亚五国2009-2019年农产品贸易数据、运用PVQ指数和引力模型,就双边的农产品贸易竞争力、互补性及潜力展开了实证分析，其中就有涉及塔吉克斯坦。[19]
另外，杨嘉歆《中国-上合组织(SCO)国家技术合作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一文，从产能合作、环境治理合作、产业开发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多个角度就中国与俄、哈、塔、吉、乌五国的技术合作最新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技术输出对中亚国家社会冲击”“三重(经济、环境、政治)风险”“语言沟通障碍”“合作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技术合作进一步深化的关键因素，要着重关注上述问题并加以解决。[20]
（五）语言学视阈下的塔吉克斯坦研究
语言学视阈下的塔吉克斯坦研究涉及塔国语言政策方面，实质上仍是塔国民族与国家建构范畴的研究。该研究有张宏莉、张玉艳《语言法:塔吉克斯坦“去俄罗斯化”的新发展》一文，详细研究了独立后塔吉克斯坦为复兴主体民族文化、建构国家民族，实施的渐进式、温和型的“去俄罗斯化”政策。[21]郭卫东、周磊《塔吉克斯坦学校教育领域人员语言态度调查——以彭吉肯特地区中小学为例》则注重研究了塔吉克斯坦学校教育领域人员对俄语和塔吉克语的语言态度。该文指出，对俄语的积极态度来源于俄语及俄罗斯文化的传统地位，以及人们的未来就业取向。对塔吉克语的积极态度则因为民族自豪感和塔吉克语在当地强大的社会功能。[22]
（六）其他研究
陈柯旭、石婧《中美欧援助塔吉克斯坦比较研究——关于援助资金、领域分配和效果评估》一文，通过考察美国和欧盟对援助塔吉克斯坦的援助资金、援助领域及援助效果等数据,以辨别他们在援助理念、政策目标及援助方式上的异同,从而为我国开展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提供借鉴和参考。[23]
三、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的不足
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在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对于塔吉克斯坦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对有限
尽管近年来中塔关系不断发展，有部分学者对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但相较于其他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对塔吉克斯坦的深入研究仍然较为有限。也就是说，国内对塔吉克斯坦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仍显不足，这从近些年来的发文量统计数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的核心期刊成果产出较之前大幅度减少，实际上，每年仅有1-2篇的成果产出。同时，既有研究本身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研究状态，即已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献在内容上较为分散，缺乏对核心议题的关切，在利用CiteSpace对检索文献进行关键词的突变性分析时，无法进行该项操作即表明国内关于塔吉克斯坦研究的热点并不突出。这些导致我们对塔吉克斯坦的国内政治动态、经济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变革等方面的理解不够全面，难以形成深入而系统的认识。
（二）缺乏对塔吉克斯坦的系统体系化研究
根据作者分布与机构分布分析来看，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缺乏一个专业学术研究共同体，这从根本上限制着国内学术界对塔吉克斯坦进行系统体系化研究。实际上，这也是国内关于塔吉克斯坦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对有限的根源所在。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术活动的主体和承担者，在负责创造和评价学术成果，同时，也是推动某一议题领域进行学术创新、转型、系统体系化的关键力量。通过对于发文作者的追踪发现，国内鲜有专门从事塔吉克斯坦研究的研究者个人。以国内发文最高的作者杨恕、李琪二位学者为例，截至目前，涉塔研究在二位学者的总发文量中也仅仅占比3/164、3/31。这反映出以塔吉克斯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或仅涉及相关研究者个人研究方向领域中的一个细微分支与关注点。同样的，通过对发文量较高的研究机构进行追踪发现，发文相对较多的研究机构或存在以塔吉克斯坦作为关注点的研究者个人，而很少有设置专门从事塔吉克斯坦研究的类似研究中心的实体机构。专门从事塔吉克斯坦研究的研究者个人与机构的缺位，限制了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出现，从而制约对塔吉克斯坦进行系统体系化的研究。
（三）国内塔吉克斯坦研究重点不突出
塔吉克斯坦位于中国的西部边境，与新疆、西藏等自治区接壤，其稳定的政治局势和良好的双边关系对于保障我国西部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阿富汗一些恐怖组织不断向阿富汗北部地区转移聚集，对中塔两国及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当下。同时，塔吉克斯坦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者，塔吉克斯坦与中国在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极其强烈的关联性，要求国内学界必须加强对塔吉克斯坦的研究，以便更好了解该国的情况和政策走向，为我国政府部门进行科学的涉塔决策，推动符合实际的对塔政策落实提供学理上的支持。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突现塔吉克斯坦的这种重要性。从既有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来看，自1991年国内学者将塔吉克斯坦作为研究对象以来，塔吉克斯坦在中国周边外交布局中的这种重要性未能引起国内学者关注，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对“中塔关系”“中塔边界问题”有所研究。同时，国内涉塔研究总体上呈现递减趋势，刊发的文章量大幅度减少也表明，尽管近年来中塔关系不断发展，但国内对塔吉克斯坦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仍显不足，国内对于塔吉克斯坦的学术研究相对较为有限。
四、结语与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塔吉克斯坦自1991年以来，实现了对塔国的初步研究，其研究内容涉及中塔关系、塔吉克斯坦国内政治、塔吉克斯坦民族国家构建与社会治理、“一带一路”、塔吉克斯坦语言政策、国际社会对塔援助等。但同时，在视角、深度、资源以及关注度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需要国内学者加强涉塔研究，拓宽研究视野，加强基础研究，提升研究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加强对塔吉克斯坦研究对于我国国家安全与稳定、促进中塔双边经济合作、增进文化交流与互鉴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上述重要性，同时，从区域国别学的角度来思考，要推动国内对塔吉克斯坦的研究更加深入，首先，要加强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包括设立专门的研究基金，鼓励和支持学者进行塔吉克斯坦的深入研究。政策层面可以明确研究方向和目标，引导学者关注塔吉克斯坦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其次，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内外学者在塔吉克斯坦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加强与塔吉克斯坦国内学术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展研究项目等。再次，培养专业的研究队伍。高校和研究机构可以设立塔吉克斯坦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人才。最后，还需要扩大涉塔研究领域与深度，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领域，还应关注塔吉克斯坦的文化、历史、教育、科技等方面，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注重对塔吉克斯坦内部的地区差异、民族关系、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以揭示其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