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芒格先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这一生当中，未曾见过不读书就智慧满满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沃伦（巴菲特）的阅读量之大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我和他一样。我的孩子们打趣我说，我就是一本长着两条腿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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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罗兰士（Richard H. Lawrence, Jr.） 著中信出版集团
推荐人 营销编辑马萱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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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兰士 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铸就：亚洲股权投资40年》
2025年1月12日，《铸就：亚洲股权投资40年》新书发布会在中信书店·启皓店举行。活动期间，多位重磅嘉宾分享了对亚洲股权投资领域的见解。这部聚焦亚洲股权投资40年历程的书籍，也正式与中国读者见面。中信出版集团特别邀请《铸就》作者、高观投资集团创始人兼执行主席罗兰士（Richard H. Lawrence, Jr.），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秦朔以及望华资本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投资官戚克栴展开深度对话。聚焦价值投资、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出海、ESG等一系列关键议题，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宝贵指南，助力他们在复杂多变的投资市场中做出明智决策。Q1：几位都深耕投资领域，而我们都明白投资关键在于看人。当下中国有着众多企业家与创业者，那么在各位评估这些公司和企业家时，哪些因素是您极为看重，且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呢？在过去30年里，我和其他投资人一样，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尤其是在选择企业管理层这方面，更是失误连连。其一便是企业过往的经营记录。一般来说，企业拥有五年良好经营记录已属不错，若能长达十年，那就更为出色，而有着二十年历史的企业则更具参考价值。通过研究企业历史，我们能从其商业运作中洞察管理层的特质，判断他们是过于激进，还是使用了过高的杠杆，以及企业现金流状况是正还是负。因此，在研究公司历史时，我们一定要深入研究管理层，与企业高管会面，了解他们的为人，判断他们是极具领导力，还是行事风格较为保守，进而寻找到性格搭配最为合理的管理层团队。此外，我还十分关注高管们对待我的态度。在待人接物时，他们是仅仅看重我背后的资金，还是将我视为企业的合伙人以及长期股东。同时，他们需要明白如何管理一家上市公司，并且这种对待股东的态度，应该从高管层面一直贯彻到公司的底层员工，形成一种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企业文化 。我极为关注企业领导人的长期价值创造能力，探寻具备何种特质的企业家能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可从两个维度考量。其一，思考从长期视角看，哪些能力或资产能持续升值并创造价值。显然，机器设备不在此列，因其会随着时间折旧。过多负债也不符合要求，因为债务越多，需支付的利息就不断增加，反而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反向抵损。真正能够持续推动价值增长的，是企业领导人在多变市场中，对不同消费者需求具备持续洞察与创新满足的能力。其二，正如前面两位所言，若企业领导人经营公司的目的是让公司过度依赖自己，那么从长期价值创造角度而言，风险会不断增大。相反，倘若企业家高度重视公司的组织架构、文化建设与体制完善，致力于打造强大的价值观驱动型企业文化，那么从长远来看，对投资者的保障就更为有力。所以，投资者需要甄别企业家行为背后的各种因素，判断这些因素从长期看究竟是能为自身创造更多价值，还是会贬损价值，这是极为关键的区分点。简而言之，企业家是否具备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持续学习能力以及与时俱进的变革能力等，是评估企业家的重要视角。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制胜投资：微米革财富密码》中，提出了“无有管理层”的定义。投资中，若管理层人选不当，投入的资金极可能付诸东流，毕竟股票投资失败后资金难以追回，所以对管理层的考察极为关键。在此，我总结五点评估关键要素：第一,有道德。管理层要坚守道德底线，杜绝撒谎、做假账等行为，这是基本职业操守。第二，有目标。当前许多大型银行估值低，因其管理者不重视市值，过于侧重自身职业晋升，忽视股价。合理的目标与KPI，对吸引投资至关重要。第三，有知识。各行业对专业知识要求渐高，如电池、化工等领域，企业管理者只有具备充足知识储备，才能带领企业稳健前行。第四，有能力。光有知识还不够，管理者需有将知识转化为实际成果的能力，能有效运营和管理企业。第五，有体系。部分企业过度依赖单一管理者，这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优秀的管理层应建立完善的接班人体系，确保即便人员变动，企业依旧能为股东持续创造价值 。