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放性的中国认识——吉野作造
关于吉野作造（1878-1933）的中国观，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吉野大学毕业后，正巧在中国居住了三年，有着做过袁世凯儿子家庭教师的特殊经验，此后，他几乎自始至终关心着中国的变动。作为大正年间所谓“西欧派知识人”，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位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极其稀有的轨迹的思想家。
但是，在这里，我并不想涉及吉野的中国认识观形成、变化的全貌，也不打算详细探讨他的中国认识中的微细的构造，只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这儿将问题集中到一下三个方面来：即他的中国认识观与其他一些中国认识观的区别在哪里；对其他一些中国认识观众所存在的歪曲，他是怎样来进行突破的；他用以突破这些歪曲的中国认识观的根据是从哪里找来的。也就是说，想在揭示大正民主主义者吉野思想中最优秀部分的基础上，找到更能深入研究的线索。当我们从这一观点来阐述吉野时，尤其是将他与内藤湖南进行比较时，首先不得不提出来的就是吉野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虽然有点儿长，但最初仍想将这一段文章抄录下。这是大正百年（1919）六月，北京发生五四学生运动后，他在《中央公论》卷头发表的社论，题为《切勿谩骂背景学生团之行动》。
上月四日，以北京大学为首之高等诸学校学生团，因激愤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之失败，历数卖国之罪，焚曹汝霖之私第，使章宗祥君身负重伤，乃一大珍事也。虽是他处之事，然吾人唯觉遗憾。
但彼等声讨曹章诸君罪名之时，亦唱叫直接收回山东权益，进而排日之声日高，由此之故，以致我国之报纸等频有谩骂彼等诸君之行动者。不幸吾等不能赞同此说。
吾等虽绝不能说彼等之行动为可饶恕之暴举，然吾人于评价彼等之行动时，以下两点乃切不可误。其一，视曹章一派之青年政客为亲日派。其二，视以学生为代表之中华民众之排日运动为针对日本国民之深仇。
曹章诸君诚以亲日派为吾人所知，然彼等所谓亲日之行动，又有何者满足了日本国民真正之要求呢？彼等乃我国官僚军阀乃至财阀之亲友，此无可怀疑。至于中华民众一般排日之情绪，不过是对官僚军阀乃至财阀所代表之日本之反感。为此，多数之国民是如何因之而困或者，观吾人多年来对彼等之对支政策每每攻击批难，即可昭然。邻邦之一般民众，恐不知于我国之中尚有“侵略之日本”与“和平之日本”之别，若彼等能知其列，则排日之情绪应会销声匿迹。
故而，欲于支那根绝排日之不详事，其策不再援助曹章诸君以购民间之不平，而在于我国自身限制军阀财阀之对支政策，使邻邦之友人知我日本国民真正和平之要求也。为之，吾人多年来致力于将敬爱之日本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出来。北京学生团之运动，于此点，不亦与吾人之志向目标全然一致吗？
愿我等早日成功此等解放运动，亦真切祈愿邻邦民众之解放运动早日成功。唯有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出来之两国，始能于两国间筑起稳固之国民亲善。
从这一段充满紧迫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首先是吉野在将日本分成“侵略之日本”与“和平之日本”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排日运动进行评价的这一观点。然后，第二点是，将把“敬爱之日本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与“邻邦民众之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从中寻找到了日中两国之间国民亲善的未来和前途。吉野此畅言，正值他组织“黎明会”，又与浪人会决裂，即正当所谓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最盛期，在此之际，有次一声惊喝，无不令人感动。在发表了这篇社论后，吉野接着又提倡了“日支学生提携运动”，通过北京大学的李大钊，与中国方面取得了联系。这一运动在“黎明会”与“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共同提携下，以中国的教授、学生团来日本的形式，虽然不十分充分，但也算是部分地实现了。
吉野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在当时是鹤立鸡群的，我这样说，绝对没有夸张。当时，对于五四运动，《大阪每日》的评价是“恰如歇斯底里症发作的女人”。中国的某位哲学研究者，在论及当时的中国劳动运动时，称，“其多为薪金问题，……仅为三、四钱之事而起哄”，“并无多深之根柢”。与以上这些中国认识相比，吉野对五四疼，对中国的认识就越发显得标新立异，这一点，我们是不难看出的。吉野之所以如此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自己的中国观，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把中国放在畸形性上来考察，而是从与官僚军阀进行斗争的民众这一方面，即站在普遍性范畴这个立场上来观察、把握这一运动的。与吉野相反，前面提及的《大阪每日》，则完全将中国看成是一个畸形国家，其代表性的言论，可举一例说明，即“是可多归于支那人勇于追逐私利，猛于党同伐异，眼中无国家盛衰兴亡，狡辩诡策，唯以虚饰达其所欲之国民性之弱点”。
