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是情感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她于一九七九年最先提出“情感劳动”的概念，产生了跨学科的巨大影响力。在她此后的一系列社会学研究中，情感始终是其分析的核心，而家庭又是塑造个体的情感自我、承载情感的重要价值领域，因此情感视角下的家庭成为她关注的焦点。本文作者把她的《第二轮班》《时间困境》《外包的自我》合称为“家庭三部曲”，在这三本书中，霍克希尔德透过二十世纪美国社会巨大的变迁重新审视家庭内外的纠葛，在性别分工、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张力中思索“女性文化”的真正价值和家庭生活应有的位置。
如果C.W. 米尔斯还身着皮衣脚踩摩托驰骋在哥大校园，他应该会乐见阿莉·霍克希尔德献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当社会学愈发拥抱结构、远离个人之时，霍克希尔德将情感置于社会学分析的核心——情感是人类行动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科学管窥个体深层立场和社会运作的重要途径。透过情感的棱镜，她捕捉到后工业时代劳动性质的转变，解读了美国右翼政治的兴起，也重新审视着家庭内外的纠葛。
1992年，
阿莉·霍克希尔德在奥兰多举行的美国全国家庭关系委员会（NCFR）年度会议上演讲
在霍克希尔德的研究中，家庭具有独到的意义。就社会功能而言，家庭形塑了个体的情感自我。作为多数人的成长之所，家庭是个体情感的原初训练营。在家庭里，人们学习向谁投注共情的理解，习得特定
（既具社会共性又有家庭特性）
的感受规则，练习管理情绪——何时唤起欢乐，何地抑制悲伤，享受这些情绪，忽略那些感受。正是通过与家人感知和回应彼此的感受，个体建构出内在的感受规则结构，并发展出应对更广阔生活的情感工具箱。
就社会文化而言，家庭是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是“私人生活”价值的现代藏身之处。霍克希尔德借鉴了泰弗诺
（Laurent Thevernot）
和波尔坦斯基
（Luc Boltanski）
的“价值领域”
（realms of worth）
的概念，认为在主流美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领域分别基于家庭、市场和国家。每个价值领域都是独立的道德世界，都有各自对正确、适当和良好行为方式的看法。不同于泰弗诺和波尔坦斯基聚焦于“外在”的
（即“在法庭上会胜诉”）
道德价值，霍克希尔德更关心“内在”的道德价值，即那些奠基于感受规则、让人感觉“对劲”
（通常伴随自豪和喜悦）
的道德价值。
作为不同于国家和市场的道德世界，家庭界定了成员之间行为和感受方式的“正确、明智、良好、可取”的标准。“家庭主义”文化强调成员之间无条件地相互负责和支持，秉承“礼物交换”的原则维系长期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最具人情意味和情感力量的承诺形式。这种源于村社共同体的文化传统，曾经是整体性的社会组织原则，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经历了公私领域分化后的“私域化”。公共领域以工作场所为代表，在理性化的原则下，强调以追逐效率和利益为目标、“去人情化”的互动方式；而村社共同体的原则及其承载的情感和道德价值被推到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生活领域中。因此，霍克希尔德笔下的“私人生活”，融合了人性化和共同体的特质，由关注彼此需求、礼物交换的原则主导，是建构长久关系和共情纽带的社会世界，具有一种涂尔干式的神圣意涵。在现代社会中，它包含了家庭关系及其延伸出去的亲友网络和社区生活。这种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生活”的价值场域，相悖于市场的逐利性原则，也有别于
（科层控制下）
去人格化的人际互动。
霍克希尔德重视家庭和私人生活的独立价值，但并非“孤立”地研究家庭，而是将其置于宏大的社会图景之中。很多时候，问题的“症状”是家里的冲突，而“症结”则在家外。社会变迁引发的种种张力被带入家中，演变成夫妻双方、亲子之间的一幕幕情感大戏。家庭，是回应社会变迁趋势的情感工作室。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社会发生的巨变——制造业的海外转移与工会力量的衰弱冲击了男性赚钱的能力，日益发展的服务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女性就业率成倍翻升，美国中产阶级“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模式转变成大量的双薪家庭模式。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出现一个看似简单却蕴意深远的问题：主妇们外出工作了，谁来操持家务、照顾孩子？谁来维系家庭生活及其情感意义？