Q2：企业家如何能够做到或者怎么样做才能满足出海的需求，带领中国的企业更好地融入世界呢？在中国市场参与竞争，我常说企业面临的是“量大利薄”的局面。在中国，无论涉足哪个行业，若想取得成功，最终都离不开大规模的业务量。回顾多年来众多企业家的发展轨迹，尽管他们的利润率较低，但凭借庞大的业务量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持续巩固自身企业实力，经过激烈的市场角逐，行业内最终仅剩下寥寥三四家成为最佳赢家。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不断提升自身适应激烈竞争的能力，因此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较强的出海实力。当然，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在适应当地法规以及产品定价方面，确实出现过一些问题。然而，以当下汽车行业为例，中国企业出海的机遇十分难得。就如同在国内经营一样，企业出海后不仅要管理好现金流，还必须充分考虑当地诸如汇率波动等复杂挑战。我坚信，那些在中国市场表现出色的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同样能够取得优异成绩。这是因为中国强大的规模经济决定了企业的业务量和体量巨大，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相媲美。美国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出海无疑具备强大的竞争力。中国企业出海前景光明，潜力巨大。虽在产业最高端与顶尖水平存在差距，像在CS活动中，英伟达黄仁勋的超高人气，其一人流量能抵过其他人总和，凸显我们在最前沿领域的不足。但在众多产业应用层面，中国企业的优势愈发显著。在家电领域，TCL、海信等企业与曾经的行业巨头三星、LG相比，实力稳步提升，差距逐步缩小。汽车行业同样如此，疫情前丰田、宝马、奔驰把控汽车电子与整车市场，如今小鹏、长城、吉利等新能源车企及其零部件，在国际市场备受西方消费者与博主关注，直播不断。手机行业，即便华为出海受限，中国手机厂商整体地位依旧强劲。新兴的扫地机器人、机器人等领域，中国企业出海能力也在持续攀升。不过，中国企业硬实力虽强，软实力却成为出海的关键挑战。其中，合规问题涵盖法律、劳工权益等多方面，实现本土化并被当地接纳，是摆在眼前的重大难题。如何将全球化能力转化为被各地认可的本地化能力，亟待解决。以比亚迪为例，《工程师之魂》记录其2023年制定2024年目标，国内计划从302万辆增至360万辆，国外从25万辆提升至50万辆。结果国内达427万辆，远超预期，而国外仅41.7万辆，未达目标。比亚迪作为经验丰富的国际化企业，在乘用车出海方面仍有差距。这表明，众多中国企业出海时既要积极进取，更要保持平常心，因为这注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稳步前行 。我平时较为关注风险，每当面对一件事，总是先审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就企业出海而言，了解央企情况的人都知道，从2007年、2008年起，中国便出台政策鼓励央企走出去。然而，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央企出海的成效并不显著。与之不同的是，近几年的出海浪潮主要由民营企业自发推动，背后的驱动因素包括电商的蓬勃发展、市场需求的变化等。但无论是央企还是民企，在出海过程中都需要抵御风险。今天的会议让我深受启发。当我们向西方市场销售产品时，深入了解客户至关重要。在欧洲，部分人认为中国人打乱了当地经济秩序，将国内极致的内卷模式输出到国外，不断压低产品毛利。就我个人而言，在出海时，这类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尤其需要规避。此前，部分西方市场对国家政策导向存在抵触情绪。在他们看来，做生意就是单纯的买卖行为，比如像这位先生，把产品卖出去就好，他们不太接受企业有组织、有秩序地大规模向外拓展。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重视并抵御这些风险，确保出海之路能够平稳前行 。Q3:你们在之前的许多演讲和采访中都提到过沃伦·巴菲特。他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我们的年轻读者应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在我早期的投资生涯中，就已阅读了沃伦·巴菲特的所有著作，对他可谓爱恨交织。从网上能找到他公司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报告，阅读这些报告时，能深切感受到巴菲特年轻时为搞懂投资付出的努力，这些书深深打动了我，也启发我理解了投资这件事。而且，我和巴菲特有着共同的使命，即教会别人如何投资，所以我常戏称他为“亲戚”。然而，我对他也有不满之处。记得在1999年，他曾表示，投资者无需关注国家经济状况，只需着眼于公司的经济情况。但当时，亚洲地区债台高筑，美元敞口未对冲，政府负债居高不下，整个经济形势如同朝着悬崖狂奔。看到巴菲特的这一观点，我深受影响，觉得一切并无大碍。结果在1997年6月，我在印尼和泰国的投资遭受了高达72%的损失。后来这些国家不得不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才得以缓解困境。事实证明，巴菲特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时，必须关注其经常账户、债务增长、银行金融条件（包括资本量）、政府债务以及外汇储备等方面。一旦这些方面出现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在1997 - 1998年期间，我仅在汇率方面的损失就高达38%，整个基金更是下跌了65% 。从个人印象来说，巴菲特给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异常朴素与专注。巴菲特一直扎根在奥马哈，他的投资部门所在的小楼里人员极少，管理着巨额资产，员工数量却不多。而且他的个人生活极为简朴，我曾两次到过他家，发现他的皮卡也很普通。这就如同罗兰士先生给我的感受，我们从酒店出来等车时，他背着一个双肩包，看上去十分朴素，就像一位从美国乡间来到北京的普通游客，完全看不出他拥有巨额财富。事实上，真正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本质上都极为简单质朴，正因如此，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投资逻辑、原则，坚守初心，保持长期的坚持。