然而，虽这么说，吉野的中国观众，其实也有过极大的摇摆与膨胀。前面我们说过，他一生之中几乎一贯到底对中国问题抱有特殊的关心，可是，他的中国观确确实实是沿着某一条线上下微妙地摇摆不定的，吉野从历史学家式的眼光出发，对明治以来中国的革命派与日本人的交流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关心，而且可以说这种关心是一种亲中国式的感情。然而，虽然如此，在充满着对中国亲善感情的基础上，吉野中国观众微妙的摇摆不定的现象仍或隐或现。现在，我们再一次来看吉野的中国观时，最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出其问题所在的恐怕就是它对“对华二十一条”的态度了。五四运动爆发前四年，对于“对华二十一条”，吉野时采取肯定态度的。吉野称日本政府的“对华二十一条”，“若从表现上来看，抑或是对支那主权之侵害。……然若从帝国之立场来看，此乃最起码之要求”。他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他相信，“且从与西洋诸国之关系来看，此亦可称是最好之时机。从将来帝国对支那之控制上而言，亦是极为适宜之处置。”在当时，吉野虽然看到了今后“年轻支那”的中心势力并不是袁世凯一伙，而是“现今正为祖国之改革而奔走高呼之数百年之青年”，即“支那青年党”。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政治因“过于看中眼前之事实，而稍有远见之事”则难以捉摸。从而，得出了这样一个言论，“于右，应与青年党之间保持某种交涉，于左，则应与袁世凯共事，此巧妙之措置”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只有成为独立自主的强大国家以后，真正的日中提携才能得以实现，为使中国实现独立自主，我国必须尽一切可能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援助。但是，另一方面，对列强各自扶植自己势力这一现状，他又不得不认可在必要时应谋求一些应急措施。说到这里，我们又必要附加一句，吉野的这种思想，绝不能把它看作是“现实主义者”式的思想。“政治过于看中眼前之事实，而稍有远见之事则难被容忍”。他的这句话，乍听起来，虽然是非常“现实主义”的，然而，与这句话相反，吉野在更多的方面，针对中国这个国家，针对中国这个实体，最真实地、最客观地进行了认识。中国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推动这一发展的力量在于何处？针对这些问题，吉野的认识仍然是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对四年后爆发的五四运动，吉野就立刻能够把握它的本质，向世间的“狂乱之支那应得惩罚”论者作了针锋相对的挑战。
前面已经提到过，五四时期吉野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纵观其一生，都是非常卓著的一章。在吉野看来，五四运动时“支那国民之自发性运动”，绝非“官界商界有势力者之煽动”，“今日之运动乃真正之国民运动”。而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排斥外国之侵略主义”，“排斥国内之专制官僚主义”。这场国民运动之所以采取抵制日本这一形式，是因为我国乃“侵略主义之冠军”。这样，作为大正民主主义论坛张目人的吉野，随即大踏步地迈上了“日支学生提携运动”的道路。“支那之青年学生”们，“如彼等憎恨自国之官僚军阀一样，亦憎恨我国之官僚军阀”。而这批官僚、军阀，正是这数年以来吉野与之战斗的敌人。“为官僚军阀之错误政策所累，两国之间永不得亲善。由此而生出之各种苦难，实难以忍受。军阀与军阀相互勾结，则一事无成。”因此，根据对这次排日运动省察的结果，体会到了“欲使日支真正亲善，比彻底抛弃军阀更重要者，乃是与真诚之青年，即第二国民之提携”。吉野接下来的一句话，可以说，鲜明地、活生生地显示出了他在当时为此跨出第一步时的心情：“从此，国民间之真正亲善将开始；从此，东方和平之花将盛开。勿言以一介学生身份难以成其大事，然无论于何国度，革新事业无一不依无垢之学生而兴起，至少，事业之端绪总是发自学生。”由此，吉野进一步提出希望：“此运动不单为我等少数有志者之事业，实亦为广大之诸君，不，实亦为全国国民之大事业。”
吉野的这种认识和实践，恐怕得力于他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果敢的斗争。这一时期，吉野对所谓的“权势派阀”正在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立场鲜明地站在反抗权势派阀专制统治的民众一侧。正因为如此，吉野才有可能完全把中国青年学生运动跟自己正从事的斗争放在同一个层次来理解，将中国的五四运动作为“真正之国民运动”来看待。从而，从这里引导出来的吉野的中国认识观，就不是将中国定性成一个特殊范畴而加以考察的结果，而是与之相反，是在一个开放性的、更加广泛的共同范畴内捕捉到的。这一看法我在前文中曾经指出过。
纵观吉野一生，可以说其最光辉的就是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认识观，这是我们都承认的。然而，我们现在不得不将问题挖得更深一点来对他进行考察。前面提到过，他曾经肯定了日本政府的“对华二十一条”。改变吉野的这一看法，使吉野与中国的民众运动逐渐接近的动力，不是别的，而正是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中他自己的活动。但是，现在回过头来问，使吉野采取赞同“对华二十一条”的思想基础又是什么呢？还有，他又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框架的禁锢，才站到了认清五四运动的本质，提倡“日支学生提携”的立场上来的呢？我们在设定这样的问题时，实际上已经渐渐接近了一个最本质的课题。