1948—2016年间，美国不同年龄段的男性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情况：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门工作
《第二轮班》
（
The Second Shift：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
、《时间困境》
（
The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
）
和《外包的自我》
（
The Outsourced Self: Intimate Life in Market Times
）
，正是霍克希尔德就此展开的探索，我将之称为“家庭三部曲”。在三本书中，霍克希尔德讲述了一系列“故事”——那些隐藏在“私人生活剧场”的戏剧，分析人类情感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每一本各自聚焦于不同剧场，戏剧冲突发生在家人之间、职场父母与雇主之间，以及家庭与不断扩大的市场之间；冲突可能存在于两个人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每个人内心之中，还可能存在于不同道德领域之际。
《第二轮班》的戏剧上演在堆满锅碗瓢盆的“厨房”，镜头聚焦在夫妻双方对家务和育儿的分工及感受上，冲突发生在变得更快的女人和变得更慢的男人之间。当夫妻双方都从忙碌的工作中回家，谁该做饭、洗碗？彼此该如何评价这些事的价值？是否对做这些事感到不满？感激伴侣做这些事，还是认为这本就是他／她该干的？
《第二轮班》中译本封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霍克希尔德在与助理一起访谈了八十八对双薪夫妇后，又以“家庭宠物狗”的姿态进入十二个典型家庭进行观察。她把目光投注到家务分工和夫妻关系上。她发现，妻子们外出工作了，但丈夫们并没有回来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于是，大量女性从工作场所上完“第一轮班”还要回家上“第二轮班”——做饭洗碗、洗衣收拾、照顾孩子。“第二轮班”是一个悖论性的提法，通过类比“工作”，人们意识到家务劳动繁重而有价值，但是将这些原本极具情感意义的家庭生活内容比作换取报酬的“工作”，又何尝不是一种“冒犯”和“掉价”？
霍克希尔德发现，如果算上家务劳动，在双薪夫妻中，大多数妻子每年要比丈夫额外劳动一个月
（一天按二十四小时计）
。这额外的一个月让她们睡眠不足、身心俱疲，也心怀怨恨。看似琐碎的家务分工恰恰影响着夫妻间“感恩”的予取。而“感恩经济”——夫妻之间对对方的家庭付出的认可及由此产生的感激之情和回馈之举，正是婚姻幸福的关键。夫妻关系不仅受到实际家务分工的影响，而且高度受制于个体深层的性别观念及感受——夫妻对家庭的贡献各应几何？是否感受到认可和赞赏？霍克希尔德将性别观念分为三个类型：“传统型”认同丈夫作为一家之主、挣钱养家，而妻子则负责操持家庭事务
（即便她也外出工作）
；“平等型”主张夫妻双方齐头并进、责任均分；“过渡型”则是指处于传统型和平等型中间的状态，比如过渡型的丈夫会完全支持妻子外出工作实现自我价值，但同时期待她在家务上也能挑起大梁。同样的情形，透过不同性别观念之镜，给人截然不同的“感受”。妻子的高收入，对平等型的丈夫来说，是来自妻子的一份馈赠，他愿意承担更多的家务来“回馈”；但对过渡型或传统型的丈夫而言，则损害了自己的男性气概，愿意忍受这种“损害”才是自己给予妻子的馈赠，反而需要妻子承担更多家务来“补偿”。总体而言，女性趋于平等型或过渡型，而男性则多为传统型和过渡型。最常见的婚姻组合是平等型的妻子和过渡型的丈夫。夫妻间性别观念的差异，引发了彼此间感恩的匮乏，双方都感觉被亏欠而怨恨不满。
性别观念的裂缝不仅存在于夫妻之间，也隐藏在个体内心之中，即在认知与感受之间的冲突。霍克希尔德敏锐地捕捉到个体表层性别观念和深层性别观念之间的张力。人们脑袋里有一套对婚姻角色的认识，但心里的感受可能并非如此。一些人表面上是平等型，但底子里却是传统型，另一些则正好相反。如果说表层观念是人们在主导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权衡自己的现实机会而找到的一套“说得通”的性别观念，那么深层性别观念则往往源于人们潜意识中对童年时期的“警示故事”
（比如对父母不幸婚姻的解读、被家人忽略的恐惧）
的被动回应，继而又在成年生活中被强化了的深层情绪。
家庭生活问题重重，但仍在继续。夫妻们在各自性别观念的作用下，采取有策略的行动去尝试解决面临的问题，维系家庭生活的协调。一些人的性别策略是调整性别观念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差距，另一些则要弥合表层和深层观念之间的裂缝。平等型的妻子建构起“我管楼上、他管楼下
（车库）