这种返璞归真的气质，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我在2013年踏上创业之路，事实证明这是个颇具远见的决定。要知道，当时我在投行工作，收入颇丰，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自2013年起，我每年都会前往奥马哈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并且在参会期间认真观察，还参与一些小型讨论会。通过这些经历，我愈发觉得巴菲特是个极其聪明且勤奋的人。他年逾九旬，却仍早早来到股东大会现场，常常七点多就独自现身，这份勤勉令人钦佩。不过，在我看来，巴菲特能取得如今的成就，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他足够长寿。回顾他的财富积累历程，在四五十岁时，他还未达到如今这般富可敌国的程度。但凭借着每年能实现20%的复利增长，从四十岁到九十岁，按照复利公式计算，1.2的50次方，最终积累起了巨额财富。这让我深刻认识到，价值投资要尽早开始。倘若大家在二十来岁或者三十五岁时，拿出十万块闲钱，依据相关书籍的指导进行投资，假以时日，经过40年的积累，成为亿万富翁并非遥不可及。所以，在我对巴菲特的诸多印象中，他的长寿给他财富积累带来的巨大影响，最为令我印象深刻 。Q4：在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与吸引外资的背景下，为吸引更多外资来华，具体需采取哪些举措？我时常觉得自己没资格指点中国该如何治理国家，毕竟我并非政府官员。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整体状况还算可以，尽管房市存在一定问题，这可能对投资者信心产生了影响。不过，房市危机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虽然问题严峻，但中国股市仍在持续发展。需要指出的是，MSCI中国房地产类指数从五年前的高点下跌了70%，先跌35% ，之后又跌35%，跌幅巨大，折损严重。然而，从股市角度出发，我并不太关注中国房市，因为我认为此时政府会出台相应的刺激计划来缓解困境。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利好消息。例如，经常项目状况良好，政府债务水平不算太高，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当时，我们在中国乃至整个大中华区域，都维持着较高的投资规模。通常来说，刺激经济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降息至零，然后大量印钞注水，当然这种做法会带来诸如疫情期间通胀高企的后果。而中国的做法更具策略性和针对性，目前正缓慢地释放相关政策，这使得人们有些焦虑。所以，我认为中国需要在政策力度上进一步加大，以此来提振大众信心。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经济极具活力与韧性，一旦政府给予私营部门更多信心，经济必定会得到提振，变得更为强劲。当前，刺激政策成为宏观经济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9月24日之后，股市大幅上涨，这得益于潘行长提出的投资便利政策，这种政策在美国金融危机期间颇为常见。由于银行面临贷款困境，民营企业甚至会询问贷款是否需要偿还，若要偿还便不贷款，在这种情况下，银行降准降息确有必要。而投资便利政策就如同央行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买卖操作。由此可见，刺激政策不仅是必要的，还需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针对性策略，这就如同治病，若遇到急症，就需要果断采取较大力度的刺激措施。我最近在阅读《伊索寓言》，其中有个“狼来了”的故事。在政策方面，如果只是宣称有刺激政策，却迟迟不实施，海外投资人就会心生担忧，怀疑政策是否真的会落地，大家都在等待政策的实际推行。另外，中国近期单方面对西方国家开放签证，这是非常明智的举措。我们的国家伟大而美丽，高铁干净、高速且票价亲民，让外国人进来亲身感受一番，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再看一组数据，疫情期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约有30万，而美国在中国的留学生仅300人。30万中国学生赴美，了解到美国的情况，同时也越发觉得中国很好。美国固然有其优点，但也存在缺点。既然我们都认可中国的好，那为何不让更多美国人来中国看看呢？就像Richard，他在到访中国后，便发现中国有诸多闪光点。所以，我们要敞开胸怀，通过具体、有效且及时的措施，欢迎世界各地的人来了解中国。Q5：罗兰士先生所在的高观投资，较早运用 ESG 投资理念进行管理。请问几位在投资方面，接下来有怎样的打算和方向？我们秉持的投资理念其实很简洁，就是要投资那些具备正现金流、高利润且稳定增长的企业。与此同时，企业高管得将我们视为合作伙伴。往更深入层面来讲，就不得不提及ESG企业治理。我们会考察企业过往的记录，尤其关注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表现。