从前面的引文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将“青年支那”的未来与“青年支那党”联系在一起进行展望的同时，另一面又相信“对华二十一条”是“极为适宜之处置”。在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对华二十一条”时，吉野之所以站在赞同的立场上，其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在于“对华二十一条”“从与西洋诸国之关系来看”，是最好的时机，同时，“从将来帝国对支那之控制上而言”，又是最起码的要求这一点上。我们大概可以把他赞成“二十一条”的理由归纳成以下两点，一是“帝国日本之国家利益”，一是“二十世纪世界之国际秩序”。这两点，其实是日俄战争以后至大正初年一般日本人看待对华问题的大前提。对于这一大前提，几乎无人对之抱有任何怀疑，所以，毋宁说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一时代产物包孕在吉野思想的内部，绝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他的语言表现——“若从表面上来看，抑或是对支那主权之侵害”，但若从“帝国之立场来看”，仍是可以赞同的——是极具有象征性的。
这里，对吉野而言，最本质的问题首先是日本帝国这个国家理念。不用说，投身于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之后，对吉野而言，首先应该有一个突破包含于内心之中的“帝国日本之国家利益”这一理念的过程。军阀、官僚、财阀们的“侵略之日本”与我们的“和平之日本”，完全是两回事。将要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我们的日本”，绝不是一个“侵略之日本”，“愿我等早日成功此解放运动，亦真诚祈愿邻邦民众之解放运动早日成功”等一系列的吉野的铮铮之辞，确实有着令人震耳欲聋的回荡。历来的所谓亲善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亲善，唯有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两国，始能筑成真正之亲善。从这一断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此时的吉野，已经将所谓的帝国日本国家权益的虚伪性完全地揭露了出来，并把它打得粉碎。或许就是此时此刻的这一突破，吉野才得以开拓了全新的中国认识观，才能从“排日”这一充满畏惧的时势中脱身而出，隐约窥见了“日支亲善”的新路途。
还有一个，就是左右国吉野思考的“国际秩序观”这一框架，至今又怎么样了呢？19世纪以来，欧美列强称霸世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所有与世界秩序相关的观念，都是在这一历史事实之上建立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秩序的观念，是由已经完成了近代国家建设诸国构筑的观念，也是由以这些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社会的观念。即使这一国际秩序的内容，因其无与伦比的势力为之增添了无穷的色彩，但构成近代世界，规定了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仍然是这些列强诸国。这里，日本因为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也在其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在这样的形势下，这种国际秩序观念——除去极少数的例外——尤其在日俄战争以后，在日本人的心目之中，是一个非常普遍，又非常黯然的考虑国际问题的大前提。如果从这一观点来看，面对欧美列强势力不断渗入中国而唯恐落后、焦虑万分的内田固然是这样，将日本对中国经济渗透认为是给中国的生存活力带来新刺激的内藤湖南，也是从同样的观念来考虑问题的。仅限于这一点上来说，吉野其实也是站在同一观念之上的。与国家秩序的内幕做了坚决斗争的吉野，却没有冲突这一国际秩序观念的束缚。
吉野发表《切勿谩骂北京学生团之行动》的同一期刊的同一号上，同时还刊登了吉野的另外一篇文章——《解决山东问题之世界背景》。在这一论文中，对于触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山东问题，与评价五四运动完全相反，斥责了中国要求“将山东权益从德国手中直接归还给中国”的主张，并建言将山东权益一旦归还国际联盟，我国政府再从国联处取得特别管理权利。在吉野眼中，“今日之巴黎会议乃世界改造之空前大会议”，这展示了“世界性新形势之趋向”。可以说，这一时期，他期待着国际秩序能通过“国际联盟”而使之渐次向“道义”、“理义”的轨道上发展。从贯穿于吉野思想的伦理性格来看，他对国际秩序的这种方向转变，是抱着极大的期望的。但是，吉野对所谓的近代文明诸国垄断国际秩序这一本质性的东西，却不抱丝毫疑问。
