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是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是否也是最危险的事呢？在2010年，全世界约有28.7万名妇女死于分娩过程中，每480人中就有1人，即2100微死亡（1微死亡代表了百万分之一的死亡概率。这个概念描述的是，一个普通人，在普通的一天，会发生危险的概率）。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英国公民每6年发生严重死亡危机的平均风险量，简单地说，就是把这6年的风险浓缩在几个小时之内。
即便如此，这些数字又有什么用？对在产房中陪伴的诺姆(本书在讲述有关风险的故事时，设计了三个虚构人物——诺姆（Norm）、普登丝（Prudence）和凯尔文（Kelvin），他们分别代表面对风险采取的三种不同态度：理性分析型，过度恐慌型和无所谓型。你属于那种类型呢？)来说，又能有什么用呢？也就是说，在决定要不要生小孩时，那些有选择权的人有多少次真正计算过生育风险了呢？毕竟这对女性，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来说，几乎是最危险的事情了。
危险性可能会让我们的决定有些许不同，这是概率在真实生活中局限性的良好示范。如果你觉得诺姆的举动看起来很荒唐，或像个局外人，这是有原因的。如果情感和冲动对诺姆来说比在推车下捡拾数据表格更重要的话，肯定因为那只是一般的风险。
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告诉了我们一些非凡的故事，它们也是无数努力探索和关注的焦点。在某些国家，比如乍得（Chad）和索马里（Somalia），生育风险在全球平均值的5倍以上。在这里，产妇生产时的死亡率达到惊人的1%，即100次生产中就有1次死亡，即1万微死亡。它可能被认为是自然概率，也是行之几千年的残忍行为，也是本书谈到的风险最高的活动。纵使这数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医疗权威机构以一些非自然和历史的风险数据加以修改，但生产致死的自然发生率无疑还是最高的。
对发达国家来说，即使产妇的死亡率已有显著的下降，但仍是缓慢的、不稳定的、伴随着痛苦的。就算在上层社会，生孩子这件事也是危险的，看看教堂里的纪念碑就知道了。在150年前的英国，200位妇女中就有1位因此死去，大部分是感染或是产褥热（puerperalfever）所导致的。
早年在一些慈善医疗机构生育的风险也比较高，甚至比石器时代100人中有1人死亡的记录还糟。在1841年，在家中生孩子实际上比较安全，助产士无疑让人感到害怕，但一些慈善医院的医生却更容易让人致命。伦敦的夏洛特皇后医院素来以“妇产科临床教学基地”而闻名，在那里每100位生育妇女中就有4位死亡，在夏洛特皇后医院生孩子的风险相当于4万微死亡，比自然生产死亡率还糟糕4倍，甚至比在阿富汗当一年兵更危险（2011年时约是5000微死亡）。
对生产的母亲而言，医院甚至比现代战区更让人无法信任。敌人是谁？是医生和医院而不是分娩过程杀死了大部分的母亲。如果我们将这些死亡率和自然死亡概率相比，可以发现在这些机构中，四分之三的死亡事件是直接由医疗专业人员造成的，这比塔利班恐怖分子更为恐怖。
1848年，维也纳一个匈牙利籍医生伊格纳?塞麦尔韦斯（IgnazSemmelweis）是个特例。他将两个诊所进行比较：一个由经过训练的医科学生操作，一个由助产士运作。结果医科学生造成的死亡率是助产士的2～3倍，平均10%，是石器时代的10倍。1842年12月，一个月之内，在239次生产中就发生了75起死亡事件，这个让人无法置信的概率，几乎是每3个妈妈中就会有1个在生产中或生产后死亡，这间医院简直是一个屠宰场。
塞麦尔韦斯医生验尸后发现，这些学生和教授在接生时竟然都没想过应该事先洗手。他们带着尸体的病菌，这使得产妇在街上生产都比让他们接生安全。有些妇女甚至偏好在有学生临床实习那天生孩子。当塞麦尔韦斯医生提出洗手并加氯消毒的要求后，死亡率在一个月内由18%降至2%。
由于提出医院有害健康的犀利见解，塞麦尔韦斯医生被解雇了，后来他搬到匈牙利佩斯州（Pest），不断受到不认同者的干扰。他开始写信抨击欧洲著名的妇产科医生，说他们是刽子手。他变得反复无常，让人难堪，最后被送到精神病院两周后死去。死因是被他的看护毒打一顿后受了感染——一个残忍的巧合，享年47岁。30年后，在上千个不必要的死亡事件发生后，细菌理论才被建立起来，塞麦尔韦斯医生才获得平反。
那么现在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说法，每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50位妇女在分娩过程中死亡，大约平均一周一位。产妇死亡调查报告从1952年开始每三年发布一次，现在已经升级为产妇和儿童健康调查报告。它指出，如果我们把直接死亡如失血过多和间接死亡计入的话，真实的数字应该更多，大概是现在的两倍，这让生育问题变得更糟了。?
