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那个唱摇滚的伍佰就49岁了，这也是他活在公众面前的第25年。
其实，对于他来说，第25年和第24年、第20年、第15年哪有什么区别呢？
在过往的岁月里，伍佰一直都是那副样子：一头红棕色的碎发，一双眉毛寡淡到把视频调成高清模式都看不清，皮肤是深一度的小麦色，嘴角总是往两边向下扯去。
无论是站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还是坐在《康熙来了》的靠背椅上，他不说话的时候，嘴角永远是那么往下扯着，让人觉得如果不是出于工作需要，根本就不会想和这种长得不好看的怪蜀黍聊天。
小S助阵伍佰演唱会时，同样扯着嘴巴的伍佰。
综艺女王小S坐在这样的他的对面，有一点底气不足，歪着腿，怯怯地拄着下巴颏问：“所以你有被我诱惑到吗？”（小S曾经担任过伍佰演唱会的嘉宾），伍佰停顿了几秒，两根眉毛一拧：“问这个干嘛？”旁边的蔡康永接过话茬：“那你有被别的女嘉宾诱惑过吗？”那两根眉毛拧得更紧了：“你们俩是想怎样？”
碰到这种采访对象，是提问者的灾难，是倒了大霉。“面部表情相对单一，回答问题是非分明。”北京的一个同行这样评价。
如果伍佰只是这样的伍佰，那他就如同何勇一样，是愤怒的、疯狂的、难以理喻的。
他是个地道的台湾人，国语讲得不好，岂止不好，还因为口音实在太重，被冠以“台客摇滚”的名号。拿口音打趣，成为伍佰上综艺时一个能被高光标记的笑点。有一回，伍佰和一个游戏打得很好的女生一块玩，被“完虐”，放下游戏机，他用那口标准的“台式汉语”感慨：“反(huan)了(ne)，反(huan)了(ne)，这(ze)个世(si)界反(huan)了。”往事重提，让台上台下笑成一团。
他品位也不太好，喜欢深蓝色制服款的套装，陈升每次看到他穿成这样远远走来，就和旁边人说：“诶，你看那个管道工又来了。”伍佰听了也不恼，回一句：“那我就是喜欢这样的衣服，怎样？”北京冬天空气干，陈珊妮抱怨头发变得毛糙，伍佰却挺看得开：“天气干，湿头发不用吹很久就好啦。”然后捋了捋棕红色的、同样毛糙的细碎发尾。
对蓝色制服谜之喜爱的伍佰
毕竟，这个人还曾经颇为自信地说过：“留长头发好看的人不多，我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伍佰不是这样的伍佰，那他就如同窦唯一样，是神秘的、冷淡的、充满仙气的。
可伍佰偏偏就是伍佰：他不过分出离愤怒、也不远离人间烟火。这个个子小小的，长得不太好看的男人，买了满屋子的吉他，拍了一冰箱的照片，唱了上千场现场，实实在在地活在人世间。
汪涵问他：“你知道你总共写过多少首歌吗？”伍佰一脸不耐烦：“谁会记这个啊？”
工作人员记了——总共300多首。他们还计算了伍佰出道以来开过的演唱会数量——1000场。这意味着，如果每天都唱，需要三年多；如果每个月唱十场，需要十年。
2015年，伍佰还在《天天向上》做了一道最拿手的麻婆豆腐。
所以，LIVE之王是怎么炼成的？
如果顺着这个话题回溯，可以讲出一个特别励志的心灵鸡汤。彼时伍佰高中毕业、没读大学，小镇青年背着包包到了台北，辗转心境像极了罗大佑《鹿港小镇》里的那两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二十岁不到的半大小子，除了音乐什么都不会，要去哪儿？该干嘛？
他摆地摊、拉保险、卖阶梯英文，那个时候最羡慕的工作是业务员，因为“业务员诶，有名片的”，说到这儿，伍佰的语气加重了许多，仿佛跨越时空对过去的自己发出感慨。和音乐无关的工作一个也没能维持长久，他什么都不会，他尝试了一切，他没有了退路。
于是，小青年赖在乐器行，别的销售卖吉他，他就坐在角落一直弹一直弹。后来开始去酒吧唱歌，组地下乐队，向朋友借钱，终于签约唱片公司。签约第一年，他手气好，抽奖抽到一台录像机，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录像机给卖了，“没钱，要换现金”。
他说：“是我一直巴着音乐不肯走。”没钱几乎是最小的困难，他总有办法赖在那儿。
年轻时的伍佰喜欢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这首同名歌曲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在以自己的本名“吴俊霖”推出第一张专辑过后，伍佰就再也没用过那个名字。他把乐队取名为伍佰&China Blue，他开玩笑说自己读书时候成绩好，门门都能考100分，五门功课正好五百分，所以就叫伍佰。
少有人去核实当年他是不是一个功课有这么优秀的小孩，但“伍佰”这名字就这么叫开了。伍佰&China Blue在台北和平东路与罗福路交叉口的“息壤”一夜一夜地排练，时至今日，仍有歌迷怀念二十年前的那段时光。后来他们转战地下现场，每周五掏出“伍佰元”新台币去看一场伍佰的演出，成为那些年轻人的潮流。