对于吉野的这种态度，当然可以找到许多理由来替他辩护。我们可以说吉野的民本主义思想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不彻底性，也可以说，吉野虽然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但最终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仍然无缘。实际上，吉野的中国认识，最具有昂扬斗志的其实也就是这几年。以后的吉野的中国认识观可以从他对“万县事件”的评价中看出一点端倪来。大正十五年，吴佩孚麾下的军队在四川万县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这一事件被称为“万县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吉野赞同英国的干涉政策，认为英国的干涉政策若能减弱地方军阀的势力的话，那实际上是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利益。然而，对吉野的这些侧面，无论怎样指责他，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因为，在二战以前的日本——其实，在二战以后的日本，依然——不管什么样的思想也好，意识也好，从右翼到左翼，在真正意义上能突破这一近代国际秩序观念束缚的人，事实上一个也没有。这一近代国际秩序的观念，恰像是一张巨大的网，将人们的思想全部束缚在其中。确实，正如章太炎所说的那样，帝国日本不可能革帝国主义自己的命。在这里，我只想附加说明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吉野发起“日支学生提携运动”的北京方面媒介人李大钊，对吉野期待的能实现“道义”的国际世界，却当头棒喝，斥之为“强盗世界”。之后，李大钊在国内与军阀、官僚这些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渐渐地将革命的主力军从学生转向了劳动工人，即走上了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
这里，我想有再一次将这一问题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必要。关于吉野，我们再作这样的说明，当然并不是替他的局限性获时代性作什么辩解，而是与作为本文主题的中国认识所应有方法问题密切相关的。吉野的中国观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其实给大正年间以及昭和初年的好几种中国认识观——尽管其表现方法完全不同——带来了很深的影响。将中国放在畸形性的范畴进行理解，将中国问题的实际内容抛弃，仅将之视作我国领土问题的中国认识观，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进展，逐渐占有了优势地位。日本的侵略深深地冲击了中国的内部，在中国的内部，就不可避免要与中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故而，从中展现出来的思想问题，依然是带有深刻意义的。
一般说来，在日本的近代史中，大正时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好景气，滋润了每一个人，日本也终于完成了世界五大列强之一。欧美思想滔滔不绝地流入日本，甚至连街头巷尾都充满着“舶来文化”的气味。在这种背景下，“支那”的文化，“支那”的变动，在知识界，没有成为真正的研究对象。“支那”的风土、世俗，只不过是引起知识界好奇心的一个话题而已。例如后藤朝太郎、井上红梅等人对“支那”人情风俗的介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趣味心，千方百计想以此来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样的现象，不仅仅限于知识界。在政治界，也绝不能说对“亚洲”、“支那”采取特殊观点的立场是大正年间主导外交的主潮流，反而否定这一观点的立场也时不时地显露出来。比如，大正六年的阁僚决议中说：
又，世人往往依据日支两国人种上或地理上之关系，有以之为基础，倡说两国相互提携，共其命运者。然于事实之上，支那之盛衰，未尝给帝国勃兴之国势带来任何之消长。人重伤或地理上之关系，与帝国之命运并无必然之联系。且以支那之休戚即为帝国之休戚之说，极其危险之推论或由此而起，唯恐内政干涉之端发于此，黄祸恐日之惑生于兹。
然而，这种不干涉内政的路线，当然与现实是相反的，这一事实，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更准确地说，日本根本没有把中国看成了与日本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土问题，从而，采取的是侵略大陆的军事路线。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政界的发展变化步调一致，在知识界，以一种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的形式，一个极其深刻的课题在不断地发芽、生根。例如，从大正教养主义的代表人物阿部次郎（1883-1959）的一段话中，大概可以看出这一复杂情绪。他在外游途中，面对欧洲人对黄色人种的横暴，他仔细地考虑了日本应该担负的使命的同时，说：
为了挑起这一使命的重担，明治以后的日本必须做出多深的忏悔和赎罪、清算和整理啊！这一地点如果不诚实地、仔细地自考的话，东方的盟主最终将会堕落成一个拜倒在欧美式虚伪下的追随者。对于我们来说，必要的并不是趾高气扬，而是深沉地默默地劳动。
