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呈：演给神仙看的木偶戏 | 旧时光

文 | 陈思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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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三月二十九，秀姐说这天村里是节日。我坐三小时的高铁，跨过溪里河，又来到了莲村。

到了莲村是黄昏，村口遇到更昌叔。我躲也躲不及，他纵声长笑说，哈哈哈你又来了，今天晚上我押龙。他说的是六合彩。每次有外来人初到莲村，他当天就押那一个人的属相，比如我属龙，他就押龙。失败后就埋怨我：“押龙没开龙，你一点也不邪。”邪，这里不是贬义，是带有神秘力量的意思。埋怨归埋怨，久别再遇时，他又以全新的乐观，再次押龙。

晚餐时秀姐忙着很，她的微信上语音不断，不断有人说，“明天来我家吃炒面哩。”我也终于搞清楚三月二九这天，称为“伯爷公生”，每家都大宴宾客，有些人家甚至专门请一个厨师来做菜。但不管做了多少菜，有一道菜必不可少，就是炒面。

关于炒面我必须多说两句。吾乡乡下一带的炒面是甜的，放糖炒，现在的增订版是在大量的白砂糖之外还加了少量的盐，另外再加上韭菜。不仅炒面如此，汤面也是甜的，只放大量白糖，增订版则是再打一个鸡蛋。

比起一碗甜的炒面或汤面更让人脑洞大开的，是当地的水果则习惯蘸盐或酱油。比如接下去的五月，是杨梅季。当地人将杨梅洗净后，会在旁边摆放一碟酱油加蒜瓣。我最初完全不明白，吃水果为什么要配火锅酱料。试了之后……，这么说吧，像我这么爱乱点鸳鸯谱的人，也觉得杨梅跟蒜瓣在一起太委屈了。但也许吾乡人认为，正因为大蒜爽辣夺人，能使杨梅的酸甜更富于激情。总之，这些甜的炒面，咸的水果，都很值得致敬。

却说晚餐过后，秀姐告诉我，因为“伯爷公生”，村里花了一千四百八，从澄海请人来演“纸影”（木偶戏），戏台搭在村里外埕神坛的对面。

闻之大为振奋。小时候我爸不让我们往热闹里凑，加之一直生活在市区，总之，我从来没看过乡下做戏。但它令人向往：走乡闯户的演员团队就像吉普赛人，当他们的大蓬车从他乡驶来，戏台搭起来，像一个异度空间，出现在我童年的远方。我很遗憾我没有当过那个在舞台的帘后偷窥的孩子。在已经钙化的成年，偶遇一台乡下木偶戏，也算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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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外埕上竟然一个人也没有。神坛很阔大，点着香烛。戏台很高，一张木梯子斜靠在侧。音响里播着潮剧。戏台前方半垂着帘子，一男一女的两个人，面无表情地坐在帘子后，根据潮剧内容在比划木偶。我站到戏台前来，脸离他们已经很近。他们俯视着我，我仰视着他们，一时无语，场面一度有点尴尬。

“咦？怎么没有人来看？”我脱口而出。话一出口觉得不妥，这伤了他们作为民间表演艺术家的自尊心。

“我们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伯爷公看的。”女艺术家抢白。她40来岁，纹了眉，脖子上戴着条金项链。

“现在谁看这个啊。要看也回家看电视，电视里什么都有。真有人来看，大家还觉得他怪怪的。”男艺术家面目平淡，气质有种看破世情的颓丧。

“我看我看。”为弥补之前的不恭，我倍加殷勤。于是他们知道我刚从外地来，住秀姐家，从来没看过乡下大戏，也极少听潮剧。在他们的同意下，我准备爬到戏台上一看究竟。

爬梯子到半路，女艺术家产生了警惕：“你是不是记者？你如果是记者，我们要收钱。”