逼仄的livehouse里，灯光昏暗，空气浑浊，台上的乐手把乐器鼓捣出最大的分贝，台下的观众胸膛里的心肝跟着震颤。奇妙的是，在那个小小空间，台上的人和台下的人同时获得了难以名状的归属感。这归属感让台下的观众觉得音乐怎么如此美妙，也让伍佰觉得音乐真是如此美妙。
所以，有什么积累是看不到结果的呢？直到今天，乐队五名成员一个都没有离开，反射回内地同时代的鲍家街、唐朝的现在，哪一个不令人唏嘘？
伍佰成名以来，他的大型演唱会，门票总在第一时间销售一空。
1998年，他在台湾举办《空袭警报》巡回演唱会，购票人数达到12万人次，突破纪录。
“King of Live”。
唱歌的伍佰和不唱歌的伍佰像是来自两个相互没有交集的世界的人。
不管演唱会规模多大，只要有唱歌表演，他都要在舞台的边缘配上一台鼓风机，他说：“这样子唱歌的时候，头发就会飘起来。”伍佰对于鼓风机格外执着，哪怕节目组不给准备，他也会自己带一台小电风扇。唱起来的时候，他再也不“表情如一，不苟言辞”。
他唱《太空弹》，唱到“一片漆黑的夜空”时，一定要伸出十根短小的手指，假装捂住双眼，十足一副“老台客”的样子；唱到“星星月亮太阳地球”时，左臂一指是“星星”，右臂一指是“月亮”，双手高举是“太阳”，两掌下移是“地球”。
他唱《你是我的花朵》时，一定要迎着鼓风机手舞足蹈，笨拙的动作类似于大妈的广场舞，有一种老套的刻板与好笑。曾有人问：上海的观众是不是都“小清高”？伍佰答：“小清高？全部站起来和我一起跳花朵舞”。说完，哈哈地笑起来。
视频：唱《你是我的花朵》时，伍佰边唱边跳，没想到火得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伍佰的魅力，他很明白听众想要的是什么：来听演唱会，就是要听他们喜欢的歌。他比任何人都懂市场，却又不止一次说自己拒绝成为市场的主流。
可不能否认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伍佰就是主流。这种主流形成的原因大抵在于：他生来就符合市场。
他绝不像陈升那样，唱得出“当我们必须遗忘，习惯于宿命过往，生命就不再是恍惚年少”那样的深沉思考；也不可能像苏打绿那样，唱“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那样的文艺小情歌。他只会讲“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只需珍惜现在拥有的，它会一直向前跑”这样的通俗哲学。
他在歌里谈生命，谈人生，也不说大道理。他当然不会一团笑脸地开导你：人生很美妙，你要爱生命。
他写《活下去》，写“烦恼都给你，痛苦都给你，你要活下去；全部的爱给你，全部的恨给你，全部的泪给你，你要活下去。”没有一点点伪装。他就是觉得“不能骗别人说这个世界很好的，那是很不负责任的，应该全部都给他，让它告诉你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有快乐，也有痛苦，那才有力量。”
俗吗？当然俗。俗到像他自己说的：“上到知识分子、大学生，下到计程车司机和欧巴桑，都能听得懂我的歌。”这样不好吗？当然好。“这样我就开心啦。”
缺乏内涵的俗就只是俗，而如果只有俗，作品的生命力也必是短暂的。
伍佰的过人之处便是能在大俗里，端出一份闪着光芒的、质朴的诗意。这诗意不来自灵感，谈灵感有点装逼，他的诗意来自积累。
据传伍佰当年写《浪人情歌》只用了五分钟。
那天他从嘉义坐车到台中，太阳很大，白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经过一座大桥时，他脑子里想到的是：如果有一个大男生站在上面哭，一定很美。
桥、白光、哭泣的男生，三个意象在脑子里碰撞，那一刻他很想唱歌，下车的时候，歌就写完了。
“这种创作与其说是灵感，倒不如说是感动：是我身上累积的感动被触动了。”
这种从积累的感动里抽离出来的触动，又继续触动着一线城市的快车司机、二线城市的门市店主、三线县城的洗发女郎。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里，千千万万的人，在一年又一年重复的、无聊的、单调的、寡淡的日子里，从《突然的自我》中，突然找到了自我。
像是一下子每个人都摇滚了起来。
“怎么理解摇滚？”
内地同样被称为“摇滚诗人”的张楚，给出的答案是：“我根本不想理解啊。”
过往的25年里，这个问题也被几次抛给过伍佰，他的回答同样淡淡：“不要问我，去听我的歌就好了。”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一杯，再喝完一杯还有三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