当然，阿部次郎的这段话本身，极其暧昧，含有多种意思，令人难以确认。而且，从这儿得出来的所谓前进道路，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但是，如果将之与日本、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话，那就是它不断地在向我国提示一个课题，即，不允许将中国问题转化成“大陆问题”这一路线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课题，作为与日本自身存在密切相关的本质性的思想课题，一直叉开双脚站在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的先头。在这一方面，也就是说在日中两国关系方面，像吉野那样，将中国放在反抗军阀、官僚的学生运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民主主义潮流”的范畴中来加以认识，绝不是不可能的事。也就是说，像吉野这样的行动，使得将中国放在变革中，或者说放在革命运动中来加以认识变成了可能，很明显，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课题的一个回答。然而，在另一方面，将中国视作帝国主义世界里的被压迫民族，即从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所处的这一地位出发来发问，并对之作出解答，就连吉野，最终都没有能够回答这一问题。这对于帝国主义的日本来说，固然是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并且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虽然如此，对中国受帝国主义压抑这一现实问题，虽然形式很晦涩，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好几种表现形式觉察到一些答案式的东西。不，与其说是一种答案，倒还不如将它看成是一种几乎处于无意识之中的不安或苦闷反而更加妥当。在这里，想通过三个例子来简单地看一下这种表现形式，一是超国家主义者北一辉，一是白桦派，再一个就是社会主义者。
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洞察
——北一辉的眼睛
如前所述，站在把中国作为一个特殊国家、特殊社会而将之抛弃的立场上，想捕捉这个国家的动向，是完全不可能的。日本军国主义因此而盲目地走向了侵略道路，并且越陷越深。为了掌握中国历史的动向，或多或少，对外的、开放式的目光，即，将中国放在普遍的范畴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北一辉（1883-1937）在辛亥革命中的发现以及通过这一发现而接近中国革命的态度，在方法上虽然与吉野完全不同，但仍然带有同样的性质。面对欧洲势力的侵入，日本凭借着本国的“兴国精神”，保持了独立。北一辉以为中国与日本一样，也有着这种“兴国精神”。因此，他想通过这一点来把握中国的动态。
北一辉在二战以前的右翼团体中是类似教主一样的存在，又是日本的超国家主义的理论指导者。从《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这一独创性的思索出发的北一辉，在他一生中几乎用了十年的时间，投入了中国革命之中。这一期间，他的思想，在大正五年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开花结果。我们想以这一书籍为线索，在于前述诸问题相关的基础上，将北一辉的中国认识观作为一个典型树立起来。
首先，北一辉的中国认识观，与众多的右翼思想相比，其本质性的区别在于他与“支那蔑视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相反，他将辛亥革命视作全新的中国革命的始点，即，将它看做是“兴国之魂显现，潜伏之过程”。他说：
当不肖在此回顾革命运动之轨迹时，首先不能不讲与支那轻侮论者相异之着眼点置于前。彼等虽亦将排满革命命名为革命战争，然却嘲骂此革命不过是一起值得一记之无胜败之发火演习，并将此罪归嫁于其民族性。不肖之看法则与之相反，大凡古今之革命运动，实是思想之战争，不在兵火之胜败。
在此以前，我们已经看了国粹主义者内田的《支那观》，我们大概很容易发现，北一辉的这一批判似乎就是直接针对内田的。辛亥革命的结果导致了军阀袁世凯政权的确立，对此，内田确实感到非常失望，所以，将之痛斥成“恶劣的国民性”。但在北一辉看来，内田的谩骂只不过是可笑的浅陋之见。中国的排满革命事实上关系到四百余州的存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权力者之交接，可以说这是一场“因经济、政治之颓废而濒临灭亡之旧国家自身，于黑暗中尝试其复活、飞跃之革命”。这一国家意识的觉醒，才是现今中国的动乱的本质。从而，这一革命是亡国阶级与兴国阶级之间的斗争，亡国阶级从根本上被一扫而尽，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建设“近代有组织的、有机的统一国家”作为目标。