这个调查还发现，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每年约有150名婴儿没有母亲，因为母亲们已在分娩中死亡，最常见的直接原因还是感染。但是现今每年怀孕人数超过了70万人，最常见的间接原因是心脏病，每年15～20人因此死亡。因为有心脏病的女性在怀孕时，压力随着宝宝的成长会越来越大，就像《弓箭手》（TheArchers）的剧情一样。
在联合国的报告中，英国每年有92名产妇死亡，死亡率约为九千分之一，从历史上来看是相当不错的数字，但还是有大约12微死亡数值，跟骑摩托车从伦敦到爱丁堡往返的微死亡值一样。
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英国近20年来生育风险并没有下降，明显的社会阶层依然存在，较低社会阶层的生产风险是较高阶层的5倍之多，年纪较大的产妇也有比较高的生育风险。
就联合国公布的各国比较数据来看，瑞典只有40微死亡，是英国的三分之一，正如塞麦尔韦斯医生所说，关键问题在于清洁卫生。在美国，男人想要陪产的话，必须穿一件长袍；但是在英国，家属可以直接进去，即使刚从花园过来的也一样。即便如此，美国产妇死亡率的官方数据为210微死亡，依旧是瑞典的5倍多——在国际排名上和伊朗处于同一个水平，尽管这些数字不可避免地存在争议。
美国喜剧演员琼?里弗斯（JoanRivers）曾说，她觉得最理想的生产状况是“在第一次阵痛时就把我打昏，然后等发型师来了再把我叫醒”，这也是德国在20世纪初所发生过的事。一种称为“暮光之眠”（twilightsleep）的麻醉方法，使妇女甚至不记得生产过程。麻醉的普及是在1850年左右开始的，在此之前，妇女不可避免地都要遭受“夏娃的惩罚”，就像《创世记》中所说的：“在悲伤中迎接新的生命。”
生产的恐惧一般被称为“婴儿出生恐惧症”（tokophobia），在英国有一个叫作“出生创伤协会”的组织，他们表示焦虑和恐惧并不罕见，虽然“恐惧症”这三个字不讨人喜欢，就好像对安全感到忧心一样，却不用过于担心。
他们认为即便是生育的这种恐惧，也值得尝试去克服，特别是当他们拿出简单计算过这种伤痛的数据之后。也就是说，这么做值得吗？很明显，最后会有一个好处——得到一个宝宝。这个诱因让数百万男性和女性接受了这个风险，即使他们忘了采取避孕措施，对此也并不内疚，虽然风险极高，但也是值得的。
事实上，证据显示人们越期待可能获得的好处就会越降低所预测的风险，也就是说，对某些人来说利益大于风险。这些人会认为风险对他们来说非常低，对其他人也是。一个不完美的经验法则是，你期待越多，担心就越少。但是，为什么好的部分会使坏的部分减少呢？补偿？是的。风险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PaulSlovic）把它叫作“情感启发法”（affectheuristic），即如果你喜欢一个东西，你就难以发现这个东西可能会伤害你。
如果像凯尔文的老婆一样，采取剖腹产的方式会比较安全吗？恺撒大帝就是剖腹产生下的，这几乎成为一个神话，因为那时只有在母亲死亡或是濒临死亡时才会剖腹，但恺撒的母亲在他长大后都活得好好的。第一位在剖腹产之后还能活下来的妇女，是16世纪一位帮猪结扎的男人的老婆，他的职业或许让他具有一定的解剖学知识。暂且不提神话，恺撒的后代似乎对剖腹产非常热衷，因为现在罗马将近一半的宝宝都是经剖腹产生下的，80%都在私人诊所。
官方记录显示，剖腹产的死亡率为170微死亡，比顺产几乎提高了一倍。但风险是有争议的，特别是难以将操作本身的风险和是否由剖腹导致的风险区分计算。
当然，所有事情都可能出现问题，有些问题虽不会导致母亲的死亡，却仍然会造成严重影响，最常见的是产后抑郁症，它影响了10%～15%的新妈妈。这又是另一种风险，老问题又来了，从益处中看到风险是多么的困难。尤其是在所得利益非常大的情况下，认真看待我们自身可能并不利于指引我们对未来的感受。“我知道我想要一个宝宝，而且我非常想要，当我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很开心，当我想到不能有宝宝时会不开心，所以拥有一个宝宝将会让我快乐。”谁会说你错了呢？但是失望的风险也不小。我们应该试着说服人们认真看待风险，特别是应该在出现产后问题时提供帮助，但不应该期待自己能够改变人们的希望和行为。
本文选自《一念之差：关于风险的故事与数字》/三联生活周刊·新知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