我记得1993年，我前往中国南方一家生产油漆的工厂，走进工厂，只见两扇窗户开着，风扇转动着，可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涂料和油漆味。那时我就暗自思忖，倘若我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工厂工作，又怎能对其投资呢？所以，我们会依据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表现来挑选投资对象，淘汰那些公司治理欠佳的企业。过去16年里，我们就因一些企业在环境方面表现糟糕而将其排除在外。我们希望把资金投入到那些能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而非制造更多问题的公司。ESG原则标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企业的契机，让我们能够判断一家公司究竟是有益于社会，还是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我认为这是非常实用的投资考量依据。我在阅读《铸就》这本书时，看到其中提到投资组合占比20% - 24%这个数据，感触颇深。想想看，那么多聪明且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专业人士，他们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真正出手投资的比例也不过如此。反观我们普通人，时间和精力有限。倘若整天在投资理念上摇摆不定，今天跟风这个理念，明天又追逐那个理念，恐怕最终只是徒劳无功。人家专业人士投资比例在20% - 24%，我们普通人是不是可以将投资节奏放缓，比如一年最多研究投资数量减半甚至减为四分之一，或者尝试一个月搞懂一只股票，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毕竟，那么多聪明的专业人士都如此谨慎投资，我们普通人若能像这样扎实研究，以一己之力深入理解投资，难道还不满足吗？所以，对我们来说，真正搞清楚自己投资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投资，投资理由是否可靠，然后踏踏实实地去做这些事，远比盲目跟风更重要。不然，就会像现在很多人一样，今天听这个老师讲，明天听那个老师说，后天又听朋友的建议，忙忙碌碌，到最后会发现，真正能够持续获得超越大盘收益的，还是那些非常专业的机构。我们普通人如果只是盲目跟风打打酱油，还算好的；最怕的是连“酱油瓶”都打翻，最后血本无归。对于今年的股市，我总体持乐观态度。今年我文章的主题是《2025 年将面临科技股和价值股的双重牛市》。在投资方向上，我建议重点关注两个领域。一方面是那些具有现金流且价格有折扣的价值股；另一方面则是科技股。科技行业变化日新月异，前些天我在美国，就像秦老师刚才提到的，大家都被黄仁勋吸引。回顾去年，英伟达股价涨幅超 170%，相比之下，中国科技股的涨幅没那么大，价格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此，我对 2025 年科技股和价值股的行情十分看好。1985年，罗兰士从纽约来到香港，开始研究亚洲市场。1991年，罗兰士在香港创立了高观投资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高观投资以每年14.3%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一骄人的增长记录证明了其发现和投资亚洲优秀企业的能力。这也引发了两个重要的问题：高观投资是如何成功的？高观投资如何能确保未来的成功？
在《铸就》中，罗兰士和高观投资的管理团队以细腻的笔触详述从未披露过的高观投资框架，以及高观投资3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精彩故事、波折经历、有趣的人物和公司、惨痛教训与欢乐时刻。
本书内容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熊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高观投资历经的浮沉，以及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第二部分：高观投资框架。介绍高观投资理念、商业操作以及安全边际。
第三部分：高观投资在中国（1985—2021年）。追溯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观投资在中国三个不同时期的投资经历。
第四部分：高观投资之声。高观投资委员会成员围绕重要投资课题分享洞见。[美] 罗兰士（Richard H. Lawrence, Jr.）高观投资有限公司（Overlook Investments Limited）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他于1991年创立了该公司。高观投资是一家独立管理的基金公司，在亚洲地区管理70亿美元的集中型股票投资组合。30多年来，高观投资为投资者实现了年化14%的复合增长率。
罗兰士在纽约市郊外长大，1974年毕业于南肯特高中，1978年获得布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他来到亚洲，在第一太平特别资产担任副总裁，之后于1991年创立了高观投资。1986年，他成为亚洲第二位特许金融分析师。
罗兰士将其慈善事业重点放在了通过与满潮基金会（High Tide Foundation）、碳绘图者（Carbon Mapper）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合作来缓解气候变化上。他与他的妻子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他们有两个成年子女和一个外孙。罗兰士两本已出版的书包括：The Model（《铸就》）和Carbon Done Correctly（《减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