在北一辉的这种认识的背后，根据同样面对欧洲势力的渗透而实行了明治维新的日本来类推的色彩非常浓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北一辉将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只想限于这一点来考虑。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革命的起因、动力，在于中国国家意识的觉醒。对中国国家意识的觉醒给予较大刺激的，实际上就是日本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而不是别的，如果讲吉野与北一辉比较一下的话，吉野将是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间的变动放在民主主义的运动的潮流中来把握的，与之相对，北一辉则将之放在民族主义的觉醒中来进行理解。北一辉思想的性质，如果将其中的一些偏执除外，实际上有准确地把握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动态的本质一面。在北一辉看来，中国爆发的排日运动绝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因国家意识的觉醒而产生出来的爱国心，不管日本的“对支政策”如何。本来就有着亲日和排日的两面性。“对支那革命，日本人应受之光荣，非为目前之物质协助，亦非于妓楼置酒争论功赏之个人交游，实为日本之兴隆与思想等给予其国之国家民族主义精神也。”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能明确地表现他的观点的了，他亦由此成了数以百计的大陆浪人中最出类拔萃者。不，还不仅仅是这样，从这一侧面来对中国进行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救是在吉野作造身上都是很难得看到的。有这样一个传说，吉野读了北一辉的著作后，感铭万分，一天，特地拜访了北一辉，与北一辉尽心畅谈，交换了意见。但是，北一辉式的中国认识观与吉野式的中国认识观，最终仍然没有机会能够合流、扬弃，而是各走各的路。这就是二战以前日本的中国认识观的实情。
北一辉从国家民族主义这一观点出发。对中国的动向进行了尖锐的剖析，这一点，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那么，他对日中两国的关系，还有，对国际秩序，到底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构想呢？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北一辉面前，耸立着一堵充满矛盾的高墙，而对这堵高墙，北一辉不得不再作一番挣扎。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北一辉从明治维新中看到了最重要的成功要诀，那就是日本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北一辉从中国革命中发现的也是国家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在这一点上，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二者间是相同的，那么，他的以这一共同点为轴心而展开的日中关系的构想中，对19世纪以来的欧美构筑的国际秩序，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呢？如果用一句结论性的话来说，那就是，对这一国际秩序，只能用国家民族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与之进行正面冲突，否则别无他法。换句话说，就是以国家为后盾，组织对抗这一国际秩序的力量。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北一辉的真正拿下这一课题，真正解决日中关系的设想，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对“革命支那”作了理论性阐明的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也被提了出来，即提倡树立日本的“革命性对外政策”。
北一辉对日中关系的认识是从这儿开始的，即革命中国在“国家意识觉醒”的基础上，断然会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在外国谋求本国的利益。中国在这一政策之下，首先发动“俄支战争”是必要的。同时，日本趁“俄支战争”之机，一方面，废弃日英同盟，将英国势力从“南支那”驱逐出去，另一方面，将俄国势力击退，使自己的势力进入满洲。一句话，“支那首先为生存，日本则为使小日本转为大日本”，“俄支战争”是一场非进行不可的战争。这样，以此为基础，“日支”同盟可以实现，在于革命中国的共同协力之下，实现“亚洲门罗主义”。这就是北一辉提倡的“革命性对外政策”。北一辉的这一主张，对使亚洲殖民地化的欧美式国际秩序，确实是一支直透其心的利箭。与内田、湖南等最终委身于这一国际秩序，对这一世界潮流随波逐流，并未日本的势力渗透而处心积虑的做法相比，与吉野希望通过国联来对这一国际秩序进行“道义”化改造的极其伦理性的期待相比，北一辉的主张则是从一个侧面将这一秩序的虚伪性、伪善性彻底揭穿。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英国在中国南部的势力，不管以何种逻辑来粉饰，只要站在亚洲的立场上来看，它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其伪善性的一面。很明显，北一辉不是站在世界潮流和现存国际秩序一侧，而是站在亚洲这一侧来表明自己的主张的。
但是，虽然如此，在北一辉的主张里，仍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这一点，恐怕一眼就能看出来。北一辉的最基本的泛舟是国家民族主义，而这一国家民族主义存在于国家意识的觉醒之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日支同盟”如何才能得以保证呢？从中引出来的疑问，倒不如说是卒子红具有相同势力的“日中两国”之间怎样才能避免发生冲突的问题。更何况，正是北一辉的祖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以后，委身于侵略大陆的冲动之中，与日俱增地侵食着中国。这一侵略行为，与北一辉的“日支同盟”正相反，除了招致中国的排日运动和“日支”两国的民族冲突意外，绝不会带来其他什么结果。
