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朱镕基带着体改办、财政部、税务总局还有银行等部门的60多人，花了两个多月，跑了17个省市，去劝说各地同意分税制。
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呢？
因为当时财政体制的核心是“包”，地方政府完成年初的税收指标后，都想尽办法把税收藏在当地，导致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连年低于gdp增速。到92年中央财政赤字1000亿，到了不跟银行借钱，政府发不出工资的地步。第二年铁路、港口、民航等一批重点基建项目也因为中央拨不下来钱，被卡了脖子。
那时候每年一度的财政大会，一开至少两三个礼拜，主题通常有两个，一个是地方财政厅跟中央财政部的“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因为几乎所有地区都对中央压下来的税收指标有意见，都说完不成，双方要讨价还价好几个回合。
另一个主题是“募捐会”。中央预算的窟窿年年要补，只好跟地方伸手要“贡献”。但在当时“弱中央”的状况下，财政部长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当了12年财政部长的王丙乾有一年开口要钱，被一个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当场反目：跟我要钱？我可没有！
所以92年中央财力困难，三次跟地方政府借钱，最后还是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向上海借到10亿。
收不到税，中央政府只好走走收费的偏门，80年代中期，就发布了“能源交通基金”，之后又发布了“预算调节基金”，到90年代初，每年财政会议之前，中央总要千方百计的出台一些收费措施。
但是修修补补弥补不了年年增加的赤字，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悬崖边上。这种情况下，才有了朱镕基亲自带队，到全国强推分税制的事情。
分税制对充实中央国库的效果明显，10年间，全国财政收入从4000多亿增长到2万亿，但是中央把税收大头拿走之后，换成了地方政府想尽办法“增收”。
去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是8万多亿，土地出让金接近4万亿，而且还在增加。增长最快的是地方债，去年的规模达到了6万亿。税收收入已经不是地方政府搞建设的主要来源。
由于中国大部分省市经济是倒金字塔结构，中央拿走十几个税种的大头后，省以下政府几乎无税可分。基层政府以前为了维持财政，在超生罚款、超载罚款上大做文章，弄出人命的事情也不是一两件。
12年全国人大小组讨论会上，广东省的代表们对主管财政的中央领导大吐苦水，说中央财权太大，广东省的发展成果，被中央转移支付给了中西部地区，而广东本地的不平衡问题却越来越严重。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给这两天因为美国税改，而对中国减税怀有期待的人泼点冷水。中国目前的财税制度，决定了说减税就要先考虑减谁的税，砍税的支出。
减中央政府的税，我们怎么集中力量办大事，怎么下饺子一样生产航母和万吨大驱，怎么朋友圈遍天下，让人民日报共青团环球时报不断打call。刚还向各国庄严承诺了，要邀请各国政党15000人次来华交流，减了税诺言怎么实现。
减地方政府的税更吓人，地方政府没钱的时候是没底线的，税不够费来凑，当年收农业税的时候他们的手段忘了吗？到时候各地治安水平下降，犯罪率提升，基层党组织成为保护伞，车匪路霸横行，中小企业和老百姓有好果子吃吗？
而早在2012年，还在中投公司当董事长的楼继伟在为《财经》杂志撰写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下一步”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按现有税种，中央确实没有多少余地与地方在收入分享上做太多的文章”。
政府手里三个钱袋子，税收，债务，土地出让金，一年新增债务上万亿置换好几万亿，税收多一点少一点无关大局。
微博上要是实在炒得太凶，就把个人所得税门槛上调一下。个人所得税一年一万亿，一半来自北上广深杭，这几个城市土地出让金上涨10%，所得税的损失就全回来了。而且房价一涨，有房的小中产们还特别高兴，多交的房款他们会当作资产，没房的也会通过交房租承担即将到来的房产税。
所以说，在川普减税后嚷嚷着中国也应该减税的，都是因为没有权力限制了你们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