刚开始我还以为她在开玩笑，抬头看到她在灿烂灯光里坐着的脸，却是公事公办的庄严。顿时我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场面再度有点尴尬。来莲村住熟之后，不知不觉习惯了莲村人的善意，也模糊了一些分寸感。像秀姐，其实是我二姨的朋友的邻居的朋友。秀姐话很少，不算热情，但很随和。最初给她交上我的住宿和饮食的费用时，她总是推辞，我告诉她我的差旅费是可以报销的，她才坦然收下，这让我们默契又自在。

乡村和城市一样，各种性格的人都有。勤忍或懒散，热情或戒备。但我每次来莲村都只和处熟的人聊天，对戒备和傲慢就缺欠了经验。这时听到女艺术家提到收费，多少有点风中凌乱。

男艺术家解围：“你是来做人客的吧？上来看看也没事。”本地把“客人”称为“人客”。我赶紧顺势说：“对，我不会拍照的，也不采访。我看看就走。”躬身爬进了戏台，心里为自己的敏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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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搭得结实。七颜六色的木偶们围绕半圈，有八仙，有书生武仔小姐和丫环。这时播的是《包公赔情》，男艺术家手里那个黑脸黑衣的就是包公，女艺术手里那个白脸红衣的就是嫂娘。

坐在戏台里看出去，感觉更加怪异。戏台本身灯光大炽，显衬得观众席特别暗，这里本来就没路灯。音响里的潮剧唱得热闹，显衬得观众席特别冷清，由于天气不好，连路过的人都很少。有几个小孩跑过来，带着好奇和优越感盯着我们一会儿，很快又走了。

我们三个人面对着无人的前方，他俩沉默地比比划划，我沉默地左顾右盼，这样的场景，想想也是很悲怆。

“以前记者都给你们钱？”我问。女艺术家很高兴我的话题：“当然了，他们来拍照，问长问短，东拍西拍，拍完了当然要给钱。”“多少钱？”“有多有少吧，比如两百块。”“那你们出来做一台戏多少钱？”“也是有多有少。”

“一百多两百。”男艺术家补充。但女艺术家表示万万不能同意：“哪里有两百？我从来没见过有两百。最多一百多。十几年前才二三十元。”他们说的一台戏，是一天一夜的时间量。

这个收入确实少。我没付钱，不敢多问，只能叹息：“看来老板不大方。”“他，哼。你看这木偶，一个几百元，他自己省钱做一个，根本拿不了。他做什么能成？他就会赌钱。”

女艺术家越说越来气，似乎忘记我没付钱的事实，主动爆料：“你看这个状元帽，都是我帮缝紧，你看这个布帘珠，也是我帮他加固。都是白做。他自己什么都不会，你越落力，他越看你好欺负。”

她抬头看了眼空空荡荡的观众席，诉苦之情奔涌而出不可遏制：“反正我以后不做了。轻描粗涩（本地话，意为看起来轻松的工作实则很艰难）。你看这样坐着屈腿，屈两天腿都伸不直。将来老了一身病。热天时日头（本地话太阳）洞洞光，更粗涩。”

“比种田轻松吧。”

我不该问。一问她突然又想起让我交钱的事。“你出门了没有？”

出门在本地是结婚的意思。我表示我已经出门十年。她说：“那你可以做个‘叛仙’。你来交点钱，我们播‘京城会’，播完这对对联你拿回家去，贴在灶头，就可以保佑你夫君生意大发，生子生男丁。”我已经从最初的尴尬中恢复过来，笑眯眯地说我不要。女艺术家见我竟然如此草率地拒绝好运气，十分痛心，简直不想理我。但是观众席仍然空无一人，她比划了一晚上，显然也很无聊。所以她不理我一分钟后，又扭过头来问我：

“你食茶不？”

