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这首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在 1988 年发行，迅速火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它也成了当年台商不懈拼搏的口号。今天，就让冯叔带着我们了解那些敢于拼搏的台商。
近 40 年来，大陆经济能够快速增长，其中有个重要角色——台商。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它在台湾本土的发展过程，另一个是它融入了中国大陆快速成长的经济体系里，发展出新台商的过程。台商的经济能量和发展地域变得更加多样化，必然为台商群体带来了一些有趣又独特的特征，比如他们的贸易精神、吃苦精神。
而台商也会表现出人文的一方面，因为他们长期受日本还有西方文化的影响，会通过去三温暖
（桑拿房）
、酒吧、夜总会等软性的沟通方式，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活络性，帮助他们做成生意。
此外，我觉得还有两件事值得关注。
第一，台湾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深厚，他们突不破「以个人权利为核心」这个点，所以台湾的老家族企业做得并不好。
第二，台湾的政商关系让他们受苦。
早期的政商关系比较猛，都是给钱办事；后来台湾出现了选举制度，商人对不同政党的政策都有选择倾向，但没有直接的利益交换。同时，他们也要跟大陆政府保持良好的互动，必须选择统一阵线，否则大陆这边就把他们的脖子掐住了。
如今台商在中国大陆持续发展，尤其是在一些制造业和服务业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也让我们看到了台商的智慧。总之，台商的命运已经融入到我们中国的广大事业版图当中，他们也对国家的未来尽了一份心力，这样我们才能够盼望中华民族未来 50年、100 年的荣景。
本期嘉宾：丁鲲华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荣誉会长
冯叔：我在台湾的投资和管理经验就是一句话——不得其门而入。在投资前，我跟台湾两个政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征询过意见，他们都告诉我没有问题，台湾是法制社会，会保护商人的既得利益。
可当我们要办房产证时，它又出了个裁决的命令，不给我们办，我们只好去复议。
而在台湾这样的权力架构下，我不知道商人有问题该找谁，这样的政商关系导致效率特别低。
丁鲲华：这一块的确跟大陆不一样，因为我在大陆做生意，领导的决策下来了就要执行，行政效率很高。而台湾除了领导以外，还分政务官、事务官两个不同的系统。政务官不需要资历，不需要任何学历，只要派任就可以，所以政务官承认的任何事情都会因为人的调换而作废，这也是您辛苦的原因，您可能还得再花不少时间。
冯叔：五六十年代，台商拎着皮包在全世界卖东西，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尊敬和感佩的历史过程。
丁鲲华：这也恰恰是当时我们经历的过程。
因为台湾是个岛，不产任何矿产和能源，你不走出去就没有生存机会，所以台商的基本个性都是外向型的，都愿意出去做生意。
五六十年代的我们，可能用手提箱装些文件、一个小计算机，就开始去美国、欧洲、东南亚各国做生意。到了 80 年代，政策变成了「戒急用忍」，同时推动「南下」，所以台商有很大一段时间在为了政府的运作而奔忙。
在 90 年代，很多台商都选择到内地来投资，因为语言相通，市场也大。那时咱们大陆正要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而台湾地区的技术工业恰好要升级，基本上不鼓励再发展食品、文具、鞋业、服装这些产业了，所以它们都大规模移到大陆来了。现在那些比较知名的台商，都是那个年代来的。
冯叔：台湾地区市场经济的运作历史比较久，法制系统相对完善，这应该是台商的幸运。不过我感觉台商文化跟内地的还是有不同的，比如台商的雇佣观点比大陆老板要明确。1978 年以前，大陆老板没有做过生意，所以那时候他们强调平衡、互助，员工和老伴之间的等级不怎么清楚，但是台商就很清楚。
丁鲲华：很多大陆朋友说台湾的系统管理很严格，不怎么人性化。我也常跟他们开玩笑说，台商在 90 年代出来的都是劳力密集型的行业，譬如宝成鞋业和富士康，它如果不做制度化的管理，流水线就启动不了。
另外，这些台商中，90% 以上的老板都住在厂里面，也跟员工一块用餐。
冯叔：未来有法制也有竞争，这些不同的文化都会融合，商人只需要服务于效率，那么公司大体上的管理方法会下相互接近。现在台商作为一个群体，您觉得台商核心的价值追求在哪里？
丁鲲华：
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永续经营，把一样东西做到精。
比如鼎泰丰的小笼包、永和豆浆的烧饼油条、老张牛肉面，都是我们大陆的产品，它们就是有这样的价值追求，才可以在这么多地方开起来。