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北一辉是为了隐瞒这样的事态而单在语言上故意提倡“革命性外交”的。对日本积极推崇欧美式国际秩序，并由此成为“亚洲盟主”的这一做法，北一辉确实是“一贯不惑”地加以抵抗的。但是，北一辉在国家民族主义之中寻找抵抗的根据时，“日支”提携一事，在他的思维逻辑中便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在现实的变化之中，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北一辉不得不作出跟深的认识来。吉野撰写《切勿谩骂北京学生团之行动》的前后，北一辉正在上海。在“席卷支那之排日运动之哄声中，深居简出”的同时，他不得不拼命地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眼前所见立于排日运动阵头之指挥者、鼓吹者、叱咤者，悉十年来与之共生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面对此大矛盾，如何是好？”“岂非于地上之享生者难遇之矛盾，大矛盾哉！”面临着这一大矛盾，他写下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变其初衷，投身于日本本国之革命，离开了中国。这些史实，都是众所周知的了。与此同时，他的思想越来越向国家靠拢，倾向于超国家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北一辉是在所谓“于强取他人寸土之同时，……若有必要，应有夺取全地球之远大抱负”的“革命性大帝国主义”之中，来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突破口的。
北一辉在“势力就是正义”的国家主义思想中，恐怕永远也找不到克服这一矛盾的方法。随你怎样将“革命性”这样的美辞冠于头上，也克服不聊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中一员干将的北一辉的祖国日本的矛盾，也同样克服不了苦于“席卷全支那之排日运动之哄声”中的日中两国的矛盾。前面我们考察的其他几种类型的中国认识观众，几乎没有涉及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这一问题，是北一辉将之公正地提了出来，并且，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大胆地向欧美式国际秩序进行挑战，更进一步将这一问题作为思想问题提起世人注意的。关于这一点，我承认。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观点本身所包含着的致命的缺陷，使得他最终不得不走向了理想破灭的道路。对这一点，似乎让人感觉到了一种可怜或凄惨。在北一辉中国认识观的深处，他没有能够彻底把握住中国的民众运动。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根源在哪儿，将这一问题彻底看透的视野，在北一辉的中国认识观众还远远没有形成。大凡若要真正把握20世纪中国的动态，应该是抛开国家这个框架，然后将目光集中到人民大众的运动上去，这大概是最起码的要求吧！
六、大正知识分子周围的“中国”
北一辉通过国家民族主义这个媒介来接近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将国家这一观念中所包含的问题追究到了极限。如果我们说北一辉是选择了这条道路的话，那么，与他相反，在观念上超越国家这一概念，并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某种反作用的，就是白桦派。白桦派并不是什么积极地想提示什么中国认识观的学派，他们的目光，毋宁说主要集中于欧洲，并且，他们都限于纯文学、纯艺术的领域，甚至可以说，与政治问题毫无缘分。而对白桦派产生某种关心的却是中国方面，并且也只限于中国的思想家、文学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是白桦派的作品反过来感知到了日本的中国认识观或中国印象。但是，不管怎么说，白桦派的活动，事实上给我们展示了大正年间的中国认识观问题的一个方面。
如果想马上提出一个话题的话，那首先就是与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的戏曲《一个青年的梦》或与“新村”运动相关联的话题。武者小路创作《一个青年的梦》，向世人畅诉人道主义的人类爱时，是大正五年（1916）。然后，鲁迅（1881-1936）将它翻译成中文在《新青年》上发表，是大正九年的事。这部戏曲，武者小路用其特有的笔调，从“战争”=“相互厮杀”这一非常单纯明快的命题出发，揭示了人类怎样才能从这一现实中逃脱出来这一现实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在这里对武者小路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刺激，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这部戏曲例，对登场人物德太郎（德国）、英太郎（英国）、日太郎（日本）等人的愚蠢进行了讽刺与批判，讴歌了超越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爱怜。后来，武者小路关于这部戏曲，作了如下述怀：