我说食。她说你冲茶。我坐在“包公赔情”的唱腔中冲茶，这情景似乎倒有几分胡兰成很喜欢的、“端然有忧色”的格调。

关于乡下做大戏，吾乡前辈李英群老师写过其盛况：“从田野刮来的风吹动台前那绣着戏班名字的横披。透过台侧谷苫的空隙，穿着戏服的戏仔在走来走去。……观众座的四周排满小摊贩，卖水果的，炸春卷的，吹糖人的，煮鱼粥的……”看戏看到深夜睡去，第二天孩子们还能听到三姑六妗在谈论昨晚大戏的剧情，“说某某乌衫唱得真好，悲哭时害得人跟她流了半夜目汁（本地话，眼泪）。”

以上盛况一去不复返，也只能羡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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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到外埕时，演出正准备开始。女艺术家先点了一柱香，拱手对着虚空深情地说：“太子爷保佑，今天这台戏顺顺。”

吾乡人们拜神时和神说话，时而低语时而朗声，无不恳切深情。听他们语气，很难想象那是一种没有反馈的自言自语。比如此时，戏台上的女艺术家拜的神是“太子爷”，戏台下村民拜的神是“伯爷公”，各自都拜得投入，有条不紊。老人指导年轻的：“手举高点举高点，手举得高，钱赚得多。”父母指导小孩：“叫伯爷公保佑，读书聪明。”

▲ 资料图：“伯公爷”像

我和两位艺术家已经认识，这一天里路过戏台数次，有时会停下来，仰头向他们打听：“现在演的是哪一出”？他们会供大于求地把故事情节介绍一二，不再提钱的事。但除我之外，仍是听众寥寥。

晚上下着细雨。按照老皇历的指示，“伯爷公”回庙的时间却到了。几个看起来很有份量的老人和几个雄壮的青年，在细雨里来到外埕。他们向戏台方向比划了一下。俩民间艺术家识趣地停了下来，音乐也关掉了。老人郑重地互相耳语了一句什么，年轻人领命而去，在外埕外面的池塘边，鞭炮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

老人在鞭炮声中奋力比划，指挥年轻人捧起“伯爷公”雕塑以及各种相关设备。时间紧迫，细雨纷纷，鞭炮声震耳欲聋，人们仅凭口型和动作交换信息，场面看起来相当悲壮。我跟随这支奇怪的队伍，走到村子后面的庙里去。

回来时，俩民间艺术家已经把戏台拆了一小半。这次演出工作胜利结束，他们心情轻松，友善指数跟昨晚不可同日而语。天性泼辣的女艺术家甚至开始跟我开起黄色玩笑。

在村里，检验你们关系是否足够亲切就是开黄色玩笑。比如我问镇财兄的摩托车身怎么全是泥，他只平淡地回答，路不好。但如果换了秀姐或七娣这么问，他就活泛应之：“又不是接新娘！”或者：“我去洗车你嫁我？”或者是更难以翻译的民间语文，目的都是表达带攻击性的亲昵。

男艺术家在抱怨她不长进的儿子，家里明明有三台秤，他偏要买一个电子磅，他说信不信我一巴掌能把他劈两半。没想到善于解围的男艺术家有这么暴烈的一面。女艺术家说你不要嘴硬，你越说他越不怕你。男艺术家说唉做人越来越无意思，拼生拼死真无意思（本地话，无意思就是没意思）。女艺术家说你做人无意思，下世人你做猪做狗你不做人？

男艺术家说他儿媳妇粗心得很，害两岁的小孙女前天烫伤了手，送到医院包扎一下竟然花了六百元。这个数据在这两天显然不是第一次提起，女艺术家不耐烦地再次揶揄：“你买六合彩把钱赢回来。”男艺术家很沮丧：“我要是信六合彩我还做这个？”

雨渐渐大了，戏台拆得差不多，小四轮已经等在一边。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离开这个偶尔停留过一天一夜的地方，回到他们六合彩总是输、老板太小气、儿子不听话、儿媳很粗疏、孙女烫伤手、“做人无意思”的人生里。忘掉苏六娘、包公、过海的八仙，那些不相干的恩怨悲欢。

(原标题：《做木偶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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