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a.吴承洛：《秦汉度量衡制度总考》，载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3-146页。
b.丘光明：《汉代容量总述》，载《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44-246页。
c.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5-26页。
d.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2]《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967页。
[3]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市近年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考古》1973年第3期。
[4]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244页。
[5]a.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版第235页。
b.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6]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7]同[2]。
[8]同[4]。
[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
[10]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50、243页。
[11]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肩水金关汉简》（二），中西书局，2012年，下册第2页。
[12]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12·29”古墓葬被盗案移交文物报告》，《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6辑，岳麓书社，2010年，第331、366页。
[13] a.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b.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木器》，《文物》2018年第11期。
[14]容庚：《汉金文录》，中研院史语所，1931年，卷二，第5页。
[15]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
[16]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17]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一八《辨物》，中华书局，1987年，第454页。此处龠、合进制与实际不合，疑为后世改动或传抄造成的讹误。
[18]《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第967-968页。
[19] a.容庚：《海外吉金图录》，1935年，下册，第146页。
b.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量-128。
[20]马衡：《新嘉量考释》，载《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创刊号，1936年；后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54页。
[21]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量-153、154、155。
[22]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量-152。
[23]据刘向《说苑》及部分西汉医简，西汉时当已存在“合”这一单位。但正如相关出土文献所揭示，这一时期官方量制体系中极少使用“合”，反映“合”仍居于次要地位，其时主流量制仍然是“升龠制”。
[24]斗之后本当是升，但应为0升而省去。
[2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第145页。此简用斛-斗-升进制，年代当在新莽始建国元年以后。研究可参[27]。
[26]a.[日]梅原末治编著：《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桑名文星堂，1943年，第16-51页。释文同时参考了
b.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61-166页。
[27]a.杨哲峰：《两汉之际的“十斗”与“石”、“斛”》，《文物》2001年第3期。
b.熊长云：《秦诏铜箍残件与秦桶量之复原——兼论桶量与斛量之更替》，《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3期。
[2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第340页。
[29]尊古斋旧藏。见a.黄濬编：《尊古斋金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b.容庚：《汉金文录》，卷三，第11页。
c.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卷十二，第6页，中华书局2016年影印本，第2301页。
此器清代即已出土，因存世另有一“永平大司农铜合”，故以往或认为此器“仿永平平合而伪”（孙慰祖、徐谷甫：《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序第15-16页）。然而，1953年甘肃省古浪县陈家河台子汉代遗址出土的“大司农平斛”，其纪年为“建武十一年正月”，与此合完全相同。清代造假者恐怕很难准确预见这一纪年时间，当可证建武铜合不伪。同时，建武平合和建武平斛为同年同月制作，可知东汉建武十一年曾颁行过一批标准度量衡器。
[30]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第
74
页。
[31]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