”的看似平等、实则不公的家庭迷思，艰难地协调与过渡型丈夫的冲突；过渡型的丈夫以情感支持代替实际参与，与事业蒸蒸日上的妻子攀比工作时间来捍卫“一家之主”的身份；传统型的夫妻中，妻子“扮弱称病”等待丈夫英雄救美来承担一半的家务，以应对“夫唱妇随”的家庭理想与家里需要她的工资度日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反映女性独立与家庭变故的电影
《克莱默夫妇》（1979）
冲突在家里，但症结在家外。夫妻之间的问题，看似是“个人危机”和“婚姻冲突”，实则是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冲击波在个体身上的展开，远非个人所能左右。在《第二轮班》中，霍克希尔德将矛头直指“停滞的革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服务业扩张、男性工资下降和女权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巨变与其他领域变革的缺席之间产生了强大张力。女性进入经济生产是不可逆的社会趋势，但一种能够润滑这一过程、关于婚姻和工作的新的文化理解并没有应运而生。在家外，职场游戏依旧是为不用照料家庭的人设计的。在家里，大多数男性也尚未真正地做出调整去适应女性的变化。职场女性无疑是“停滞的革命”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也承担着她们“怨恨”的后果。
但是，即便男人分担了“第二轮班”，留给家里的时间也不多了！人们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时间困境》里，霍克希尔德把“剧场”从“厨房”转移到了“前门”——工作和家庭之交。妈妈回家了吗？爸爸回家了吗？为终于回家而开心？为回家太晚而内疚？还是为离开工作而不舍？镜头转向职场父母对工作和家庭的感受，冲突转移到职场文化与家庭文化的交锋。
《时间困境》中译本封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霍克希尔德在一家实施“家庭友好”政策的世界五百强企业里进行了三个夏天的田野调查，跟随经理、车间工人上班和回家。她惊讶地发现，尽管公司明文规定提供带福利的非全职工作、工作分摊制、灵活工作时间和地点等措施以促进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却几乎没有人用它。人们长时间地工作，而且似乎出于某种“自愿”。霍克希尔德指出，这背后是工作与家庭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时间竞争和始料未及的文化倒置。
在美国人的通俗观念里，工作是战场，工作场所强调工具理性、追求效率和竞争，个体在工作中产生紧迫感乃至被迫感；工作是手段，为了实现某个更大的目标。家是避风港，由爱和承诺主导，满足个人需求，并赋予个人从属于一个不断向前的社群的归属感；家本身就是目标。与工作场所相比，家本该是更令人愉快的地方。
但如今，“工作变成了家”，而“家变成了工作”。工作场所借鉴了“家”的运作方式和家庭文化，打造企业文化，为员工提供目标、成就感和友谊。企业推行强调信任、团队建设和周到对待“内在客户”的管理哲学，员工被赋权以进行自我管理，用自己的方式去提高效率。工作世界也洋溢着温情和体贴，有着鼓励支持的上司和同甘共苦的同事。企业文化打造的价值感、自主性与团队感，赢得了人们的时间和忠诚。
“在谷歌的生活”（“Life at Google”），体现其工作理念的谷歌办公室
“家”则越来越按照“工作场所”的规则来运转，弥漫着“泰勒式”的效率狂潮。人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家里的任务，个人需求被取代、压制或耽延。家庭时光被分为设定好的、用于慢慢消磨的“优质时光”——比如每晚半小时的亲子故事、每年一周的海边假期。为了挤出这些时间，职场父母们高效利用自己在家的其他一切时间，提前规划、加快速度甚至同时操办数事。在高效运作中，被无意践踏的是那些与特定时刻相关联的情感符号。当活动一个接一个地排满，每个活动的“认知框架”——那些为活动增添情感意义、期待和回忆的时刻——消失了，悠闲的节奏带来的满足感不见了。结果产生了一个悖论，效率本是实现“拥有更多家庭时间”目标的手段，如今也成了生活方式和目标本身。
当家变成了工作，工作变成了家，工作比回家更有吸引力，从在家的“工作”中解脱的方式就是去工作中享受“家”的感觉。投入家庭的时间越少，家里积攒的“工作”就越多，家人之间的纽带就越难以维系，摩擦就越多。工作成为人们逃避烦恼重重的家庭生活的避风港，但前提是他们没有被解雇！而这场颠倒的最大代价被转嫁到了最需要家庭时间，也最无力抵抗风险的人的身上——孩子、病人和老人。他们的情感需求被压缩、外包乃至忽视，而千万职场父母也不得不从事额外的“第三轮班”——意识到、理解并处理被压缩的家庭时间在尚未社会化、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的孩子们身上爆发的情绪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