《一个青年的梦》，对于当时30岁左右的我来说，战争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对战争的恐怖深有痛感，所以写下了这样的一步作品。当时，将战争作为问题来看待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我仍然有创作这部作品的意思。鲁迅将之译成中文，后来，在上海遇见鲁迅时，我曾对他说：“这部作品，在日本，大家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而在中国却至今还被人们传颂。”这已经是19年前的话了。
不过，最早介绍武者小路这部戏曲的事鲁迅的弟弟周作人（1885-1967）。他早于路线翻译此剧两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中，以《读武者小路君作《一个青年的梦》》为题，介绍了这部作品。在这里，周作人将之作为非战文学作品，作了非常高的评价：
日本从来也称好战的国。樱井忠温的《肉弹》，是世界闻名的一部赞美战争的小说。单我们想着也只是以前的暂时的现象，不能当作将来的永远的代表。我们看见日本思想言论界上，人道主义的倾向，日渐加多；觉得是一件最可贺的事。虽然尚是极少的少数，还被那多数国家主义的人所妨碍，未能发展；但是将来大有希望。武者小路君是这派中的一个健者，《一个青年的梦》，便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
鲁迅读了这篇介绍文章后，马上设法弄到了这部剧本，读后感慨万千。
周作人对武者小路的介绍，不仅仅是《一个青年的梦》，武者小路一创办“新村”，周作人马上就在《新青年》上为之作了介绍。大正八年，周作人直接访问了位于日向的“新村总部”，在那儿与村民们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李大钊对武者小路的这一尝试也作了极高的评价。周作人回国后，在北京创立了“新村北京支部”，致力于热心的宣传。武者小路的作品与“新村”运动，当然，接受的人各有各的想法，单不管怎么说，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鲁迅对《一个青年的梦》，在哪些方面感慨最深呢？他在《译者序》中，这样写道：
我……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国，声音也很真。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
在这里，鲁迅的思想与武者小路的主张产生了共鸣，因此翻译了它的作品，但其中又含有一种踌躇和拘束。不用说，这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鲁迅着手翻译这部作品是大正八年，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这一年。三个月前，学生们举行了排日运动，在两国相互憎恨的时期里，鲁迅即使翻译了这部作品，恐怕读者也不会有多少。鲁迅曾被这一烦恼所困扰过，也感到羞耻过，他为此写道：
但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合并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译成中文的意义。
这一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路线的思想和感情的波动，现在读来，仍历历在目。这些先姑且不说，《一个青年的梦》在中国被接受，这一过程的背后，仍然有一个受容方法的问题。就拿鲁迅与周作人来说，周作人的受容方法与鲁迅就很不同。对周作人来说，武者小路的这一作品，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代表了“非战论”。武者小路自己曾说过，在日本，这部作品问世以后不久就立刻被人们忘却掉了。在我国，这一作品果然就是被作为“非战论”的代表作而被接受的吗？其实，倒还不如说是被作为托尔斯泰主义来加以评价的。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的话，武者小路自己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对国家的问题，对侵略与被侵略这一些问题，真正地认真思考过吗？对于这一点，回答是否定的。这儿，我们不是专门讨论武者小路的思想的，但有一点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得出来，武者小路这方面的弱点，不待到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早在这部作品的创作前后，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武者小路对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中文非常高兴，给周作人写了《与支那未知友人的信》。信中，他除了真心诚意地表示对译本的满意意外，还写道：
我老实地说：我想现今世界中最难解的国，要算是支那了。别的独立国都觉醒了，正在做“人类的”事业；国民性的谜，也有一部分解决了。但是支那的这个谜，还一点没有解决。日本也还没有完全觉醒，比支那却已几分觉醒过来了；谜也将要解决了。
在国土广大这一点上，俄国也不下于支那；可是俄国已经多少觉醒了，……但支那是同日本一样，还在自此以后；或比日本更在自此以后。……我想青年的人所最应该喜欢的时候，正是现在的时候。诸君的责任愈重，也便愈值得做事，这正是现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